本文节选自 平泉澄《物语日本史》第59节：德川家康

如同之前提到的，站在天下政治中心的人从信长变成了秀吉，又从秀吉变成了家康。然而与信长和秀吉相比，家康的姿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长和秀吉都以京都为中心进行政治规划，即使是出于战术上的需要而并不久居京都，也会尽可能在距离京都更近的地方居住，安土城和伏见城就是出于这种思路而修建的。不过家康则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远离京都的江户，并且即便是自己隐退之后，也选择在骏府（静冈）居住。另外，信长任右大臣，秀吉任关白，二人都是作为朝廷的重臣，拥戴天皇而行天下政治。然而家康则在庆长八年（1603）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幕府，在江户处理天下政治，并将这一体制固定化，以至于子孙代代相传。也就是说，自天正元年信长推翻足利幕府以来，时隔三十年，幕府时代再次回归。

但事实并非如此。三十年前的足利幕府是开幕于京都，即公武一体的形式；而家康则远远地避开京都，完全独立于朝廷，在江户开设幕府，这一点与镰仓幕府十分相似。也就是说，家康所期望的目标、所选择作为范例的对象是源赖朝。这样说起来，两人的经历其实非常相似。赖朝十四岁被流放伊豆，也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忍受作为“流人”的侮辱和艰辛。家康六岁的时候被送出当人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难，即便是成为冈崎和滨松的城主之后，也依然不得不在信长和秀吉在世的时间里隐忍于他们的手下，直到关原一战之后，家康才终于可以自由地指挥诸大名，此时他却已经五十九岁了。两人命运相似，遭遇相似，因此性格上也很接近，家康本人还很尊敬赖朝，对他的事迹专门进行过研究。有一部创作于镰仓幕府时期的典籍叫作《吾妻镜》，书中有对赖朝言行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详尽的描述。家康很喜欢阅读《吾妻镜》一书。此书有一套早期的五十一册写本原来保存于小田原，北条氏在灭亡之际将其赠予黑田家，庆长九年黑田家将此送与家康，家康非常高兴，并将其刊行出版。正是由于对赖朝的事迹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因此在建设幕府的方法，以及统御大名的政策等方面，家康有很多与赖朝几乎如出一辙的地方*。

不过无论怎么相似，家康也只不过是在符合自己情况的地方加以模仿。在对待朝廷的态度等方面，家康的政策则要比赖朝严格得多。就在元和元年眼看就要攻下大阪城的时候，家康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以及“武家诸法度”，据此对朝廷以及诸大名进行约束，巩固幕府体制。这里将武家诸法度列举如下：

—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

—群饮佚游应加以限制。

—诸国绝不可藏匿违背法度之徒。

—诸国各大名、小名，以及各领俸、蓄养之士卒，有被告为叛逆杀人者，应速速放逐。

—从今以后，除本国人之外，不得招揽他国之人。

—诸国若有居城修补之事，必须先行上告。应严格禁止不经告知行新城营造之行为。

—邻国有企图营造新城以及召集党徒者，应尽早上告幕府。

—不准行私自达成婚姻关系之事。

—诸大名需行参勤交代之事。

—衣裳之品级应避免混淆不清。

—身份低下者不得行乘舆之事。

—诸国诸武士应厉行勤俭。

—国主应遴选可负责政务之人才。

上述诸条之宗旨应严格遵守。

庆长二十年卯七月庆长二十年七月，改年号为元和。关于上述十三条，各自附有详细的说明内容，此处暂且省略不表。这样的十三条法度本来是指导诸大名，对其进行诚恳劝化的内容；可是一旦这样的条目被制定了出来，对诸大名进行处置似乎就变成了幕府的自由。比如福岛正则，贱岳七本枪中的一位，原来是秀吉身边的近臣之一。在关原之战之中，正则作为家康军的先锋部队进攻大阪一方，因这一战功自清州二十万石受封至广岛四十九万八千石，还在随后帮助建造江户城的工程中受伤骨折。然而到了元和五年，由于擅自修缮广岛城，他被追责违犯武家诸法度之罪，四十九万八千石领地被没收，本人被流放信州川中岛。加藤清正之子忠广也是如此，由于其有不端行迹、不问政事，在宽永九年被没收其熊本五十二万石的领地，本人被流放出羽庄内。这样一来，一旦制定了这样的诸法度，幕府可以自由地对朝廷进行干涉，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消灭诸大名，幕府的体制也会愈发稳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德川幕府与足利幕府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这大概也是因为家康看到足利幕府时常因为强有力的大名的叛乱而陷入困境的先例，并对此有所考量吧。

