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节选）

幸福和快乐，无疑是当今社会最广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个人层面上，“要幸福快乐”俨然已经成为某种人生目标。我们时常这样激励自己，长辈们也经常这样勉励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商业广告、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快乐宣言”和“幸福宣传”，快乐和幸福俨然已经成为某种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在产业划分上，所谓的“幸福产业”已经成为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在科学研究上，快乐或幸福，更确切地说是幸福感，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不论是“主观幸福感”（SWB）还是“至高幸福感”（EWB），以幸福感为题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甚至大有蔚然成风之势。见微知著，我们不难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似乎都已经成为焦点，甚或已经变成某种幸福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虽然人类思想史上不乏有关幸福和快乐的话语，幸福甚至可谓一种历久弥新的亘古主题，快乐也被居勒尼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当成至善和最高目的。但是，快乐宣言铺天盖地，幸福宣传大行其道，快乐俨然已经成为人生目标和伦理义务，幸福俨然已经变成社会责任和政治承诺，却似乎是到了现当代社会才日益凸显的现象。毕竟，苦难和痛苦似乎才堪称人类历史的主旋律，节制欲望和克制享乐才称得上人生修行的主基调。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门柱上镌刻的就是“认识你自己”和“凡事勿过度”，而非“快乐自己”和“娱乐至死”。自古以来的主流价值观宣扬的也是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不做“快乐的猪”，而非宁做“快乐的猪”也不做“痛苦的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古老箴言似乎已经被有关快乐、娱乐和幸福的现代流行语取代，现代人在对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快乐的猪”的选择上似乎也没有那么不言自明了。由此，我们就不禁要追问：快乐与幸福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古今语境下的幸福和快乐的意蕴是否有着本质差别？快乐和幸福为何会受到现代人热情追捧？快乐为什么会在现代社会拥有那么高的价值定位？幸福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现代人在“幸福意识形态通胀”的现代社会是否真的就过得幸福和快乐呢？我们是否有必要对花样百出的快乐话语和幸福意识形态有所警醒乃至保持高度警惕呢？

在考察现代主体的起源时，福柯指出，“启蒙运动的成就如今决定着，至少部分决定着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思和我们之所为”（Foucault,1984:32）。启蒙运动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塑造作用甚至远不止于此，“不论愿意与否，当今的西方世界，而且不只西方世界，都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遗产。现代文明的诸种价值、制度和实践都根植于18世纪，启蒙运动解放了一股庞大的人类潜能，而正是这股潜能决定着当今世界的诸种形制和方向”（Garrard,2006:1）。如果启蒙运动之于现代人和现代文明的意义确如福柯等所言的那样，那么，在现当代社会盛行的有关快乐和幸福的各种话语及现象是否与启蒙运动有关系？由启蒙运动解放进而决定现代社会之诸种形制与方向的那股庞大的人类潜能是什么？启蒙运动是否有其关于现代性的方案？如果有，启蒙运动提出的现代性方案是否有其关于幸福和快乐的现代性筹划？现代社会流行的快乐话语和幸福意识形态是否有比启蒙运动更久远的历史渊源？快乐和幸福与人类和人类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人类有关幸福和快乐的话语实践对现代社会的形成乃至人之在世生存的历史起着什么作用？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对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历史都至关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似乎并没有那么的充分和深入，甚至就连对这些问题的恰当提法和确切表述本身都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与幸福和快乐一样，痛苦和苦难也在人类的在世生存史上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它们往往是被对峙并举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就指出，人类总是会选择快乐而躲避痛苦，人人都会把痛苦当作恶来躲避，把快乐当作善来追求。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边沁等启蒙思想家更是直截了当宣称，快乐和痛苦是自然用来主宰人类的两位主公，我们的一切所为、所言和所思无不由它们支配，我们试图挣脱这种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确证快乐和痛苦对于人类的支配地位。在现当代社会，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俨然已经成为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对最大幸福的承诺和生产再生产似乎已经变成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而在这种目标和基础的背后潜藏着的正是规避、减轻乃至消灭苦难和痛苦的愿望和承诺。既然幸福、快乐、苦难和痛苦从古至今都可谓深刻影响人之在世生存的重要力量，那么，我们就理应给予它们同等程度的重视与研究。然而，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以往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的是被人类当作恶来躲避的苦难和痛苦，对人类当成最高善的幸福，尤其是当作目的来追求的快乐却往往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切。相比于苦难和痛苦被赋予的厚重与深刻，幸福和快乐似乎已经被先行地打上了轻浮或肤浅的标签。虽然或许正是人类遭受的苦难和痛苦使幸福和快乐弥足珍贵，但这样的厚此薄彼是否真的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之在世生存的现象却并非毋庸置疑。

需要指出的是，苦难和痛苦之于幸福和快乐，更确切说是之于人类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既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就前一种情形来说，正是因人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遭受的苦难和痛苦才促使他们不断地去追求幸福和快乐。这里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补偿原则，就像柏拉图把快乐定义为对匮乏的补足那样，幸福和快乐是对苦难和痛苦的弥补或补偿。人类遭受的苦难和痛苦愈深重，他们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就愈炽烈。就后一种情形来说，则颇类似于韦伯笔下所谓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人类当作恶来躲避的苦难和痛苦恰恰是他们对被当作善的幸福和快乐的热切追求的“未预料之后果”，人类历史上对快乐的追逐和对幸福的承诺几乎无不是以深重的苦难和痛苦收场的。这里牵涉的是一种复杂而悖谬的吊诡逻辑，人类对幸福和快乐的不懈追求未曾想却遭致无尽的苦难和痛苦，对幸福和快乐的欲求愈烈，深陷苦难和痛苦的程度也就愈甚，人类的在世生存史仿佛就是一个由幸福、快乐、苦难和痛苦交织而成的“戈耳迪之结”。然而，不管是简单的补偿原则还是繁复的吊诡逻辑，被赋予厚重意义的苦难和痛苦显然都不能成为压制甚或抹杀幸福和快乐的缘由，对苦难和痛苦的强调也不能成为忽视乃至遮蔽对幸福和快乐的研究的理由。反倒是要想斩断甚至解开这个“戈耳迪之结”，就不得不去正视幸福和快乐对人之在世生存的巨大形塑力量。与以往研究往往重点关注的是苦难和痛苦有所不同，我们关心的正是一直都被人类当作善来追求的幸福和快乐。无论是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还是对于洞察当前处境，这样一种直面人类持续不断地当作目标来追求的事物的研究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

