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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齐锡生:史料研读与问题意识

“外交政策选择的对错,真是既可以兴邦,又可以丧邦,能不慎重戒惧乎?”在《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最后,齐锡生先生写下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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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齐锡生 著

2018年9月 / 118.00元

ISBN 97875201301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


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1967~1991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1~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影响甚巨。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是继《剑拔弩张的盟友》之后,齐锡生先生对二战时中美同盟深入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剑拔弩张的盟友》聚焦于抗战后期中美同盟运转的实际状况,《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则聚焦于抗战初期中美达成同盟的艰难历程。两书合并起来,即为“从外交视角看抗战”的全史。


通过细致的史料研读,齐锡生先生发现:美国相关档案被大量“动手脚”,以致长期以来,许多读者被史迪威、马歇尔等人观点误导,忽略了在同盟过程中,美方对中方始终抱有种族歧视的态度。


而令人震惊的是,作为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表现不合格,一味迎合美方,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倒是宋子文不择手段,反而取得一定成果。


抗战初期,蒋介石外交重点是争取苏联、德国和英法,美国本不在他的视野中。因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愿干预国际事务,且日本侵华,对美利益不构成直接威胁。


恰在此时,胡适提出“苦撑待变”的观点,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双方通过深入沟通,胡适提出的“先争取美国民众支持,为将来中美同盟做铺垫”的想法打动了蒋,恰好蒋试图重整工作不力的驻美使馆团队,便力排众议,请胡适担任驻美大使。


胡适到美后,通过巡回演讲等方法,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方的舆论环境。


欧战爆发后,曾给蒋最大帮助的德国、苏联先后与日本缔约,法荷亡国,英亦无力关注亚洲,蒋的外交四面楚歌,只好将重点转向美国。


一涉及具体工作,胡适的短板便显现出来。他缺乏专业外交知识,不懂具体操作,在争取外援、搜集信息、干预美国决策等方面,成绩不佳。万般无奈,蒋介石只好重新启用宋子文。


宋子文与胡适过分信任美国政客、坐等机会不同,他主动出击,用近乎无赖的手段,很快打开局面:在美国高层建立了关系网,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在争取外援上也有进展。


在宋子文的争取下,罗斯福派私人特使居里来华探路,因事先得到宋子文秘报,蒋介石予以热情接待,向居里开放了全部政府信息,让居里感到蒋的诚意,中美向结盟方向大大迈进一步。


1941127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吓慌了神的美国突然发现了中国是可以结盟的对象,中美匆匆联盟,已接近临界点的中国终于结束了“苦撑”。


蒋介石的韧性、胡适的迂阔、陈光甫的磊落、宋子文的自负、罗斯福的怯懦、美军“中国通”们的刚愎与自私……交织成一幅高度复杂的历史画卷,谋国之难尽在其中。


显然,《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在追寻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寄托了83岁的齐锡生先生对未来的思考。


美国的史料也被动了手脚


新京报:你是如何想起写抗战史的?


齐锡生:我不是学历史的,对于历史,我是外行,历史系最基本的方法论我都没学过。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研究,原本想写外交,只是过去200年,外交与历史关系太密切,所以写成历史了。


1962年,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为了找博士论文选题,看了一些材料,都是在当时台湾看不到的。当时的感觉是:这才是历史。其中包括美军关于二战的官方史、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还有邹谠先生(他是我的老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等。当时想当然地觉得,美方材料肯定更诚实;如果说有一点遗憾,就是觉得这些书引用中文档案少,否则会更精彩。


于是,我回头去看中方材料,如《总统蒋公大事年谱长编》等,但不太相信它们,因为编者做手脚的动机太明显。看了一段时间,又去看美方的材料,意外发现其中许多地方做了手脚。


比如大家常引用美国国务院的材料摘要,可一对全文,发现摘要中刻意忽略了很多东西,这提醒了我:有人在避重就轻。


20051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我和学者杨天石都去抄。蒋介石日记的字迹非常潦草,用的是梁启超式中文,半文半白。即使是我们这个年龄的读者,也常有看不太懂的地方,常为一个字讨论很长时间。


看了蒋介石日记,我有信心了。毕竟美方的材料、中方的材料我都读得差不多了,中文材料中哪些地方动了手脚,我大体知道。相比之下,美方材料动手脚手法非常隐蔽,通过对比蒋介石日记,才能看出来。


从读研究生到现在,我一直在做相关研究,积累成这本《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可以说,这本书我整整写了40年。


史迪威究竟懂不懂中文


新京报:你说美国史料动手脚了,有例证吗?


