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仕途得自“武”事的荣禄，谥号却为“文忠”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6-09-19
在中国近代史上，“荣禄”是一个让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一提到他，大概都会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后党”首脑、扼杀维新运动的“帮凶”、反对变法的“顽固派”等等，一些受过野史熏陶的人们，甚或还会聊上几句“慈禧太后的情人”这样的花边，而一旦细究其人其事，则大多迷于传闻异辞，茫然无绪。荣禄生前，已经流谤缠身，1899年9月《国闻报》载文章责其“强悍无识，敢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严复阅后即不以为然：“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断语也。”（《严复集》第三册，533-534页）然晚清以降，荣禄形象与声誉持续跌低，能依据史实平情讨论者反寥落难寻。马忠文先生近著《荣禄与晚清政局》，改变了“长期以来除了简略的官修传记和几篇碑传文，没有一部有关荣禄的完整而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传记或专著”（金冲及序，第1页）的现状，令人欣喜。对这类带有“首部”性质的研究著作，一般人习用或喜用“填补空白”一类的套话予以评价，笔者倒以为，不管如何“填补”，先要了解何以“空白”。读马著之前，窃意至少对以下两点应有所措意：
其一，近代史料虽号繁富，有关满洲权贵者却是一大缺门（皇帝属例外，一般后妃、亲王、满大臣均是），口碑传说、笔记逸闻固为群众乐见乐闻，相对可信的直接史料却捉襟见肘；而荣禄为人深沉，历事少（甚或不）见诸笔墨，留存文字本来不多，再加上庚子年的战火殃及府邸，将其早年文稿、书信统统付之一炬，可据以专论其人其事的材料实在有限，这也制约了目前为止研究的深度。马先生为写作此书，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前人较难利用的档案材料为突破口，而注意多种类型近代文献的配合使用，具体言之，即广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藏清宫奏折、传包档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醇亲王、李鸿藻、张之洞、鹿传霖档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取以与时人文集、日记、书信、笔记、年谱及报刊文献比勘对证，进而有所发覆。
其二，既往研究多数尚不脱“历史人物评价”的套路痕迹，喜取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关节性事件，在横截面上作褒贬，论定大是大非，“评判也过于简单，泛论多于实证”；而因受一些未经验证的野史杂谈，或特定语境下的宣传话语所左右，“不少观点以讹传讹，影响迄今”（第2页）。本书则尽量避免据片段发挥，能用一种相对长时段的视野关照荣禄其人，书名虽题作《荣禄与晚清政局》，但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旨，能探根溯源，知所先后，所呈现的面貌则几乎相当于一部荣禄的详传了。
荣禄家世出身难言显赫，又未走一般科举仕进的道路，而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他何以能爬到这一层？倒是一个让人感觉兴味的问题。马先生铺排史料、勾稽史实，还原了一副非典型的晚清升官路线图。通读全书，得到印象，死后赐谥“文忠”的荣禄一生实得益于“武”事，仕途节节高升，全离不开“练兵”二字。
荣禄隶满洲正白旗，武将世家，祖父、伯父及父亲均战死于疆场，受朝廷格外褒恤，荣禄本人也以难荫入仕，后来辑录祖父辈事迹，遍邀名流题跋，形成一部弘扬家族事迹的《世笃忠贞录》，书名即源自咸丰帝谕中“实属世笃忠贞”一语（25页）。而他仕途飞跃，肇始于辛酉政变后参与创办神机营的军事活动，以统率使用洋枪的威远马步队、镇压捻军马贼，获得“知兵”之誉，也由此与醇亲王奕譞结好，搭上政治升迁的顺风车。另有一项事务与荣禄进用关系密切，不得不提，即主持两宫太后的“万年吉地”工程，尤其监修慈禧菩陀峪陵寝，无疑“极讨慈禧欢心，对其权势增强极为关键”（37-38、153-154页）。无论投身神机营练兵，还是承修陵工，荣禄仕宦生涯早期，基本服务于宫廷事务，一直扮演着内务府大臣等内廷近臣的角色。一方面承办内府优差的王大臣为人艳羡，多会得到帝后异常的恩宠；但另一方面内务府势力盘根错节，内部矛盾重重，如马先生指出，光绪六年（1880）荣禄遭弹劾去官，“内务府权贵之间的排挤倾轧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暗线”（60页）。这也提示我们，要理解清朝满洲权贵的进退出处，其宫中、府中两位一体的为官特色，应予充分把握。
