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

2019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在继承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与理论，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多维立体解析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国家纪念日是民国北京政府、国民党宣传政治理念、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措施和手段，政治文化作用于社会民众的重要媒介。通过回答国家纪念日如何为政权建设服务，揭示其功能的复杂多面，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通过国家纪念日对社会民众施加影响，解释国家纪念日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内涵与意义。

目 录

导 论

第一编 国家纪念日与合法性的建构

第一章 “共和”观念：北京政府的国庆纪念日　

      一 制度设计：国庆日的生成

      二 象征表达：国庆日欢庆纪念活动的操办

      三 话语控制：“共和国庆日”的完成

第二章 “革命”记忆：国民党的黄花岗起义纪念

      一 “烈士”与“国民”：民元的纪念

      二 从黄花岗纪念日到革命先烈纪念日

      三 纪念仪式的场景化书写

      四 革命记忆的塑造

第三章 党国政治：国民党的国庆纪念日　

      一 夺取：“在野”立场的体现　

      二 整合：党国一体的塑造　

      三 运用：政治诉求的表达

第四章 消费政治：商家的国庆纪念日　

      一 “双十节”符号的运用与商品促销

      二 “双十节”语言的运用与商品促销

      三 余论：背后的故事

第五章 异化政治：国民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一 抗战胜利庆祝与纪念日的出现

      二 庆祝与哀悼：纪念活动的开展　

      三 纪念话语的表达

第二编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动员

第六章 御侮救国的宣扬：“九一八”纪念

      一 纪念活动的进行

      二 关注东北以纪念国耻　

      三 宣传国耻以凝聚精神

      四 振奋精神以御侮救国　

      五 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与功能

第七章 传统文化的发明：孔子诞辰纪念日　

    一 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创制　

    二 纪念仪式的举行　

    三 教师节的植入与意义诠释

    四 孔子思想的时代阐释

第八章 民族精神的建构：民族扫墓节　

    一 民族扫墓节的发明　

    二 民族扫墓典礼一：祭黄陵

    三 民族扫墓典礼二：祭孝陵

    四 民族精神的凝聚　

    五 知识精英对民族精神的理解

    六 社会民众对民族精神的承接

第九章 领袖崇拜的制作：“抗战建国纪念日”

      一 纪念日的制定　

      二 纪念活动的举办

      三 抗战动员：言论主调的确定　

      四 领袖崇拜：言论主调的辐射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导 论

许多人觉得“国家纪念日”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毕竟如今我们许多人是这些纪念日的亲身参与者，虽然参与的方式与形式各异。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购物消费，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讲话报告，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阅兵操演，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结彩挂灯，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友朋餐聚，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旅行参观。

其实不管是现今抑或过去，乃至古代中国，节日于平民百姓的意义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反倒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活动有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国家纪念日顾名思义是属于国家层面的纪念活动。纪念日的说法应始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此前的所谓“万寿节”等，虽然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和操演性，但基本上属于古代的“仪礼”范畴，而未具备纪念日之性质与特征。

显然，“纪念日”一词属于舶来品，但在中国则成为“传统”，具有了自身的本土化特色。笔者此处所言“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希望较为全面地观察中国自有纪念日以来，国家纪念日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历程。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家纪念日即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会举行大量的纪念活动，逐渐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人还为国家纪念日的操演留下许多文字，记录他们的切实感受。许多内容在行文过程中皆有所表述，笔者在此侧重于简述以下几点内容。

1 何谓纪念日？

“纪念日”一词人们并不陌生，比如说现在广泛使用的诸如结婚纪念日、生日等，这些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假若要追寻一个问题：什么是纪念日？则可能会使不少人感到为难，多数人并未真正思考过，或许有人会回答如圣诞节、春节之类的例子。纪念日成为一个受人言说，含义却又相对比较模糊的“人言言殊”的词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中对“纪念日”做出如下定义：发生过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如国庆日、党建纪念日、国际劳动节。

显然，该定义中指出那是一个发生过“重大事情”的日子，列举的几个纪念日也有明确所指，如国庆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即每年的10月1日。其他列举的纪念日也分别有所指代。

如果从《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出发，可明显感觉到纪念日与节日之间有一定的差别，纪念日属于节日，但并不是所有节日皆属于纪念日。

《现代汉语词典》对“节日”的定义即包括两种：纪念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传统的庆祝或祭祀的日子，如清明节、中秋节等。如此就能够较为明确地认识到“纪念日”与民俗节日的不同，民俗节日更多的是一种“习俗”，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这种习俗“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

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

民国初年高级官员祭祀

而纪念日正如“被发明的传统”。如此理解则容易将纪念日与民俗节日相区分，纪念日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仪式性，而民俗节日更多强调其无意识性和自然惯性原则。

2013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在“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中，有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有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

