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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话题 | 河西走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编者按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敦煌莫高窟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走廊地带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创造的,中国的各个区域通过“多元互构”的方式最终形成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各区域之间由若干个走廊地带相互衔接,相互嵌入,这些走廊地带是“多元”得以具体连接的历史-地理-文化基础。而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唯一同时衔接起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这四大区域的走廊地带,是我们探索“多元一体”的机制、理解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入点。2018年3月,中国民族报社与陕西师范大学-河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共同策划了大型理论专题“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先后组织了十余位学者,就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区域关系、民族、生态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提出了“走廊”作为历史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性,聚焦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绿洲道路,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提出一些新的认识。2018年10月,该专栏文章集结为《从河西走廊看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经验》出版。

    本期为大家分享该书中一篇文章的节选,分析了河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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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西走廊看中国》

黄达远 王彦龙 蔺海鲲 主编

2018年10月出版

定价:69.00元

ISBN 978-7-5201-3684-6    



河西走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王建新 李并成 高荣 黄达远


河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河西走廊多元文化荟萃,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当代河西走廊各民族交错散居、和平共处、互助发展的民族关系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优势以及中国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些都说明,河西走廊的民族关系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需要我们从历史起源、发展及现实状况等多个方面去挖掘研究,为国家提供更为深入、切实的智库思维及对策建议。
首先,在古代中华文明形成时期,河西走廊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及世界多元文明体系互动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传播通道。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孕育了古代河西走廊的农耕文明,而后者又与北方游牧文明互动,形成密集的绿洲驿站及商业贸易网点。中原民族在此地与北方及西域部落民族互通有无,成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中华文明各文化系统间的亲缘关系。同时,河西走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条件又使早期中华文明不断向外部辐射,在文明互动过程中,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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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蚕丝加工技术及丝绸产品通过河西走廊运往西域,促成了古代丝绸之路;四大发明、汉字汉文也通过此地向西方传播;古代西方文明诸要素,如科学技术、音乐艺术、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及饮食服饰文化等,也都通过河西走廊与当地各民族文化发生交流交融,逐渐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文明生态史观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早期中华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综合吸收了西域及北方各民族文化优秀元素而形成的,多元共生是其基本特质;而奠定中华文明多元共生及整合凝聚进程的历史条件,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及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互动交融发展。从文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河西走廊以及往来于此的各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发挥了文化桥梁的重大历史作用,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大力发展河西走廊文明生态研究的史学意义即体现于此。
其次,在中华民族逐步凝聚成一个自在实体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又是一条民族走廊,发挥了中原民族与北方及西域各民族相互接触、互动拉锯、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作用。
河西走廊自然条件复杂,地貌景观多样,域内高山、河谷、绿洲、荒漠、草原等自然生境并存,不同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入河西,形成了交错共存又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历史上的人口往来迁徙,不同人群之间发生着持续的分化与融合,逐渐演化为今天河西的汉、蒙古、藏、土、裕固、哈萨克、回、满等十多个民族。汉、回等民族主要在绿洲城镇从事农业、贸易商业,而藏、裕固、哈萨克、蒙古等民族则多在山区及荒漠平原从事牧业。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民族走廊”是一条沟通中原与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通道,那么河西走廊可以说是这条大通道上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中原民族及其承载的农耕文明就通过河西走廊向西部的绿洲及荒漠山区延伸发展。在这里,迁徙而来的中原农民开始与各游牧部落群体互动交流,形成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交往关系。商贸和文化往来使他们互通有无、相互了解,政治经济利益的竞争又造成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和拉锯,但从长久的自然历史进程看,这些过程不断壮大和凝聚着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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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疆域治理的角度而言,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王朝对西域乃至西方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央王朝更进一步推进疆域的开拓及对各民族群体的政治整合。汉末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减弱,河西走廊进入历史学所谓“胡汉共治”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体主导的地方政权在此地交错出现,少数民族群体的军事政治智慧被应用于当地的社会事务管理中。河西走廊的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边疆治理经验,增强了军事作战能力。元代以降,河西走廊不再是地方政权进行军事政治争夺的边陲地带,其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流大通道连接中原与走廊西部和南北向各民族的功能再次凸显出来。