虽然一度政坛跌磋，又遭外放西安将军，但荣禄还是在甲午战时重回京师，受命为步军统领，“早年治兵资历”成为其“临危受命、担当重责的优势所在”（102页）。不久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则意味着荣禄开始进入政治决策圈。督办军务处原是一个战时军事统筹的临时机构，但在甲午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被保留，马先生敏锐观察到这一机构之于荣禄的特殊意义：“先是负责裁勇、编练新军，随后与国防建设相关的调整兵工企业、修建铁路也都由督办处统筹决策。督办处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扮演了统筹新政的特殊角色……正是凭借督办军务处的权力平台，甲午战后荣禄的权势得以迅速扩张。”（138页）
此处有两个现象颇值得留意：一则通过荣禄的练兵活动，自咸丰末年湘军、淮军兴起后汉族地方督抚执掌军权的局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333-334页）。二则荣禄正式入枢垣要到戊戌政变后，而在此前已有权参与大政决策。甲午战后慈禧整肃清议，荣禄“始终是幕后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在这一过程中，“督办军务处这个权力平台为他带来的便利条件也不可忽视”（139页）。丙申（1896）、丁酉（1897）之间，荣禄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兼练兵大臣，又奉命参与“办理借款事宜”，其人虽不入枢，却大权在握，成为“戊戌维新开始前清廷朝局的基本特点”。如马先生所见：
在这些王大臣中，能够参与军事、借款、外交、铁路等重要事务的，除了恭王、庆王、翁、李之外，只有荣禄。刚毅虽然入枢，但是枢中班秩最后，且不兼总署、督办处。像李鸿章这样功勋卓著的老臣，也只是栖枝总署，无权参与军政决策。可见，荣禄虽不入枢垣，却有权参与大政决策， 加上两邸不具体过问政事，翁同龢受到猜忌而变得谨小慎微，李鸿藻年迈多病，荣禄倚仗慈禧的信任，成为这个这个时期隐操政柄的关键人物。（151页）这种“非枢臣而秉实权”的政治变态，可以说是荣禄政治生涯中特别且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却也符合慈禧太后一贯的以制衡为目的的驭下手法。作者特别举了一个有趣的旁证，上世纪六十年代位于京郊的荣禄墓遭破坏，发掘出慈禧赏赐的二两多重的金葫芦一枚，上刻“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可见君臣关系之密切（151页，注1）。戊戌后，慈禧以荣禄、奕劻为左膀右臂，一主内政、军务，一主外交、商务，权力各有侧重，而两相制约。在经历端王用事、庚子事变的风波后，荣禄抵西安行在，充任领班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直到去世，其权力可谓达到顶峰。
传统史书首重纪传一体，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近代学术屡经思潮变迁与方法论更新，越来越多史著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已全然不见“人”的踪影，遂有学者发出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的叹息（罗志田《经典淡出以后：20世纪中国史学转变与延续》，导言，第6页） 。据笔者所见，政治史或许仍是目前最注意且不吝“深描”人物的研究领域。马先生写荣禄，不仅详道其生平，并历数其交游，尤其致力于廓清那些作用于荣禄仕进、影响于晚清政局的重要人脉关系，于传统政治运作深得三昧。这种写法，已不止于描画荣禄本人的行状事功，或近似梁启超所谓之“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此处“伟大”，姑取其“宏大”义项而不涉褒贬意，亦如梁氏提示“关系的伟大”，足以承担起串联近代中国“史迹集团”的功能，而可“将当时及前后的潮流趋向分别说明”。
在马先生看来，历经道、咸、同、光四朝，长期身居中枢的荣禄，“关注大局，用人无满汉偏见”，“与满汉、南北、新旧各派政治力量关系微妙，是沟通各派的关键人物”（3、235页）。满洲亲贵如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与荣禄关系亲疏不一，而尤以醇王对其政治地位的推挽之力最巨。荣禄是不折不扣的“七爷党”，“终其一生，与醇王的交谊最深”（33-36、61-67、332页）。荣禄与端王政见分歧，是导致庚子变乱的一大渊源。两人不和，固有神机营与武卫军争胜的近因，也与刚毅附端抗荣、火上添油相关；但马先生眼光能放得更远，注意到荣禄与载漪之父惇王奕誴“历来不甚融洽”，早在同治朝他就在惇王手下负责慈安太后普祥峪陵工，牵连贿案遭弹劾，惇王始终未出面做过一丝辩解。据此，“庚子前荣禄与载漪的不谐，似可从荣、惇早年关系中找出潜在的因由”（60页）。