第五条还特别规定“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

显然，其中“节日”包括民俗节日与纪念日，但又将节日与纪念日作为并列名词，应该是取节日之狭义即民俗节日之义。该“办法”对节日与纪念日的使用比较模糊。特别是诸多的纪念日，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放假，但确实存在，只是很多人并不熟悉，此方面还需要大力进行普及教育和宣传。

不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纪念日”并不都是一些“发生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就纪念日的各种运用而言，能够感觉到纪念日本身也分层次。

也就是说，“重大事情”需要看相对于什么对象而言。于普通人，如结婚、生日、生子、乔迁、死亡等这些日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如此纪念日的范围就比较宽泛。然而国家层面则应该是一些影响到国家进程、发展的重大事件，如国家建立、政党成立、领袖逝世等。

所以，国际社会有纪念日，国家有纪念日，地方有纪念日，家庭有纪念日，个人也有纪念日。纪念日成为记忆过去的重要仪式，通过纪念日追怀已往，当然，更多的还是面向“未来”。

2 “纪念日史”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思潮，其中即包括“新文化史”研究倾向的流行。新文化史研究肇始于法国，其后传播到德、美等国家，80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全面繁盛。

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来源相当广泛，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理论的成果，放弃对宏大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亦不把历史研究之目的看作获知历史之终极真相，转向强调意义的阐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

新文化史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主要宗旨在强调文化的作用，注意文化研究。另外，新文化史在视角上也注重微观史，微观史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和乔万尼·列维等人为代表，他们采取“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微观史学的兴起受到“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此道出史学界多种思潮间的激荡关系，也指出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的关联性。正是这种朝向微观史研究视角的转变，眼光向下，符合新文化史从“宏大叙事”转向更加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这些变化为史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正是在如此史学本质的追求下，仪式、纪念活动等自然而然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研究者在此方面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如莫娜·奥祖夫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节日的研究，C. 里瑞克对法国节庆的研究，林·亨特对法国大革命中仪式、纪念活动的研究，D. M. 伯杰龙对英国市民庆典的研究，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在西方已形成蔚然之势。

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考察仪式、纪念活动本身，而是侧重于揭示仪式、纪念活动的政治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中国学界受西方影响，也开始了对仪式、纪念活动的研究。本书即是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纪念日史”这一概念，以求能够深化学界已有研究。

“纪念日史”虽然研究纪念日本身，但重点在纪念日之外政治、文化意义的阐释，并关涉纪念日的功能、效果。本书对国家纪念日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国家纪念日的功能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够从根本上助益国家纪念日或者说“纪念日史”的研究。

3、现代前夜的“国家纪念日”

纪念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显然不再是西方式的纪念日，而是中西相关文化的交织，不仅借用了西方纪念日文化的相关内容，而且受到古代中国礼仪、节日文化的众多“滋润”，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相当普遍。

其实，西方纪念日文化与中国古代的礼仪、节日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往往能够更好地消除国人吸收西方文化时的陌生感，有利于国人接受西方新事物。但是，这种相似性也恰恰影响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正理解。

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指出：“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新政，其中，改变万寿圣节的形式，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但与当时梁启超介绍的“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的概念不同，梁氏认为纪念日“不是庆祝君主诞辰，而是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

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影响和新政推动下，清末万寿圣节发生不少变化，从原本限于官方或朝廷的封闭性朝贺，转变成与民同庆、举国同欢的“大众型纪念日”，并被赋予一定政治内涵。不过，虽然朝廷实行新政，但因政治制度未更动，新式外表下内质“依旧如故”。

《大公报》在1905年法国革命节之际，发表题为《法国革命庆典问答》的论说，用“问答”的形式介绍法国革命及革命知识，包括：“法人何故革命”；“何谓破巴士的狱”；“法人叛乱之行为也，在我中国固视为大逆不道者，胡为反成为历史上至美谈乎”；“革命虽为公理，然不能不牺牲国民之生命，破坏社会之安宁，然则亦有以防之乎？”且最后认为“吾既为法国贺，吾不禁复为我中国忧”，所忧者即“我中国之革命党秘密召集羽翼已遍布全国”。此文实借此宣传政治改良思想，希望清廷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及早实行政体改良，防止爆发革命。

不唯如此，因民间对“新政”的渴望，西力激荡下的“万寿圣节”渐成宣传立宪工具。报刊通过“万寿圣节”表示支持光绪皇帝，将之书写成开明君主形象，希望其能够亲政。

有“万寿节”言论称：“我皇上之忠于国事也，戊戌事变之际，臣下阻扰变幻百出，而我皇上惟毅然决然，尽取中国之弊政一一禽薙而兽弥之，除恶务尽，其英断实超越乎汉之孝武。虽俄之大彼得，日本之明治，不是过也。”将光绪皇帝比作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等杰出改革者。而在处理“义和拳肇乱”上，亦“惟我皇上一人知衅不可启”，事后也“言我不自持大柄，诛戮匪党以谢天下，外人必将代我为之，中国大臣而使外人加刃于颈，主权何在？”于是才“勘定内乱”“顺时布政”。言辞中有为袒护光绪而不顾事实者。

