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研究意义（节选）

新冠疫情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从智能养老技术、政府管理平台到公共服务数字化，智慧养老逐渐渗透到老年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术研究中，这一趋向也较为明显。

2019年之前，学界多聚焦智能养老技术层面，主要探讨智慧化的内涵、智慧技术的形态等，对智慧养老组织及其实践过程关注不足；2019年之后，随着智慧养老服务大规模实际应用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凸显，研究重心开始转向数字鸿沟及其与传统分层体制之间的关联性。本书认为，有关智慧养老的研究，即智能养老技术、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及老年人的主体性问题，目前还相当匮乏。

从智能养老技术的发展看，与西方智能养老技术发展路径略有差异，中国智能养老技术发展具有政府主导特征，最初主要由政府开发智能化养老平台，服务于政府监管与政府治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数据整合及其带来的算法能力为公共服务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以智能画像为基础，重新配置公共资源，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同时，疫情期间，在线技术被动扩张，老年人不得不进入技术普及的社会形态，从个人生活到公共服务供给，技术渗透到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系统作为传播媒介和技术工具，既可以赋能老年人，提高其自主选择能力，又可以带来反向“控制”，影响老年人的自主性和效能感，而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养老服务制度建构的价值观念。总体来讲，现有的智能技术建构更多围绕技术的逻辑或者治理的逻辑进行设计、组织和运作，对老年人的主体性认识不足。

家庭系统、社会系统和公共系统是传统上围绕老年服务的三个关键系统，技术的发展必然需要嵌入传统系统当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技术与组织的嵌入过程看，随着适老化产品的应用，家庭的物理边界被打破，不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也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实现照料和看护功能，但日常的护理工作仍然不能通过智能设备完成。从社会系统的角度看，智能平台及设备拓展了社会组织的边界，其服务能力已经不局限于机构、组织内部。通过设备数据，社会组织可以与家庭融合，实现一些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功能，弥补家庭系统的不足。但是研究也发现，智能化的技术逻辑与传统的照护逻辑存在一定的张力，算法背后的时间逻辑恰恰淡化了护理背后的情感逻辑，这是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公共系统与技术的嵌入看，智能平台或大数据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但传统公共系统的行政化倾向并没有因算法而得到削弱，反而因算法的掌控而得到重构。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基层数字官僚”的概念（王晶，2024），即基层治理结构将在数字平台治理中得到复刻。Sara区分了三种数字技术的影响，即虚拟参与、交易自动化和数字分流。虚拟参与可以减轻政府和服务主体的负担，但可能使互动冷漠化；交易自动化遵循理性化流程，可以提高效率，但对公民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分流较为智能化，但可能带来系统性的歧视与偏见（Ball et al.，202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数字技术应用的核心目标不应是技术本身，而是提高老年人的可行能力，将老年人置于数字技术的核心位置。但在智能技术普及的过程中，老年主体往往是被边缘化的，无论是在智能养老技术的引入、设计过程中，还是在智能养老技术的实践过程中，老年人经常处于失语状态。从工具性视角看，老年人的失语，导致技术的使用效力本末倒置，老年人并没有从技术普及过程中获得福利。一方面，数字鸿沟问题导致潜在社会排斥的出现；另一方面，即便被适老化设施覆盖，老年人也没有参与智能产品的设计。从伦理性视角看，技术本身的建构意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一旦进入社会，就不再是被动的主体，其自身也有主体性，可能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可以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如果技术治理的逻辑倾向于前者，那么技术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漠视老年人的自主性，将老年人作为被动的主体；如果技术治理的逻辑倾向于后者，那么技术的发展方向应围绕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需求来设计，以老年人的自主性和需求为核心，通过技术整合家庭、社会、公共系统，建构一种更加包容的数字化组织形态，增进老年人的福祉。

章节摘要

第一章介绍了中国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意义。中国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所嵌入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的差异，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为基础，探讨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探讨了数字技术与组织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模式为切入点，从技术社会建构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视角，探讨了数字技术与社会组织研究范式的转换。本章最后落到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额外关注“非人类”（比如技术）以及“令技术与组织联合成为可能的工作”，这与本书的目标相契合。此外，本章还进一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分析养老服务技术的设计与组织过程的可能性。

第三章提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家庭系统、社会系统、公共系统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协同和互动的。在数字化养老服务体系中，家庭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基础的照护和情感支持，社会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和提供服务，公共系统则为养老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健康管理和社会保障。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养老服务的界限，促进了这些系统之间的协同，推动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本章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当技术造物进入老年人的家庭系统、社会系统、公共系统时，技术内嵌的规范、角色和规定已经内化其中。这对三类养老服务系统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书在接下来几章的研究中，一方面探讨数字化养老服务技术所内嵌的一些行动规则，另一方面探讨数字化养老技术对家庭系统、社会系统、公共系统所发挥的重塑作用。

第四章聚焦发达国家数字化与公共服务系统发展。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对于社会来说，数字化信息技术降低了组织运行成本，提高了组织运行效率。对于老年个体来说，互联网技术和公共服务的相互嵌入，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然而，数字化公共服务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技术鸿沟使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残疾人很难融入数字世界。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的干预策略，极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能力。

第五章从政府购买服务视角切入，探讨制度文化在组织与技术互构中的影响。2015年之后，随着国家层面和地方“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出台，各级地方政府展开了锦标赛式的竞争，对“互联网 ”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井喷式增长。政府作为养老服务平台组织的核心参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技术和组织的互构过程，那么地方政府将通过何种方式（资本、技术、管理、运营等）进入平台组织？这对平台化养老服务的组织形式、组织关系、行动主体策略选择、组织绩效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章探讨的核心问题。

第六章探讨数字技术对长期护理服务产生的影响。数字技术对传统养老服务组织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养老服务中的泰勒制。养老服务被切割成更加细小的、标准化的服务模块。通过具体服务模块的远程控制，管理者加深了对护理员的控制。本章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技术引入与照料价值、照料伦理等问题。

第七章从机构养老视角切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机构养老服务也在快速转型，部分机构引入了智能设备，远程监测居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本章以上海市“堂食” “外卖”一体化养老模式为例，以从机构养老向“机构 居家一体化”服务转型为背景，探讨智能设备在居家养老服务组织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并对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第八章从家庭养老视角切入。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下，家是一种非制度化、私人化的空间场域；在技术嵌入背景下，家的传统生活边界被打破，家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空间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塑。本章以老年人绑定子女亲情卡为例，基于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在线支付互动过程，从亲情卡的功能、亲情卡背后的家庭权力关系等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与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转型过程。

第九至第十章聚焦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中，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便捷性和高效性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行为模式。但互联网的普及并没有为社会中的所有人群提供同等的机会。由于硬件、软件和能力上的差异，传统的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在互联网社会改变生活的机会可能要少于一般人群。那么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可行能力？家庭、社区、政府等组织是否可能提供重要的中介机制？第九至第十章将以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社会参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第十一章运用CiteSpace动态分析了中国养老服务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数字化养老服务的演化过程经历了从简单的呼叫系统到复杂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应用的逐步发展。每个阶段的技术应用都大大提升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了传统养老模式朝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方向转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数字化养老将更加注重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利用先进的技术提供更加全面和人性化的服务。

第十二章为本书的总结部分，从宏观视角探讨了数字化改革的路径。随着新数字生态下技术与组织的交织融合，信息技术内嵌的不平等与社会排斥生产机制也在发生变化，在供给侧引发的数字鸿沟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本章探讨了数字社会跨越供给侧引发的数字鸿沟的机制，从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服务、技术框架设计三个维度，提出了数字化改革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