荣禄仕途发达除了攀附醇王，还离不开军机大臣文祥与李鸿藻的提携。马先生多项举证，说明“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而相较之下，“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则过于表面化，且时有暗中倾轧的迹象”（333页）。翁、荣关系涉及晚清政治史上南 / 北、恭 / 醇、帝 / 后之争多处关节，是聚讼纷纭的一桩公案，高阳、林文仁、陈晓平等学者均有论列。马先生罗列异说，推原其实，指出“荣禄与翁同龢建立交谊，是因为醇王奕譞的缘故”；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荣、翁奉旨承修陵工，“往还十分密切”；光绪四年“荣禄的受黜可能与翁难脱干系，至少有间接的关系”；“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回到京城，能够迅速得到任用，翁氏也曾予以支持”；在汉纳根练兵问题上，两人“意见不同，甚至产生激烈的冲突”（41-42、74-75、105-110页）。而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开缺，伴随了中枢权力的再调整，实质是一次“易枢”。马先生明确点出“徐桐、张之洞联手‘倒翁’，是这次易枢的明线；刚毅在慈禧面前对翁进行倾陷”，但论及荣禄的作用，一则谓“暗中也推波助澜”，再则谓“似无主动的推动”（166-167页），似尚游移。不过，区别于很多人物研究一涉立场分歧势必说成水火的粗暴两分法，本书还是能从历史现场出发，平情讨论，尤其注意到晚清官场之“复杂多变”，“荣、翁心存隔阂，虚与委蛇，猜忌难除。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存在政治合作的基础”，“戊戌年春朝局中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完全不像康有为说的那么紧张”（75、169页）。确实，如果看得再远一点，政变之后，荣禄还两次保护翁同龢得免于难。荣禄去世时，翁同龢有日记：“报传荣仲华于十四日辰刻长逝，为之于邑，吾故人也，原壤登木，圣人不绝，其平生可不论矣。”翁以荣比作原壤，意谓其有所失礼，但孔子不绝原壤，应以效法，不失故人之道，不必再论恩怨。此明显作的是“恕词”。
又，时人论戊戌后政局，多有“刚悍而愎，荣险而狡”的连缀说法；今人写史，也常常将荣禄、刚毅并举，指其为反维新、酿战祸的罪魁。本书则从刚毅留京入枢、荣禄出任直督等事中，窥见两者政争的端倪，并将之与戊戌、己亥、庚子诸变故相贯穿，从而揭示这一“既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一条主线索”，如马先生指出“自此（甲午）直到庚子年间，荣、刚关系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后，甚至成为支配政局走向的关键因素”（105页）。此外，书中对荣禄与李鸿章、刘坤一、曾国荃、曾纪泽、陈宝箴、王文韶、张之洞、许应骙、樊增祥、袁世凯等汉族官员的交往也各有论列，且时有所见。如谓甲午后荣禄与许应骙共同查办事件而订交，“二人交谊与后来时局也大有关系”，“荣禄对康有为没有好感，可能与许应骙的影响有关”（154、177页）。又如荣禄对徐致靖保荐袁世凯是否知情的问题，马先生提示了“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荣禄与徐致靖几乎同时保举新建陆军的将帅，或为巧合？”（208页）尽管所论尚难坐实，但足以予人启发。
陈寅恪在回忆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卷入戊戌政变时，说过一段话：“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又闻曾保举先君。……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寅恪指出张之洞、陈宝箴等由实际经验得知须“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与康有为从“今文”、“公羊”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为清季变法“不同之二源”。长时间以来，学界多以康、梁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已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说法提出了质疑，新近如茅海建先生利用张之洞未刊档案这一宗大型资料，刻画戊戌变法的“另面”，可谓对陈寅恪说的一次全面呼应（《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也是纠正以前晚清史研究过于倒向清政府对立面（维新、革命、群众运动）的偏弊，而有意重建清末改革中“朝野共同努力”的实相，因为“变法”也好，“新政”也罢，毕竟都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成功。