最后,河西走廊就像一个“绿洲桥”,深刻理解与把握河西走廊的历史意义,是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之形成进程的一把钥匙。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谷苞先生曾提出,“长城-天山”一线所划分开的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两大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间。在古代史中,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最重大的民族关系。这两大异质性极强的区域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形成彼此依赖、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在碰撞互动中构成了一个新的大统一,构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重要基础。绿洲则在这两者之间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河西走廊在这方面非常典型。历史上,它在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发挥的中介性、关联性、缓冲性作用,使得河西走廊呈现出明显的“过渡地带”的特色。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统一性”,乃是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实体之中国的“统一性”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的基础;中国内部各区域间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衍化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不同区域性道路,这反过来又以特殊的方式丰富乃至构成着中国的“统一性”。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华民族有着“多元一体”这样的特征与定位。鲁西奇教授曾提出,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不同的区域性道路,包括中原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沙漠-绿洲道路、南方道路等路径。河西走廊是沙漠-绿洲道路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多个区域的过渡地带,对其历史的理解与把握,正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的多元一体性。
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政治整合的历史发展经验、多民族交错散居、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共存,这些史实使河西走廊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最为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推进作用巨大的典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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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的视野:大时空格局下的河西走廊
在传统的对于“中国”的认知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均质化的存在,这就很容易陷入西方认识论对于中国问题的遮蔽。19世纪以来,原本自视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人,被迫开始在东西方关系当中重新厘定自我认知。在此过程中,西方作为中国的镜像,也基本界定了人们对于现代国家、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这种认知通常把国家单向度地理解为均质化的存在,忽视了在法权意义上的均质化之外,各个国家往往还有着历史与文化意义上内在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在这样一种视野中,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会陷入一种单薄的片面性当中,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理解上尤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是跨文明的存在,中国文化内部儒、释、道乃至伊斯兰文化并存交融,农耕与游牧文化并存交融,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点。
19世纪末敦煌石窟的再发现,让我们看到,“跨文明的文明”或者“复合式文明”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常态。敦煌石窟中大量胡汉交融的壁画证明了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延续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始终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谷苞先生指出,“在历史上,我国的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两个统一全国的王朝和许多地区性政权。不论哪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掌权,中国文化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保持了中国历史延续性。这一点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别无先例的,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在河西走廊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区域互动的历史,既有自东而西的中原文明的影响,也有自西而东的西域诸文明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在理解河西历史的时候,有必要进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视野,这将更有助于展示其内在丰富性与外在关联性。这样一种视野,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河西走廊,还有助于去除西方认识论的遮蔽,更好地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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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西北少数民族在时空分布上,与丝绸之路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担当了商品转运和文化传播的角色。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到地中海沿岸,但是,就其货物运行的起点和商人的活动距离来说,很少有将货物从长安一直运往地中海沿岸的,而主要是接力式、邮传式的运转。在这种接力过程中,从河西走廊开始的节点性绿洲城市非常重要,它们作为中转集散地,推动整个丝绸之路的运转,就像是“绿洲桥”的桥墩。
丝路上的接力点或中转集散地,在历史上并非固定不变,它们是在地理、交通、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运行与变化过程当中形成的。相应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前述因素的变化,这些中转集散地也会发生变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这一历史经验十分值得借鉴:不仅对于重要节点和中心城市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与重视,而且要把这些节点城市放在同一个经济功能区来考虑。从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中亚七河地区、中亚河中地区,丝绸之路的不同区域形成波浪式、接力式的区域体系,构成功能各异但又彼此功能互补的“文化-经济”区。这些区域的形成既受到地理等条件的约束,又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对其中机理的研究,将非常有助于今天“一带一路”建设蓝图的设计。
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借助“路”“带”“廊”“桥”等形式重新发现并塑造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长链条合作与深度交流,这将引起区域关系的巨大变化。在国内,受“一带一路”建设效应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布局之下,边疆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还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和中心区。在这一意义上,“一带一路”不仅改变了边疆的空间定位,还将重塑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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