齐锡生:那就太多了。


比如滇缅战争中史迪威临阵脱逃,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安,打电话给蒋介石,问中国人对史迪威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可能还不知道史迪威逃跑了,说我们对他充满信任。这下马歇尔放心了,这是标准的美国人的逻辑:你们自己都说信任他,我们也就没责任了。蒋介石知道真相后,气得要送史迪威上军事法庭。可在美国军方编纂的正史中,对此一字不提。


在美国军方正史中,基本不谈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因魏德迈和蒋介石关系搞得很好,这就没法说蒋刚愎自用、导致史迪威出局了,只好忽略魏德迈。


人们觉得史迪威受委屈,因《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本书影响很大,作者芭芭拉·塔奇曼用功得不得了,但她不懂中文,且只看了史迪威的材料,连马歇尔的材料都没看,成了史迪威的传声筒。


我去马歇尔图书馆查了一个多月的材料,因为好长时间没人来,工作人员特别热情,提供了很多帮助。充分了解美方材料后会发现,常被引用的那些东西太片面,且附加了选择性。


比如,史迪威在向中国士兵训话前,会让秘书在中文稿上注好音,并附英文解释,然后他才去朗读,我看到了这个讲话稿的原件。可在塔奇曼的书里,就成了史迪威的中文“很好”。


胡适不是一位合格的大使


新京报:以往人们对胡适任驻美大使这段经历多有赞扬,你在书中却呈现出胡适“书生误国”的一面,你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


齐锡生:我上高中时才听说胡适这个人,上大学时和他见过面,听过他的演讲,真是万分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他说不要做官,所以我一直也不愿当官。可走进史料,我的感情取向遭到打击。


在拉近中美民众情感交流方面,胡适的功绩非常大,作为亲善大使或文化参赞,他是非常合格的。


蒋介石请胡适任驻美大使,他回信说:我当大使,不负责找贷款、找军援之类。第一次看到这条史料,我大吃一惊:当时国家正在战争中,不努力争取外援,这还是大使吗?对胡适的要求,蒋介石居然也接受了。因为美国当时还没进入蒋的视野,他全力在拉苏联和德国。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熟悉,提出先争取美国民众支持,以待国际局势变化,即“苦撑待变”。


胡适原主张对日妥协,甚至提出放弃东三省。胡适是爱国者,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太弱,不如先增强国力,再进行决战。他认为,东三省就像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今天让出去,明天还能夺回来,关键看实力。


“七七事变”后,胡适态度发生逆转,意识到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从此坚定支持“抗战到底”。这一转向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在胡适建议前,蒋在日记中已提出“苦撑待变”,所以二人很快达成共识。


蒋介石对美国没更高期望值,只想争取一点民间好感,以备将来之用,派胡适去最合适。


胡适品格很高,比如他提议,自己在大学中有工资,不拿政府薪水。他走遍美国,用演讲来争取民众,患了重病也不休息,所有开销公私分明。然而,作为大使,胡适太不合格。他驻美多年,在美国政界高层几乎没建立什么人脉,他也不愿参加政客圈的活动,未在高层建立信息渠道。美国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美国政客喜欢胡适,因为他温良恭俭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


宋子文敢跟美国人耍心眼


新京报:在中美实现同盟的过程中,宋子文的作用不可忽视,为何美方对他评价这么低?


齐锡生:我此前非常不喜欢宋子文。


胡佛研究所收藏着46箱宋子文的材料,但没得到授权,不能对外开放。研究所的人建议我,给宋子文家属写封信,作为研究者,较容易被认可。但我拒绝了。欠了他家的人情,将来别人会质疑我写的东西是否客观,这种事我不干。好在几年后,这些材料也开放了。


美国人讨厌宋子文,因为他和胡适的风格完全不同。


蒋介石初期是“苦撑待变”,可随着日本和德国、苏联先后签署和平协议,英、法又陷在欧洲战场上,蒋不得不重视对美关系,从“苦撑待变”转向“苦撑求变”。可胡适过于消极的外交方式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所以蒋不得不起用宋子文,此前宋已被搁置多年。


对于宋子文,蒋不太信任,认为他太张狂,重新启用他前,蒋还特别进行了一次长谈,希望宋子能收敛锋芒,从结果看,似乎没起到什么效果。


为了不伤胡适的面子,蒋介石请胡适回国转任他职,被胡适拒绝。此后,只让宋子文任特使,让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可在几个关键事件上,胡适表现甚差。


宋子文没什么大战略,但操作能力强,他意识到美国政界也分很多派,应加以利用。他到美国后,很快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这让美国政客很不满。凭借人脉,宋子文甚至窃取过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把蒋介石吓得够呛,叮嘱不能再这么干。


宋子文经常直接找到罗斯福,提出中方的要求,而此前胡适只是礼节性地拜访罗斯福,抗战局势恶化时,罗斯福甚至主动对胡适说,是否希望美方援助,胡适却回答:中国会继续坚持下去。


美国人喜欢胡适,因为他知趣、不给别人添麻烦,宋子文则野心勃勃,敢跟美国人耍心眼,敢和他们争论。宋子文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论学历论智商,都不输于美国政客,所以他非常自负,有些目中无人,这让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觉得:你是一个中国人,怎么敢这样?


