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人们不是用“血”，而是用“骨肉”来想象和解释亲属关系和摹拟亲属关系的，“血”观念的流行大概受到了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那么，古代中国人是怎样想象“血”的呢？“血”在社会结合中居于何种位置呢？本文尝试以歃血结盟的习俗为切入口，通过对异姓结拜——“秘密结社”结合方式的研究，考察“血”所积淀的文化内涵。

本文出自《重审中国的“近代”》。作者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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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

孙江 著

2018年12月出版

在异姓结拜的歃血仪式上，“血”的使用凝聚着人们的文化想象，但构成结盟者之间摹拟亲属关系的有形之物却不是“血”，而是“骨肉”。

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对于血的认识相似。人们在把生命和血等而视之的同时，还发明了以放血来治病的方法。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因为人们认为构成生命的不只有“血”，还有“气”；“血”和“气”不只决定人的生与死，还影响人的生存状态。

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血的观念被引入亲属继受关系。其时，在人们的观念里，构成血与血相连的主体不是父子，而是兄弟姐妹。异姓男女结成夫妇后，其所生育的子女之间拥有同等的血缘关系。

为了保证血缘的纯粹性，又不触犯基督教会关于近亲结婚的戒律，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提出了基于教理的婚姻关系准则，即通过神赐福信徒的宗教仪式使夫妇结合，并以子女为媒介融为一体。由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间的一体性得到了认可，横向的兄弟血缘关系得以过渡到父子的纵向关系上。

与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关于血的上述观念不同，“血浓于水”“血亲”“血缘关系”等观念虽然业已扎根于现代中国社会，但在古代中国，维系亲缘关系的纽带并不是“血”，而是“气”，“气”的表征为“骨肉”。“父精母血”之说固然表明母子之间是以血来联结的，不过，“血”本身也包含在“气”里。

滋贺秀三认为“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等古代中国人的观念表明，父子为不可分割的生命连续体的观念是中国人人生观的根本，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的出发点。父子一体，父子如同首足；夫妻通过婚姻结为一体；兄弟如四肢关系。

既然父子、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犹如身体，“骨肉”很自然地成为表征异姓结拜关系的符号。从早期的天地会文本里，可以找到许多以“骨肉”来表述结拜兄弟关系的文字。

天地会人物图像，出自《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在清代嘉庆年间姚大羔的《会簿》里，写有“同心结骨为兄弟”（《洪门诗》），“如同骨肉便相求”（《有难诗》）。

刘梅占所存的红布《花贴》称“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颜亚贵《桃园歌》称“当天结拜，即是骨肉同胞，永无更改”。约作于道光年间、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文本也有“结成生死骨肉之亲”之语。稍晚的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洪门小引》里有“胜如同胞骨肉之亲”字句。

类似的语句还见于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的《天地会研究》一书：“胜过同胞骨肉亲。”凡此等等，都说明所谓“摹拟血缘”关系，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摹拟骨肉”关系。

那么，“血”在这种“摹拟骨肉”的异姓结拜中具有何种意义呢？田海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歃血结盟不同于西方，是一种“空洞的仪式”（empty ritual forms），旨在强化结拜时语言和文字的力量，而西方的歃血结盟则要创造兄弟血缘关系。

笔者认为“空洞的仪式”之说带有欧洲文化本位的色彩，因为“血”固然没有实际作用，但结拜仪式本身产生了“结骨”等于成为异姓兄弟的结果。在此前提下，笔者赞成田海关于“血”的意义在于强化语言和文字的力量之说法，“血”的这一作用换言之就是“尊而神之”：让神明来见证结盟，惩罚背盟者。天地会文本里所载述的歃血结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

天地会各种文本在述及其历史起源时，都有一段关于反清复明的故事。根据姚大羔所藏之会簿，大略如下：

崇祯十七年，明亡。西宫娘娘李神妃侥幸脱逃，并在云南高溪庙生下一子。康熙年间，西鲁作乱，居住在甘肃少林寺内的一位总兵揭榜，率128名寺众出征，得胜归朝，仍回少林寺。后僧众受奸臣诬陷，遭到清兵围杀。

力战而幸存的18名僧人奔逃到海边，发现从海里浮起一只白石香炉，捞上来一看，只见香炉底部刻有“兴明绝清”四字，于是“当天盟誓”。后来，师尊万提起（云龙）聚众108人，于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立志打倒清朝统治者，恢复明朝的江山。

天地会旗牌，出自《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对于这次起会结拜，各种文本的说法不尽相同。姚大羔的文本提到先后两次结拜，第一次没有用血，只是指天发誓；第二次规模比较大，众人均饮血酒，不过没有点明用的是人血还是鸡血。

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天地会文书抄本关于结会的故事同上，只是叙述更为详细，《忠义榜文》道：

“异姓结盟，义同梁山之祖，滴血共饮，情各（若）宋江之宗。”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收录的文本称5个僧人见到香炉底部“反清复明”后，“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祝告神明”。盟誓没有用血，只是指天发誓，并且用草来代替香。