诚然，作为人类思想史和在世生存的重要主题之一，以往实际上并不乏关于幸福和快乐的科学研究。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当前对快乐或幸福感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甚至已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然而，如果说对苦难和痛苦的重视是导致对幸福和快乐的研究遭到轻视或忽视的第一重遮蔽的话，那么，当今流行的对幸福、快乐或幸福感的热切关注和科学研究则构成另一重遮蔽，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更精巧的“以显而隐式”的遮蔽。就像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的情感已经失去其道德、宗教和文化的意涵而转变成纯粹个人心理或生理的反应那样，在当前流行的快乐或幸福感研究中，幸福和快乐也往往只被视为“刺激-反应”模式下个人当下的和即时的脑电波动、生理心理反应或身心感受状态。如此一来，当前流行的对幸福、快乐或幸福感的关注与研究越层出不穷，幸福和快乐本身及其包含的丰富意涵遭到的遮蔽就越严重。幸福和快乐当然是一种个人的身心感受状态，但却并不只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生理反应或心理感受状态而已，更是一种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宗教、文化、社会和历史维度的力量。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当前处境来说，最重要的也恰恰是这些更丰富的维度或意涵。因此，如果只像当前流行的研究范式那样来看待幸福和快乐的话，那么，遭到遮蔽的就将不只是幸福和快乐的这些更丰富也更重要的维度或意涵，从幸福和快乐入手理解和把握人类的现代性境况乃至人之在世生存史的可能性也将遭到遮蔽。

与当前流行的研究进路对幸福和快乐的狭隘化理解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幸福和快乐是一种个人的身心感受状态，但更关心的却是遭到这种研究进路遮蔽了的幸福和快乐的那些更丰富也更重要的意涵，尤其是它们之于形塑和理解人类的当前处境及其历史发生进程的本体的和方法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幸福和快乐，更准确地说是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在本体论上对人类的现代性境况乃至整个在世生存史都起着重要的形塑作用，从而也就在方法论上成为理解和把握人类的现代性境况及其历史发生进程的切入点。不惟如此，就人类自古以来就把幸福和快乐当成目的乃至最高的善而言，用近些年流行的说法来讲，“以幸福和快乐为方法”甚至可谓探究现代性境况及其历史发生进程的最适宜入口。有必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个人当下的和即时的生理心理反应或身心感受状态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会对人类行动产生影响，但幸福和快乐对人类的当前处境及其发生进程的历史塑造作用却更主要是通过有关幸福和快乐的话语实践，也就是通过有关幸福和快乐的含义定义、价值定位和追求方式等的话语及其效应来实现的。与此相应，这些关乎幸福和快乐的话语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幸福和快乐的历史塑造作用的主要媒介。由于我们致力于从情感入手讲述另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历史故事，更具体地说，就是从幸福和快乐入手探究人类的现代性境况及其历史进程的故事，因此，那些关乎现代性的历史发生的幸福和快乐话语，尤其是有着更丰富且完整的谱系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幸福和快乐话语，也就成了我们要去关注的重点。当然，现代性及其历史进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历史土壤，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展幸福和快乐的话语谱系，以更完整地理解、把握和讲述另一种关于现代性及其历史进程的故事。

在从幸福和快乐入手探索另一种现代性叙事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当然还是把在现当代社会盛行的关乎幸福和快乐的各种现象转化为明确的研究问题。因为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那些关乎幸福、快乐、启蒙运动、现代社会乃至人之在世生存史等问题的恰当提法和确切表述本身都还有待澄清，而唯有提出具体明确的研究问题，才能为我们从情感入手来探究另一种现代性叙事指明方向。在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适合探究这个具体问题的恰当的理论进路。与以往研究往往会直接采用已有的成熟理论视角不同，我们将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解释进路。从研究问题关涉的核心现象出发，通过对相关哲学概念进行社会学的改造，我们尝试构造出了一种以现代性的历史发生过程的基本节律和基本情调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绽出理论”，以此来为理解、把握和叙述现代性及其历史发生过程提供理论基础。由于我们致力于从情感入手讲述另一种有关现代性及其历史发生的故事，因此，找到一种适切的历史分期方式无疑将是讲好这个现代性的历史发生故事的题中之义。由此，以现代性绽出理论标画的现代性绽出的基本节律为线索，参照以往有关历史分期的主流模式，我们尝试划分出了现代性的发生过程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以此来为进一步考察现代性的历史绽出进程搭建起适切的分析框架。既然已经划分出了现代性之历史发生进程的主要阶段，更确切地说是现代性绽出的不同历史形态，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详尽地剖析现代性绽出的每一种历史形态，以此来完成我们对另一种现代性叙事的探究，同时检验我们尝试提出的现代性绽出理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