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政策专家全新力作

探讨一种至今仍未被承认的、对自由市场的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现代经济思想基础的重新评估

揭示当今美国的经济思维、公共政策背后的宗教底色

导 言

我们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想法，以及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看法，来自哪里？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美国人，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组织经济领域这样一个人类活动当中数一数二的区块，主要围绕着借道市场的个人主动性。但是这种假设是从哪里来的？何以如此众多之人，尤其是美国人，往往会把对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处事方法的任何挑战，视作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根本威胁？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受思想世界任何影响的最务实的人，他们的思想也是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界思想家之前说过的话的产物。这可能是实情，但即便如此，也只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家的思想从何而来？欧洲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深思后认为，历史学家为什么这般思考可能与他们所思考的内容一样重要。经济学家当下为什么这般思考，同样重要。

我们关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观点一直根植于宗教思想，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宗教思想是如何塑造我们经济思维的，当偶尔有人提出这些联系时，它们也大多被误解了。宗教，其实在有文字记录之前就塑造了人类的思维，这里的宗教不仅指每日或每年的仪式往复，还有那种内在信仰结构，它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本书里，我的看法是，宗教信仰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影响深远，并且在今天依然很重要。当今经济学的批评者有时抱怨说，经济学家和许多普通公民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不是从批评者想表达的那个角度上，而是从更深层次、更以历史为根据的意义上来讲。

不过，这一点不仅仅是观念史的问题。宗教思想的影响也表现于，今天的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民，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极具争议的经济政策问题。人们的经济观点和宗教信仰（往往包括他们本人并不持有的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美国成立之前，它左右了经济学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维方式。这也有助于解释我们经常看到的许多美国人令人困惑的行为，他们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似乎与自己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其思想的根本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英语新教世界中新兴的、聚讼纷然的宗教思想方式塑造的，我们理应将这种转变与亚当·斯密及其18世纪同时代人联系起来。宗教思维对现代经济思维所产生的这种影响，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共振态，这种共振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尽管在整个20世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经济学家提出问题的变化以及其分析工具的升级，这种共振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偶然发现它们时，它们造成的后果似乎令人困惑——特别是在美国，与宗教思想的持久共振，继续形塑着我们今天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以及我们对经济政策问题的公开辩论。

亚当·斯密（1723—1790）

我深知，说宗教对亚当·斯密或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的思想有着关键性影响，起初会令许多知识渊博的读者难以置信。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对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一个公开的怀疑论者，也是组织化宗教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休谟曾因称英国国教会主教为“迷信的护持者”（Retainers to Superstition）而揽得恶名。据我们所知，斯密充其量是美国人归之于托马斯·杰斐逊的那种自然神论者。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积极参与了宗教活动，更不用说有宗教热忱。我的立论显然不是要说，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会自觉地将自己的神学取向带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中。

我想表达的是，现代经济学的缔造者们，生活在一个宗教比我们今天所知的西方世界中的任何事情都更普遍、更重要的时代。关键还在于，那时的智识生活更加融会相通。不仅各科学和人文学科（用今天的词来说）的知识往往在同一个圈子里讨论，并大多由同一群人讨论，而且神学也是讨论的一部分。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斯密所教授的部分内容是自然神学。他和他的同事、朋友不断接触到当时关于神学思想新路向的新论争。在我看来，他们听到的、读到的和讨论的，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学见解，就像今天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明显受我们从物理学、生物学或人口学中了解到的知识塑造一样。

这一观点极大地改变着我们对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看法，今天的经济学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人们历来认为，我们今天所知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是启蒙运动造就的，更具体地说，斯密革命和随后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发展，是世俗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这种世俗现代化是从一种历史性变革的意义上来说的，即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思维转变成被我们现在广泛称为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在他获过奖的亚当·斯密传记中，引了斯密本人的一句话来提醒人们，不仅《国富论》，而且斯密整个有关人的现代科学，都“建立在启蒙运动对宗教的典型性攻击的基础上”。菲利普森只是在陈述一个被普遍接受了的观点。就斯密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意趣所指而言，这已经足够准确了。但是，对重大历史进程的诠释，若仅依凭有关行动者有意识表露出来的旨趣，必然是有局限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所言，与其说人们常常是思想的操纵者，不如说他们往往是思想的受制者。有些文化影响，哪怕时间才过了几十年，似乎也能明显看出来（几个世纪效果可能会更好），但对于那些他们自身观念受其左右的人来说，这些文化影响往往被忽视。

意识到斯密革命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神学中的新思想，以及当时的宗教辩论塑造了这场革命，就引出了对前述问题不同的解释。当然，这里所讲的来源关系和塑造作用，不是因为这是斯密和其他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意趣所指，而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神学辩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人性和日常人类互动底色的看法。理解两个多世纪以来经济思想的演变如何继续反映这种最初的宗教影响，也可以引出不同解释。认识到这种深层知识联系对我们当今政策辩论的影响，亦可以引出不同解释。

考察经济思想和宗教思想重要观念（斯密时代是那些聚讼纷纭的神学问题）之间最开始的联系，有助于解释现在和过去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人，尽管他们进入高收入税档次（top income tax bracket）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却赞成保持高收入的低税率？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没有机会继承应税遗产（taxable estate）的美国人会力主废除遗产税？这些反税斗士、政府商业监管的反对者以及无数低收入却站在企业利益一边的人［他们不为企业工作（也不拥有企业的股票）］，却不成比例地属于美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福音派教会，这仅仅是巧合吗？宗教思想对经济思想的这种历史影响在当下表现出的意义，也不仅限于美国：为什么今天会有一种关于如何组织经济和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什么在其他方面与我们非常相似的国家，却有那么多人反对它？

