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刚/绘

如果没有西乡隆盛，德川庆喜不会决意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也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西乡隆盛，“官军”不会在鸟羽、伏见之战取得胜利，废藩置县也无法顺利进行。至少在上述四个事件当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西乡隆盛的情况。进一步来看，1877年在西南战争中打败西乡军的是农民军，而如果没有“留守政府”中权势最大的参议兼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的同意，日本不可能引入征兵制、组编出农民军。

如此看来，西乡隆盛在明治维新的所有近代化政策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西乡隆盛的功绩绝不仅仅是下属做事、上司领功这么简单。如本书第一章所述，西乡隆盛曾在幕末时期与胜海舟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当时他就已经吸收了佐久间象山的近代化理论，并且从胜海舟那里了解到了大久保忠宽的封建议会论。也就是说，在理论和思想层面，他完全能明白大久保利通的“富国论”和木户孝允的“立宪制论”。说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西乡隆盛为何要发动一场没有胜算、没有前景的叛乱？

其实，西乡隆盛完全能规划出胜利后的前景。1889年，日本公布明治宪法；1890年，日本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事实上，西乡隆盛早在1864年就思考过宪法和议会的问题。有人说西乡隆盛打算在西南战争取得胜利后建立士族独裁国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幕末及明治初年西乡隆盛的思想与实践。至于“富国强兵”，同样也是西乡隆盛思考过的问题。西南战争后过了三年，也就是1880年，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富国强兵论”。而西乡隆盛从幕末时期到明治初年以来，早就鼓吹并参与实施这一主张。

即使1877年西南战争的胜利者是西乡隆盛，想必日本还是会建立宪法体制，并且1894年可能会变得与历史上的1894年不同。考虑到1874年“台湾出兵”前后的政局，或许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会更早爆发，而且日本同样可能取得胜利。从这点来看，相较于西乡隆盛的实际主张，后世对他的思想和实践评价明显过低。

杨洲周延/绘

那么，在西南战争时，西乡隆盛的军队到底有无胜算？

如果当时的海军次官川村纯义和熊本镇台参谋长桦山资纪和西乡隆盛一样是重信义之人，可能西乡隆盛的军队就会取得西南战争的胜利。

如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言，西乡隆盛在和胜海舟初次会谈时就心服口服，三年半后他与胜海舟因“江户无血开城”一事再次会谈。因为信赖胜海舟，西乡隆盛力排众议，近乎专断地下令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三军停止进军。西乡隆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旦将信任付诸他人，他就会一直信任下去。

此外还有不少事例。比如在第二章里，鸟羽、伏见之战眼看就要爆发，西乡隆盛遵守自己和土佐藩倒幕派的约定，把谷干城叫来，要求对方尽快将此事告知板垣退助。当时，土佐藩内部已经分裂成主战派和中立派，倘若西乡隆盛没那么讲义气，那么土佐藩在戊辰战争后的影响力势必剧减。

又比如在第四章里，废藩置县之前，萨、长、土三藩藩兵组编为御亲兵。其实，政府当初打算组建由萨、长两藩藩兵构成的御亲兵，如果西乡隆盛直接率领萨摩藩兵上京，这件事就能立刻定下。然而那个时候，是西乡隆盛自己主动提出要把土佐藩兵加进来，理由之一很可能就是板垣退助率领的土佐军团在戊辰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因为西乡隆盛自己是一个非常重信义的人，所以他往往以为别人应该和他一样。1877年2月11日，就在鹿儿岛的西乡军向熊本城进发的4天前，西乡隆盛曾讲过如下一段话。

十年2月11日，日照后降雨，寒冷。……西乡曰，川村〔纯义、海军大辅〕十有四五支持我方。熊本有桦山资纪〔镇台参谋长〕、我军若向肥境〔熊本县境〕熊本藩，又称肥后藩。——译者注进发，则一、二大队之台兵皆将归我，……

这段史料的作者是市来四郎。市来四郎当时在鹿儿岛亲眼见证了西乡军的动向。虽然这份史料不是日记，但从开头那句“日照后降雨，寒冷”可以推测出，市来四郎是参照自己当时的日记描述了相关的场景。由此可见，该史料可信度很高，西乡隆盛在作战会议中很可能真的讲过这段话。

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台湾出兵”眼看就要激化成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川村纯义向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建言，应把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召回，任命他为元帅，担任“统辖两军”的最高司令官。从“台湾出兵”到西南战争爆发，中间不过隔了两年5个月的时光，所以西乡隆盛完全有理由期待海军次官川村纯义会响应他的号召。

另外，同样在本书第四章，镇台司令长官谷干城回顾道，西乡隆盛的左膀右臂桐野利秋曾派心腹桦山资纪前往台湾侦查，而且桦山资纪还向熊本镇台提交了报告书。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这样的渊源，所以当西乡隆盛和桐野利秋向熊本城进发时，他们有理由相信，掌控熊本城内三大队步兵的桦山资纪极有可能投向西乡隆盛一方。毕竟从上文可以看出，幕末以来，西乡隆盛一贯重信义，如果是西乡隆盛自己站在川村纯义和桦山资纪的位置，恐怕他会亲自率领军舰和镇台兵前去支援。不仅是西乡隆盛这般认为，一同出席作战会议的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也和西乡隆盛一样乐观。