而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洪门小引》则说“插血联盟，插草为香”。结拜时，既用了“血”，也用了“香”（即草）。以上四个主要的天地会文本，关于天地会结拜时情景的描述不尽相同，其中盟誓形式各有差异：或指天发誓，或捻香盟誓，或歃血结盟。从中可见，大概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血”并非必不可少，草、香等均可以成为血的替代物。

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天地会文本记述了一套规范的组织架构、入会仪式和交往方法。根据七卷本的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载录的几十件歃血结盟案件，一个完整的入会仪式可以概括为四个步骤：

首先是设立香案，香案可以在桌子上、地上或土台上，供奉创会人“五祖”像或洪二和尚像、关羽像及土地菩萨像等，排列牲醴香烛，让诸神见证结拜；

接着是钻刀仪式，从刀下钻过去，或从火上跳过去，甚至还有从供奉神像的桌子下钻过去的；

第三步是歃血盟誓，同饮鸡血酒或人指血酒，宣读结拜誓言；最后是传授暗号，有“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之口诀和手势，也有用纽扣、小刀、铜钱之类做文章的情形。

在天地会结拜仪式上，也有不用鸡血，而只用人指血的例子。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要使用鸡血的，因而宰鸡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为什么要频频使用鸡呢？田海曾举证了元明清三代所用牺牲的种类及其意义，指出白马祭天，乌牛祭地，雄鸡（特别是白雄鸡）因为凌晨啼鸣，象征着生命的开始和回转。

天地会碑亭，出自《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牺牲的这些意义在春秋战国时代似乎还没有。在笔者看来，民间所用牺牲的种类主要与祭祀空间有关。在国与国订盟或民众起事时，通常会于白昼在户外公开举行歃血结盟仪式，所用的动物是体积较大的马和牛；而小规模的民间结社则往往选择黑夜在室内或旷野破庙里举行歃血结盟仪式，所用的动物自然是体积较小的鸡。

因为仪式往往是在黑夜中秘密举行的，所以鸡并不单纯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而兼有生死悖论的意义。这在以下几首宰鸡诗中都有所体现。广西田林天地会文书抄本《现龙头》诗曰：

此鸡不是非凡鸡，流在人间五更提（啼）。

万兄盟誓诏他作正，不忠不义照鸡亡。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5《斩亚七诗》（即宰鸡诗）道：

此鸡不是非凡鸡，落在人间报晓啼。

今晚洪家来做证，兄弟饮过正齐心。

《又鸡诗》道：

顶戴凤冠尾带枪，遍身白玉为衣裳。

兄弟结义将你斩，若有奸心照样亡。

两个文本之所以咏叹“此鸡不是非凡鸡”，乃是因为它有报晓——新生命即将到来的象征意义，但是，这只“凡鸡”却在破晓前一命呜呼了，鸡的生命旅程暗示了参与结拜众人的命运：如果大家“结骨盟心”，则可迎接未来；如果“不忠不义”，必为刀下之鬼。宰鸡后，接下来进行的饮鸡血酒仪式标志着一个生死共同体的诞生。

施列格《天地会研究》中收录的诗文和萧一山上述诗文大同小异，描述了若干盟誓用血的场面。在《请神表文》中写道：

“会盟同心，插（歃）血立誓。”歃血结盟是这样开展的：“饮完了茶，再来一樽酒……众兄弟取得一枝银针，刺入中指，使一些鲜血流入杯中，然后把这血酒一饮。”接着开始诵诗：“白鸡为记，沥血设誓。不忠不义，照鸡而亡。有忠有义，公侯万世。饮酒定盟，结拜起义。”

天地会腰凭，出自《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在有的结盟会上，祝词完后，还要杀一匹白马、一头乌牛，将它们的血滴在刀枪上，之后将牛马烹调作为晚餐。饮鸡血酒是“尊而神之”，而沥血刀枪则有“衅”（避邪）的作用。

宰鸡、饮鸡血酒仪式在民间异姓结拜中被广泛使用，并不断被丰富。在民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异姓结拜文本里有：

“神前应供三牲，凡供三牲者，必用白公鸡。若仅供香烛，则可用五色丝绒束线香一股，至此时则由新丁贵人斩香为二，曰：有如此香。以代斩凤凰之举。”

在这里，斩香和宰鸡具有同样的意义。

民国初年流传的哥老会《江湖汉留宗旨》不仅增加了古代盟誓的内容，还对歃血结盟有了新的诠释，称饮血酒有“血脉相通之亲”作用，这显然是在以往的歃血结盟中不曾见到的。

而另一个哥老会文本刘师亮的《汉留全史》还把歃血结盟和近代国家的仪式相比附，称“盟证者，盟誓之证人也。大凡结盟，必先立誓，如国民政府文武各官就职时，必先宣誓，汉留盟证，如国民政府监视文武各官宣誓之委员也，故曰盟证”。在这里，歃血结盟被赋予了近代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