本书专论荣禄，实际上也在多处回应源自康、梁的历史叙述，意在厘清“史实”与“宣传”的界限：
由于受到康、梁宣传的影响，论者多将荣禄视为“后党”的核心人物，镇压新党的“帮凶”，加以负面评价，反而很少批评康梁一派因决策鲁莽而导致局势恶化的举动，这样自然也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活动需要重新予以研究，尤其是奉旨回京后，他调和两宫，平衡新旧，努力维持时局的平稳，扮演着他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总之，荣禄政变后的所作所为，并非“后党”、“守旧者”概念所能简单涵盖者。（195页）马先生用事实证明，荣禄是“近代军事改革的大力倡导者和实际主持者”。在其首倡下，甲午战后开启了以改革武科、练洋操、设武备学堂为内容的军事改革，至戊戌年又继续深化，后虽因政变爆发未能实行，但武科改革无疑仍属于新政范畴；无论定武军、新建陆军还是后来的武卫军，这些新式军队都是在荣禄推动下创办发展起来，“从这个层面看，他是甲午战后的主张改革者，简单地将其视为顽固守旧者与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的宣传有很大关系”（3、174页）。戊戌期间，荣禄作为直隶总督在任上的改革是有所谋虑的，实际上也办得有一定声色，“从遵从上谕的角度看，荣禄并无违抗的情节。康梁等人称荣禄极力抵制新政的说法与实情不符”（190页）。
和陈宝箴、张之洞一样，荣禄在甲午战后的新政中属于“身体力行、谋求实政改革的一类官员”（94页），也即陈寅恪所说“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荣禄之于“变法”的理解当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尚能一以贯之，戊戌政变后仍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可见变法初衷并未因政变发生而改变。而且，在调和两宫关系、维持朝局稳定方面，荣禄也多有表现。严复对此颇有同情，他在私信中议论：“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领。然平心而论，瑕者自瑕，瑜者自瑜。其前者之调停骨肉，使不为己甚，固无论已。即如老西（慈禧），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张荫桓）待翁常熟（翁同龢），荣垂涕而言不可。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严复集》第三册，549页）时人眼中的“险而狡”、“骑墙”，固非褒辞，或也透露荣禄行事风格之一斑，关键须放回历史语境来理解。马先生评论荣禄个性，略异于前人，但并非无的放矢：荣禄不避闲言，能够挺身相助，反映了他待人宽宏的一面。揆诸事实，终其一生，荣禄多次关照、庇护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同僚，诸如甲申后慰问屯戍军台的张佩纶，戊戌政变后设法保全罪臣翁同龢、张荫桓、李端棻、徐致靖等人，都是很好的说明。广结善缘、不分满汉是荣禄有别于徐桐、刚毅等满洲权贵的鲜明之处。（30-31页）清代史家赵翼尝言：“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陔余丛考》卷七“梁陈二书”）赵翼本人治史非纯以“考史”著名，且兼擅词章，而重考证如此。本书主人公荣禄位高权重、人脉复杂、涉事多且要，尤其关系戊戌政变、庚子事变者，影响晚清政局大势匪浅，而其人行为低调、不落言筌，要理解人物本身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实有大量问题非经考证不能决。马先生浸淫晚清政治史多年，其研究风格向以精细考证见长，本书也延续了这一特色，多处示范解疑，令读者领教到考据史学的魅力。如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引樊增祥密函，以信中“济宁”为孙毓汶，“高密”为荣禄；而据马先生考证，当时荣、孙并无往来之迹象，晚清密信隐语中“高密”一词多借汉代高密侯邓禹（字仲华）暗指邓姓，或字号“仲华”之人，此处实指邓华熙（76页，注2）。如此举重若轻，非娴于清季典故者不能办。