万寿节中有言论认为：将光绪比作彼得、明治，乃“东人”与“西人”的印象，“予”“尝见东人而问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中国之明治也；又尝见西人而问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东方之大彼得也”，通过外人之口褒赞光绪，用心良苦，如此开明君主可惜未有实权。

实施新政后，国人对慈禧垂帘听政颇有微词，希望光绪能够“早亲政。皇上不亲政则无实权，无实权则不能大有所为。不能大有所为则虽亦名为变法号曰维新，然所改革之事，终属枝枝节节，无补于国家全局。我皇上如果亲政则实权在握，必有以救国家之危急者。而况我皇上久为外国所钦佩，如果亲政，则外人之谋我中国者或可一变其方针，不复敢藐视我中国。是皇上之亲政与否，实于国家存亡有密切之关系”。光绪亲政问题实际上关涉新政实施，稍后更认为光绪亲政关乎立宪实行，没有皇帝，谈何立宪。

“万寿圣节”的文字宣传，表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只有立宪才能振国权，并希望能早日实行立宪，阐述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合理合法性。20世纪为专制政体消亡的时代，日本通过立宪而“行将与欧美各大国匹敌者”，俄国也因与日本一战，有改革政体之动向。何况原本“我皇上戊戌变法已显露改立宪政之基，今之时局较戊戌为尤危急，改立宪政，此即其时”。

国际国内并非无立宪环境和基础，如今，要想中国能够富强则“必先保国之寿命，欲保国之寿命，必自改立宪政”。立宪与否关系国家存亡。要求朝廷能宣布立宪年限，以图“安人心而定国是”。

立宪为国家当务之急，只有行立宪才能巩固国家基础，实现长治久安。“万寿圣节”用以宣传君主立宪，借“仪式”进行“政治操演”，已显“现代”苗头，但其背后支撑的整个体系依然是“王朝”、“朝廷”和“帝王”。

民国祭祀场景之演奏礼乐

立宪改良的主张者，甚至当时中国政府，在对待法、美纪念日文化上抱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政府大员“在遇到礼仪问题时总爱询问法国公使馆”。但中国显然尚未有真正的纪念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纪念日，虽然表面学习、借鉴西方，但骨子里有着另一番打算。

当然，就算到民国时期，在纪念日形式上，设置关于某些事件与人物的“纪念日”也是典型的西式纪念。在纪念日功能上，民国国家纪念日与西方国家纪念日类似。

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诞生之初，乃为民族国家的统治服务，为巩固国家权威，其主要目的和功能集中于政治方面，政治操演是其主要出发点。在纪念日内在现代元素上，某些内容被移植到中国，虽然会根据中国特有国情做出适当调整和改变，但西方烙印依旧明显。

如纪念日对国家与国民意识的强调，标志现代国家诞生，这在帝制中国时代似无法想象。但此时的国家纪念日也并非对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的全盘整体接受，国人对待西方事物只能算是选择性、批判性的接受。

中国或许更强调纪念日的实用性，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乃自发产生的结果。中国接受西方纪念日现有模式，但能否正确理解和认识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制定原则、内涵和意义，这确实存在疑问。一不小心，难免东施效颦。

1910年1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一篇《宣统二年庚戌学历》的文章，规定学校一年的各项仪式活动，其中便有诸多“纪念日”与“国耻纪念日”。

比如，正月初十，皇太后万寿；正月十三，皇帝万寿；二月十四，国耻纪念日［光绪戊戌（1898年）德国占租胶州湾订约］；二月廿八，纪念日［道光戊戌（1838年）焚鸦片于虎门外］；三月初一，纪念日［光绪丙午（1906年）宣布教育宗旨］；七月十三，纪念日(光绪丙午颁诏预备立宪)；七月廿一，国耻纪念日［光绪庚子（1900年）联合军入京两宫西狩］；七月廿四，国耻纪念日［道光壬寅（1842年）与英国战败，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等等。

这份列表还有“附说”：“每届纪念日，或于下午最后一时间停课开会，为学生演说当时之历史，或不停课而于课毕后延长一时间以内行之。演说之际，当以今日情形互相比较，于养成国民之爱国心之大有裨益。”

可见时人对纪念日已有相当认识，将万寿节特别与“纪念日”相区分，寄予纪念日厚望。假如将这份纪念日单子、附说与民国成立后的纪念日制度相比较，则会发现此时已基本确定纪念日样式和策略，只是无法得知该份“学历”的作者，其制定出于何意，是否得到运作等相关问题，但可肯定的是已有“中国式”纪念日。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与域外国家纪念日知识的传入，为中国国家纪念日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因素，从而产生“中西交织”下“纪念日”活动的开展效果，是为清末万寿节的新变化，并有了社会上纪念日的设置或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