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建立“廉政学”吗？

是否有必要建立廉政学，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一门学科是否有必要建立，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实践需求决定的。人类对廉政建设长期而丰富的实践是“廉政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廉政建设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治稳定、公共安全等社会需求的满足和实现。廉洁高效的治理也成为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梦想，但迄今为止，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尚未完全实现这一理想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提出并践行“八项规定”，要求既打“虎”拍“蝇”又猎“狐”，网上曝晒腐败和“四风”问题，实行“两个责任”，进行党内问责追责，推行纪检监察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等改革，巡视监督、派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协同发力，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党务和政务公开、诚信体系建设等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廉政建设新理念、新举措带来党风政风的新气象，政治生态出现新变化，社会治理显现出新成效，管党治党积累了新经验，这些都迫切需要总结提炼，转化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论、新政策。

实践反复证明，随机性的、碎片化的廉政研究已经难以担当起促进廉政理论深入发展的任务，从学科化角度对廉政建设实践进行系统化研究，成为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因此，廉政学已经不再处于论证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时期，而已经进入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重大理论攻坚阶段。

廉政学研究 2018年第一辑

蒋来用 主编;徐法寅 副主编

ISBN：978-7-5201-3471-2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定价：59.0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集刊探讨廉政学的基本原理，对廉政、失范行为、腐败、不正之风、道德滑坡、反腐败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腐败与不正之风产生的根源及其规律，对反腐败策略、廉政建设体制机制进行评估，对历史上的廉政建设制度和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对各个地区廉政建设及其相应制度进行研究，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的关系进行探讨。

本刊聚焦廉政建设，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等多个层面对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性质特征、产生原因、政策措施、治理效果、环境条件等进行系统性、科学化的研究。探讨廉政学的基本原理，对廉政、失范行为、腐败、不正之风、道德滑坡、反腐败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腐败与不正之风产生根源及其规律，对反腐败策略、廉政建设体制机制进行评估，对历史上的廉政建设制度和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对各个各地区廉政建设及其相应制度进行研究，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的关系进行探讨。

目 录

专家特稿

何谓反腐败的成功？ ——理论与实践

公婷 杨丽天晴 肖汉宇 / 3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素、结构与发展

任建明 洪宇 / 24

学科建设

为何廉政建设缺乏专门学科的支撑？

——廉政学发展的历史与未来

蒋来用 / 47

反腐败研究

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动态界定

蔡士林 / 71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语境下的利益集团问题研究

王尘子 / 100

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社科院廉政中心课题组 / 118

国家监督体系和政治生态建设

从线性监督到环形监督——中央巡视制度的权力监督逻辑分析                            

崔会敏 /137

中国特色政治生态三圈层结构及优化战略分析

李姗姗 /153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探析

肖生福   孙舒飞 / 175

英文目录及摘要 / 188

稿约 / 195

精彩节选

蒋来用 《为何廉政建设缺乏专门学科的支撑？》

制约廉政学学科发展的因素与分析

一是知识形态的廉政学体系没有构建起来。

有什么具体问题，就研究和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这是廉政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具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对策性和现实性强，能够直接解决问题，服务决策需要；缺点就是碎片化，理论性和系统性不足，对具体的问题看似研究明白和弄清楚了，但因为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知识框架和体系，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常常是某个具体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新的具体问题又会出来，甚至问题越治越多，人们感觉腐败越来越严重。如贪污、吃拿卡要、滥发津补贴、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但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敢担当、形式主义等矛盾开始凸显，效率低下成为新的突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和治理。

如何有效规范权力，让权力既要廉洁，又要高效公正运行，仅仅靠做“菜单式”的具体问题研究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系统性、全方位的问题思维模式，注重学科整体性构架，将碎片化的解决方案凝结成知识性体系。

 二是组织形态的廉政学体系没有建立。

杂志、研究团队、学术论文、专业协会等成为一门学科组织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组织形态的廉政学学科建设基础是相当薄弱的。目前全国没有一份廉政研究的专业刊物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核心期刊目录。因为获得高质量的稿源比较困难，廉政研究的专业刊物质量不稳定，学术影响比较有限。学科目录的设置是影响廉政学发展的第二道重要关口。目前参与廉政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多，但因为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都是兼职顺带，很少专职从事此项研究、将廉政研究作为终身专业。不论高校还是科研机构，实体性廉政研究单位非常少。虽然全国廉政研究中心很多，但绝大多数为非实体性机构，缺乏编制和专职人员，队伍缺乏稳定性。有的廉政学科建设具有直接的功利性目的，如有的高校是为了解决纪检监察干部学历文凭，开展了学历教育，此类组织形态的支持对廉政学学科建设的帮助并不是很大。

之所以廉政学在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两个方面都发展不顺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廉政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主要研究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权力失范行为，与其他学科不同，该学科往往被认为是触碰和研究敏感问题的学科。微妙而复杂的社会感情、心态和价值取向影响了对该学科的认可度、接受度和支持度。由于系统性的廉政研究开展的时间不长，廉政学自身发育不成熟，虽然各类廉洁教育活动频繁开展，但人们对廉政学的了解并不多，观念认识上存在不少误解，廉政学的社会认可程度较低。

二是客观上的困难和阻力。由于反腐败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有关部门和机构信息公开透明十分有限，可以获得的直接材料和数据较少，客观造成廉政研究难度系数极高，无意中形成了较高的研究门槛，造成了“专家不专”的现象。廉政建设尤其是反腐败敏感度较高，廉政建设被认为是风险较大的“高危领域”，很多学者不愿冒风险去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廉政问题。廉政建设或廉洁治理受到公众的欢迎，但对廉政研究，社会仍有很多的不理解。大家都口头上高喊反腐败，但具体到自己或利益相关人头上，办具体的事，针对具体人，则往往是另一个心态，原则性就可能丧失很多。对抽象的腐败恨之入骨，但对具体的腐败却趋之若鹜，这些知行不一和知行分离的社会现象相当程度存在。

由于将廉政学贴上过多的政治性标签，有的研究者尽量选择风险低的问题研究，主动避开十分重大但有风险的选题，造成一些研究缺乏深度。过度的政治化解读会让人对廉政学的未来发展心有余悸，心存顾虑。

蒋来用，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所廉政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学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