又，以往论者从帝后党争的认知模式出发，认为政变前荣禄未入军机而出任北洋“出于慈禧的特意安排，是为了控制京津局势”。作者据鹿传霖函札的线索，考出反对荣禄入枢、将之“挤出”者实为刚毅；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出于津沽防务的考虑”，“是慈禧经过周详考虑后做出的决策，并不像康、梁事后所宣传的那样预有政治阴谋”（180-181页）。此外，诸如袁世凯告密、罗嘉杰上“假照会”事件、武卫中军攻 / 保使馆真相、荣禄与“东南互保”关系等悬久未决的疑难问题，本书迎难而上，各各剖析，而能自成一说。不过，就像胡适所说，“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何况研究荣禄这样特殊的人物，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要靠史家在“精密的功力”之外另一种“必不可的能力”，即“高远的想象力”。本书在史事“阙疑”的部分，并未拘守“慎言其余”保险姿态，而能循情度理，有所推论与阐发。如光绪四年荣禄在仕途飙升之际突遭重挫，被开去工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前人多将此归结为荣禄与军机大臣沈桂芬的矛盾，并从“南北之争”的层面加以解释，马先生未满于此，以为“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根本”。在详考“文正（荣禄）与文定（宝鋆）不相能”的派系斗争背景及荣禄策动两宫太后外放沈桂芬出任黔抚的计谋以外，本书亦分析处理了有关荣禄因故触怒醇王、忤逆慈禧的历史记载，在此基础上更提出一个大胆的推论——“光绪四年十二月荣禄撤差之事，荣、沈恩怨只是问题的一面，主要原因还要复杂。虽然缺乏佐证，牵涉内务府大臣等满洲贵族之间斗争的可能性很大。”（43-52页）不过，以笔者拙见，荣禄之被罢黜，似仍应以清史传稿中披露荣禄因谏阻慈禧自选宫监事而“忤旨”为主因（“念其劳”而解其差的说法，是出于传记写作策略的委婉表述），余者只是适逢其会充当了助力，而直接引发荣禄落职的宝廷劾奏，倒是有进一步追索其背景的必要。
读毕全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大满足的地方，我想就是作者几乎讨论了荣禄的方方面面，也全面盘点了与之有过交集的人物，但唯独慈禧太后——一个笼罩了荣禄一生的政治女强人——与荣禄的真实关系及相互作用，却罕见论及。当然兹事体大，论证难度非一般可想，此处或系刻意为之，留有后手，专论俟诸异日？再有本书所要关照的问题实在太繁，落实在写作中势必不能面面俱到，有些问题也只能点到为止，尤其全书后半部的叙事节奏，相较于前半部的周到、沉稳，似给人越来越快的感觉，不少理应浓墨重彩的地方，不过浅言辄止，惜未能深论。如本书“导言”专门提到“以往对荣禄从西安回京后的政治境遇研究很不充分”，奕劻秉政的预备立宪时期“不少因由需要从荣禄执政时期来追根溯源”（第3页）。但正文并未有所展开，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本书所论主要还是荣禄本尊的言论行止，而在史实考订辩误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对话康、梁，一定程度上也触及了“荣禄形象的流变与形成”问题。实际上，关于荣禄其人，无论生前身后、朝野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止于有污名化倾向的康梁宣传话语，也有据说出于辨诬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记》这样的伪造文本。所谓真伪，不过相对问题，“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陈寅恪语），考察荣禄有过何种形象、经由怎样的途径形成现有认知，这虽已是另一话题，但与研究“荣禄与晚清政局”并不脱节。约十余年前，有一本略带普及性质而能言之有物的小册子《晚清风云人物史话·荣禄》（杨利剑、张克勤、张长珍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已注意及此，对荣禄“恶名”有所辨诬。马先生大著以细密谨严的史笔，为荣禄研究夯实了基石，而意犹未尽，想必后有续作。再据笔者所知，北京大学王刚博士著有同名学位论文，广州陈晓平先生亦编撰《荣禄年谱长编》有年。通过这些扎扎实实、贴着地面掘进的研究工作，荣禄“形象”势必会愈来愈清晰，论定人物贤愚不肖，本治史之余事，而能由其人推及其世，探幽阐微，读史阅世，诚学界之幸，读者之幸。本文为《荣禄与晚清政局》的书评，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7期，2016年9月11日。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