大约一百年前，英国历史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出版过一本同名书。托尼的书是对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反驳。韦伯曾声称，加尔文教派在历史上催生出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行为形式，具体来看，该派信奉人们是否得救在他们出生之前就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他们对此是无法控制的。此外，韦伯认为，在大多数人不再相信预定论之后，预定论信念的影响仍然存在很长时间：的确，时间长到让大多数人忘记了该信念在最开始时影响过他们父母或祖辈的行为。

本书持论与那场长期论争的部分见解是一样的——宗教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强劲的宗教信仰消退后这种影响力势头不减——但实质上更接近于在翻转韦伯的立场。书中的主要焦点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有关经济学的思维。不同之处还在于，现代经济学的缔造者们，并不是生活在韦伯强调的那个时代（且不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是错），而是生活在讲英语的新教徒对预定论的信仰消退一个多世纪以后。我认为，早期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洞察到竞争性市场中个人主动性所带来的有益后果，是因为远离扩大了人们对人性及其可能性的认识。进一步讲，这种对于我们人类潜力的良好感觉，得力于宗教思想的历史性转变，此一转变先是在时间上早于那种良好感觉出现，而后与之相得益彰，自此，这种感觉持续影响着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

正如马克斯·韦伯将美国视为阐释其宗教对经济发展之影响这一观点的主要例子一样，本书在勾画宗教对经济思维的历史影响时，也将亚当·斯密过世（1790年）后的焦点转向美国。原因当然不在于我将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认作他们那个时代执此新学科之牛耳的思想家。那种卓越多半要归于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斯坦利·杰文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但是，我在书中的重要目的也包括，阐明宗教影响之于我们有关经济学的公共对话，以及之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辩论的意义。这种影响，没有任何地方比美国发挥着更强有力的作用，在不了解其起源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地方比美国的情况更令人困惑了。

理解宗教思维与属于我们并塑造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经济思维之间的历史联系，不仅有助于解释经济学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还有助于解释我们当前经济政策辩论中难以理解的方面，特别是围绕市场的效用和适当作用，以及类似意义上，政府在我们社会中的适当作用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塑造我们经济观点的宗教影响，但它们仍在起作用，我们未来的经济轨迹取决于它们。正如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大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著作所指出的，思想不仅对事件有影响；思想通常在运思者头上运行，以他们无法预见和我们换其他思路无法解释的方式，指引他们的思考和选择。

某些宗教思想进路对经济学的影响，即亲近一些观点而对另一些观点有种本能的厌恶，最大程度简化了我们看待经济世界的方式，那个其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市场、激励机制和经济行为的世界，这一点放在历史视角下来看会很好理解。对于个人力争实现主要展现于经济领域的自我提升，我们有信心其能取得成效；我们看重经济上的自我提升，视之为政治自由的表现；我们投身于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既出于物质上的考虑，也因为我们认为经济进步的同时会带来道德上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功效的那种信念，深信这种功效能调动个人经济能量，为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服务。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宗教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发生于历史，也表现在当下。宗教思想的这种影响，渗透到了今天普通公民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愈加美国化，因此，它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和我们。

经济学，如我们所知，依然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宗教思想的影响，在经济学创建之时就已存在。

本杰明·M·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

剑桥，马萨诸塞

2020 年7月

[美]本杰明·M·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哈佛大学经济系威廉·约瑟夫·迈尔（William Joseph Maier）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著有《清算日：里根时代及以后美国经济政策的后果》（Day of Recko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Reagan and After）、《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等。他还就经济政策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撰文，向一些国家出版物供稿。现居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专注于宗教在经济思想演变中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而精彩的新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时代令人不安的分裂现象。没有比这本书更重要的了。

——乔治·阿克尔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学家，以及所有对斯密或熊彼得的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以及当下新兴理论感兴趣的人，都应当阅读这本巨作。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打破了经济学家不会写作这一成见。

——埃德蒙·菲尔普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公民不仅仅是狭隘的经济利己主义追求者，有时这种追求甚至近乎自我伤害。本书以尊重与洞察力诠释了这些选择，揭示了宗教观念如何塑造人的品格，并进而影响政策制定。

——亚当·波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弗里德曼带领读者穿越了三百年的经济思想和新教思想史，文笔精彩，读起来很吸引人。这本书对原始宗教和经济著作的引用非常丰富。尽管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弗里德曼还是设法讲述了一个连贯而令人信服的故事。对于任何对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史和了解当今许多经济政策辩论背后的世界观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尤尔根·冯·哈根，德国经济学家，波恩大学经济系教授

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从经济思想史、宗教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制度史乃至政治史等多维视角，重新探讨了宗教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这一宏大的理论问题。这本书信息量大，探索精细入微，且考察范围直到当代。一本难得的思想史巨著。

——韦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这是一部严肃的思想史、观念史学术作品，不仅对于我国学术界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背景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有较大助益，对我们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内在的、本质的文化属性，把握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差异也是很有帮助的。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

本书追本溯源，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描述了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宗教背景与思想突破，是继马克斯·韦伯、特洛尔奇、托尼等人之后，反思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之思想渊源的有力思考。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学界对弗里德曼的关注由来已久，今其新著再度入华，倩行家操刀迻译，不能不令人瞩目。

——朱东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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