熊本应有五组料理等待品尝。马关〔下关〕应有川村迎接之汽船。可身着外衣，意兴盎然，赏花吟咏。……

杨洲周延/绘

倘若2月中旬举兵拿下熊本城，然后在下关乘坐前来迎接的军舰，那么由濑户内海向大阪一路航行时，正好可以观赏樱花盛开的景象。

然而现实却和想象全然不同。桦山资纪没有投奔西乡隆盛，川村纯义海军次官也没有派军舰到下关迎接。西乡隆盛太过理所当然地以为其他人和他一样知恩图报、重视信义。

川村纯义和桦山资纪之所以背离西乡隆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为海军次官和镇台参谋长，早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体制同化，继而忘记原本的理想，即使他们非常看重和西乡隆盛的交情，如果没有占据“大义”，作为军人，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的组织拔刀相向。

在这里，“大义”是指和中国这个当时东亚的最强国一战。1874年9月，川村纯义呼吁把西乡隆盛召回政府，让其担任最高司令官，是因为他以为日本和中国马上就要打仗。此外，桦山资纪曾在桐野利秋担任熊本镇台司令长官时前往台湾侦查，这是为即将发生的“台湾出兵”做准备，而当时日本政府也确实出兵台湾。

如前文所述，1874年10月末，日本和中国签订互换条款，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消失；1875年，江华岛事件导致日朝关系恶化，《日朝修好条规》的签订让这一紧张局面暂时得到缓和。换言之，当1877年2月西乡隆盛举兵之时，无论是对华关系，还是对朝关系，都已暂时回归平静。

笔者曾在前文指出，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分别主张“富国强兵”和“富国强兵”。一言以蔽之，他们在东亚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政见。至于木户孝允的“立宪制论”，其实西乡隆盛早在1864年就已承认“共和政治”的必要性，而那时的木户孝允还只是“攘夷论”的支持者。

也就是说，关于政见方面，西乡隆盛只在东亚政策上持不同意见。可是随着日中关系、日朝关系的缓和，他已无法和其他政要就此类问题展开争论。按理说，这个时候的西乡隆盛已经没有了举兵叛乱的理由。关于这一点，大约在西乡隆盛正式举兵一周之前，大久保利通向伊藤博文转达了密探的汇报，相关信件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此度暴举必乃桐野以下诸人之决断。证据在于，……1月下旬，西乡在日当山泡温泉，众壮士不分昼夜频繁拜访桐野〔利秋〕宅邸。西乡一直强调，〔政府〕必将与外国滋生事端，彼时再断然出击云云。桐野嘲笑此言早已过时。上述情况似为实情。

杨洲周延/绘

西乡隆盛主张对东亚实行强硬外交，他只在这点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形成对立。当西乡隆盛的叛乱失去了强硬外交这个“大义”时，政府内部的陆军、海军自然不会响应他的叛乱。事实上，西南战争爆发后大约两个月，政府方面就已锁定胜局。

并且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东亚政策此时已无法成为争议的焦点，那么西乡隆盛等旧萨摩军团的叛乱就只能算是“革命军叛乱”。明治元年，这些军人曾在鸟羽、伏见阻挡德川庆喜的武装力量，那时的他们是维新革命军；废藩置县时，这些军人为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提供了有力后盾，那时的他们是近代化革命军。

旧萨摩军团曾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此时西乡隆盛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他们的声音。可是，当时日本没有国际争端，对外战争无从谈起，所以旧萨摩军团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看，西乡隆盛陆军大将、桐野利秋陆军少将、篠原国干陆军少将在三人联名写给鹿儿岛县知事的信件中讲述了他们的起兵意图，内容颇为出人意料。

鹿儿岛县令 大山纲良 台启

吾等先前得有闲暇，卸职归县。今番有事欲询问政府，不日将从当地出发，故特此致函告知。因有旧兵队随行，人员众多，故请多加照应民众，勿使民心动摇。

陆军大将西乡隆盛

同 少将桐野利秋

同 少将篠原国干

西乡隆盛整个人生的最后4年，日本与东亚关系持续紧张，相继发生了“征韩论”之争、“台湾出兵”、江华岛事件。因为他的强硬外交姿态一贯为众人所熟知，后世的人们往往把西乡隆盛视为“亚洲主义者”，或尊敬，或厌恶。然而读完本书之后可以发现，西乡隆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算是欧化主义者，他不仅理解“富国强兵”，而且深知立宪政治的必要性。

政治家往往喜欢把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然而很少有人像西乡隆盛那样，被后世的史学家误读。

（点击图片可跳转至购买链接）

《未完的明治维新》

[日] 坂野润治 著

宋晓煜 译

2018年9月 / 55.00元

ISBN 97875201325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