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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云集 |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学术论坛实录

201811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与社会变迁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学术论坛暨《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新书发布会”于上海大学隆重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蔡禾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沈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徐永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社会变迁研究会会长张翼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王天夫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海东教授及本书的各位作者、多家媒体、上海大学师生参与了本次论坛。


论坛第一阶段由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变迁研究会秘书长赵克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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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副院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改变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三个比较深刻的变化:一是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二是静止的社会向流动的社会的转变,三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原有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中,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社会形势。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经历了单靠行政力量到依赖市场力量再到发挥社会力量的过程,如今应该逐步建立起全新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分析框架,其中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运行逻辑的研究较为成熟,社会的运行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社会学界也将积极思考,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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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寿光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也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活动之一。十年前,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丛书得到了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出版英文版并在国外主流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庆祝改革开放4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自2016年起着手筹备“改革开放研究书系”,丛书涉及经济、政治、法治、社会、生态文明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并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以及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丛书也将出版英文版和俄文版并面向全球发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变迁正在进行时,每一位社会学界的研究者责任重大。


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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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举行了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奖金捐赠仪式,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获得者李培林向中国社会学会捐赠该奖项奖金十万元,作为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金,以奖励优秀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代表学会接受捐赠,并为李培林颁发捐赠证书。


新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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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友梅教授等撰写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于论坛正式发布,与会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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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教授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及其经验逻辑(1978~2018)”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李友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何在经济体制快速转型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有序运行是一个重要迷思,社会体制是分配社会公共资源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是将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再组织、再协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社会40年以来的转型是内外因素和多线程相互影响的过程,起初没有像经济转型那样形成明确的目标、路径和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今的中国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复合型的,一方面要解决最基础的如贫困、就业、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如高水平消费、高质量生活等问题,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制度特征,在这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机制:倒逼机制、预期引领机制和转危为机机制。未来,明确一轴多元的社会治理体制以及要打造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发挥核心的作用。


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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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专题研讨环节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变迁、趋势与特点”为主题,由谢寿光教授主持,各位老师发言精彩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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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经济的问题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也就是说经济问题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这对我们很有启示,近20年来,中国也从真正的“无产”社会变为“有点财产”的社会,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们想要提高生活品质,这也是思考社会治理问题很重要的背景。对于社会治理的下一步,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三个关键词:进步——经济要能够上一个台阶必须得有一个好的社会来支撑;法治——真正有序的社会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才能提供给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民生——应对养老、生育、贫富分化等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层、群体实现互惠共生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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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蔡禾


目前不管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表述核心部分是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唯一的差别在于社会管理依靠国家单一的权力主体,而社会治理引入了新公共管理的理念。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国家的职责和能力都不是无限的,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如何建立一套制度?这是社会治理很重要的议题,处理不当容易导致政府职责加重、社会生活政治化。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如何形成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权力关系,社区协商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很重要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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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徐永祥


二战之后,相对独立于市场和国家的第三部门——社会——逐步发育,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是否可以调整为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发展为中心、民主法治为保障,这是第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二,单位制瓦解以后,社区建设逐步兴起,但现有的居委会的管理能力、服务能力亟需提高,街道的职能必须转变。第三,党建引领、“三社”联动机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要进一步扩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区是平台,社会组织是支撑,社会工作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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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沈原


我从微观角度阐述两个社会治理的经验案例:一是以北京的社区为案例来讲社会治理,社区共通的东西叫价值匹配模式,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资源、治理目标,这四者之间要对位匹配。在不同类型的社区里要探索不同的逻辑,探索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二是卡车司机群体研究,涉及其组织化问题,我们的报告中把他们分为三个基本组织类型:一是基于原生态社会关系的组织,二是基于商业关系的组织,三是公益理念组织。这是重要的组织资源,但也面临工会无法介入的困境,这呼唤我们探索新的治理手段和新的治理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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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社会变迁研究会会长

张翼


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使中国社会的治理不得不转型,到现在为止我们面临的社会变化,使得政府难以用传统的办法来治理现代的社会,因此社会治理的转型是一个重大的选题。社会需要自治,但实际上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较低、社会是异质化的社会,社会与政府之间如何形成治理的关系,是后工业社会治理初期需要确立的任务。最后是关于社会阶层分化、矛盾结构化的问题,社会治理打破原有的状况、形成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可能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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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张文宏


第一,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主体并不是并列关系,三者具有从政府到市场再到社会的逻辑演变关系,但到现在社会主体治理社会能否达到理想设计的目标?这仍需要社会学家努力。第二,治理是以民生为核心的,但具体的治理对象仍然存在问题,现有的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宏观的社会问题,比如医疗、住房、养老等,涉及的大多仍然是比较微小具体的事情,社会组织发挥的力量还比较小。治理什么?这个问题还需要探索。第三,中国应该努力将行政动员机制转变为社会动员机制,到时才可能迎来真正的社会治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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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王天夫


社会治理是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运转逻辑的很好的角度。在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的知识体系,找到社会学科能够共享研究的议题。社会治理是一个拓展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本土框架非常好的切入点,我们要好好研究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年发展过程中是怎么样聚合在一起的、聚合的社会机制有哪些。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引入社会治理等措施时要从哪些方向、哪些角度切入,这对我们整个学科体系框架搭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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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张海东


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我国任重道远,在理念层面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一个观点叫“不可治理状态”,在中国社会最典型的表现是“运动式治理”,即所谓的“集中整治”,从而引发“制度失败”;有效治理和依法治理不能划等号,二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从这三点而言,中国法治化水平仍需提高。另外,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治理的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各个阶层组织化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力量化,这些自组织的力量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也是对社会治理转型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标签: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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