美国人把自己当成爸爸


新京报:史迪威说蒋介石是守旧、封闭的军阀,满脑袋农民思想,对现代军事一窍不通,这是真的吗?


齐锡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蒋介石曾留学日本,是典型的亲日派。通过实际接触,他看到了日本国民的优点,如坚韧、忠诚、朴素等,他认为中日应携手,蒋喜欢王阳明,也因当时日本盛行“王学”。


蒋介石又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在文化上是从日派,在军事上是反日派。战后他主张以德报怨,不希望中日长期对立,并希望保留日本天皇。


在日记中,蒋介石对国民性有较多批判,认为国人动辄头脑发热,需不断泼冷水。


可见,蒋介石并不守旧、封闭,史迪威这么看,是有原因的。


偷袭珍珠港前,美国军方根本看不起日本,战争爆发后,又陷入极度恐慌中,甚至怕日军占领阿拉斯加,派史迪威去那里组织民众抵抗。


美军采取的计算公式和日本侵华时采用的计算公式是相同的,只是考虑武器、经济、军队数量等,所以日本人觉得自己优势太大了,要3个月灭亡中国,忽略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与奋斗意志。同样,美军也只看到武器、经济、军人数量等,所以觉得日本绝不敢挑战自己。


军方对蒋介石的傲慢态度让罗斯福都感到很不安,几次提醒说,蒋是4.5亿人的总统,不能用对非洲酋长的态度来对他。


其实,美国非军方人士表现得也不好。罗斯福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这是中美同盟的关键一步,双方谈得很好,但中方材料被动了手脚,因为居里对蒋介石说:中美关系就像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现在管得多一点,将来儿子表现好了,爸爸就不管了。


在中方材料中,动手脚的地方不多,但居里这段话说得太难听了。


种族歧视是惯出来的


新京报:史迪威、马歇尔等曾在中国长期生活,是“中国通”,可他们对援助中国表现得最消极,这是为什么?


齐锡生:有了种族歧视心理,越是“中国通”,对中国越不好,他们自认为最了解中国,觉得中国没什么了不起。


当然,我们也应检讨自己,正因应对不妥,才让别人产生了歧视心理。


史迪威、马歇尔曾在中国长期生活,他身边的中国人都是唯唯诺诺的,听他们会讲一两句中文,立刻夸他是“中国通”。会说中文有什么可值得称赞的呢?我们到国外,不一样要说英文?


我在香港,一次遇到外国人不守秩序,保安却不管。问他为什么不管,保安说自己不会英文,说了对方也听不懂。外国人来中国,就应该和他讲中文,听不懂是他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些日常行为,种族歧视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要旁征博引,不要博闻强记


新京报:史料太多,如何才能都看完呢?


齐锡生: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不同。外国学者是先入为主,中国学者喜欢做起居注,对细节斩钉截铁,可知道这些有什么用?有的细节不那么重要,关键看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古人做历史,强调博闻强记、旁征博引。


在今天,有互联网和电脑,博闻强记已不太重要,关键在旁征博引,培养出跨学科的治学方法。只在单一知识中下功夫,就算“上穷碧落下黄泉”,人家一句“有用吗”,立刻就把你戳破了。


我最不喜欢读引经据典太多,却看不出题目有什么重要的书。


搜集史料不是目的,目的是获得发言权。现在有很多小题目专家,虽然能拿到博士、硕士,但太浪费时间了。应该在观念史的框架下,多想几步,然后再跳到史料中去。比如“一二八事变”,很多人说蒋介石消极抗战,处处给十九路军掣肘,以引诱日军攻击租界,让列强出面解决。这说的对不对呢?


有了问题,我们再去查史料。那么就会发现,“一二八事变”的中方主力是陈诚、张治中的部队,对外称十九路军,因蒋介石想吓唬日本人——我们的地方部队就这么厉害,你还敢侵略中国?


在战争中,张治中发现日军火炮的巷战威力不如野战,建议今后多打巷战。蒋介石以为找到了新战法,可到1937年时,他发现根本不行,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受文白(张治中字文白)误导不浅。”


至于说蒋介石想引诱日本人打租界,他的几十万大军可以一打就走,没必要坚持一个多月。


如果一开始没有问题意识,这些史料就没有任何意义。从研究到收集史料,到分析,再到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收集史料最不重要。


好多人都会问我:相关史料你都看了吗?可我为什么要看完呢?历史学者不是材料员,材料员坐在宝山上,可他看不出其中的珍贵。有的单位把史料藏起来,以后再研究,其实大错特错。


历史名著《寡头统治铁律》,史料源于一家意大利工厂,再如《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只在美国旅行了六个月,照样能写出来。可见,不和观念结合,史料就是垃圾。


(本文刊发于2018115日《新京报》,原题为《专访史家齐锡生:胡适不是合格的驻美大使》,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转载)


标签: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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