*实际上江户幕府的政策更多因袭丰臣政权，礼仪制度则多模仿室町幕府，与镰仓幕府关系不大。——译者注

“平泉澄=皇国史观”，这是现今日本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念。

平泉澄从大正十二年（1923）起，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为止，都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教授日本中世史。当时，他还常到海军大学、陆军大学演讲，在政界和军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战败后，平泉受到了撤销公职的处分，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白山平泉寺（即白山神社，福井县胜山市）。虽然平泉此后没有再回到大学任教，却一直没有停止演讲等各种活动。

昭和四十五年（1970），已76岁高龄的平泉澄写下《少年日本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语日本史》。平泉澄作为一位老者面对日本青少年讲述了他自己理解的本国历史。书中的论调，是他战前的一贯主张，即“皇国史观”。所谓皇国，即以天照大神为皇祖的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皇国史观，就是认为日本国是皇国，将日本的历史看作皇国的历史的史观。

本书上卷回溯日本建国的神代历史，描绘了大和、奈良时期的古代日本之风姿，为中国读者展现了日本无与伦比的王朝文化之繁华；中卷介绍了平安朝顶峰时期华美的贵族文化及其衰落，展现了从宝元、平治之乱开始的源平合战至室町幕府的终结为止的武家政治；下卷描绘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以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统一大业，随后叙述了德川幕府安于太平之时的黑船来航、攘夷开国的明治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众多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必须要注意的是，平泉对古典作品的引用和对描述对象的选择，都是为了更好地输出他的观点。永原庆二早已指出，平泉引用《太平记》，是要让少年儿童感动、兴奋，加深他们尽忠报国的信念。另外，不仅是《物语日本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手法还常见于皇国史观的各种教科书和读物。平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都与现在史学界的认识有差异，比如对足利尊氏、织田信长、明治天皇的评价。读者们可以参考各卷中的译者注来体会，特别是下卷，例如，在对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以及大东亚战争的叙述中有诸多不符合史实之处，这也是其历史观的一种体现。本书为维持其书写的完整性而对这部分未做删减，但对于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中国读者应当有理性认知。平泉呼吁日本的少年儿童去敬仰这些经他雕刻过的历史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让少年儿童的心灵受到感动，这是皇国史观教化的一种手段。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日之间时不时就会纠结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所在了。

平泉早已被日本学界驱逐，现在的日本史研究者大部分不会再引用平泉的论著。但是，确实有部分学者对平泉的研究成果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平泉的各种著作中被评价为较有学术意义的是《中世社寺与社会的关系》 （『中世における社寺と社会の関係』，至文堂，1926）。二战结束后，石井进、网野善彦等几位日本中世史学者对平泉这本书中有关“アジール”（避难所、圣地）部分给予了一定评价。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在日本中世史学界中，有一些年轻学者呼吁：不能将“平泉史学”一棍子打死并动辄认为平泉澄等同于“皇国史观”，而应该重新审视、评价他的各种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要将平泉澄的历史观和他所做的史学实证研究分开来评价。这样的呼吁主要出现在南朝研究的领域中。

《物语日本史》与其说是一部日本通史，不如说是一部日本现代版的《神皇正统记》，一部渗透着平泉个人的历史观的历史书，一部古典作品。我们在把平泉澄作为一位日本历史人物去理解的同时，将这套《物语日本史》当作一部古典作品去阅读即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物语日本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史学史。更进一步来说，当代的日本学者怎么评价平泉，也是反映当今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学界的思想变化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