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在勒特韦克笔下，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是名副其实“在斗争中求生存”的历史。只不过，拜占庭所依赖的“斗争”，更多是指情报和外交斗争，是以一种隐秘且代价较小的方式进行。那种需要不停在战场上刀兵相见，殊死拼杀，通过展现军事实力来获取胜利的斗争，并非拜占庭战略的核心关切。

新战略产生于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匈奴人的大兵压境迫使其转变策略，外交第一代替武力第一；虽然查士丁尼大帝又重新举起刀剑，但不过昙花一现，拜占庭式以外交为主，武力为辅的新战略已经不可逆转。到7世纪时，这一战略最终完全形成。诚如作者所言，帝国的军队和舰队可以被敌人打败，但敌人不能打败帝国宏伟的战略。这就是拜占庭帝国如此坚韧的原因，它的核心力量是无形的，不会受到直接攻击的影响。

查士丁尼是拜占庭诸帝中的异数，他出身贫贱，却绝顶聪明。盛年时开始掌控帝国，可谓志得意满，雄心勃勃。在查士丁尼治下，帝国战略由防御转变为进取，典章规制日渐增多，征战杀伐成为常态，人才喷涌，土木大兴，皇帝似乎要在帝国的所有角落都留下自己的印记。不过，查士丁尼的扩张也透支了帝国的能力，一场瘟疫似乎加剧了扩张战略的崩溃。有趣的是，或许恰恰是因为这场阵痛，拜占庭式的“大战略”才最终巩固形成。

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er Sabbatius Iustinianus），即查士丁尼一世，伟大的查士丁尼，东正教圣“查士丁尼大帝”，他出生于现在的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但他顺利继承王位，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皇帝的助理，并以候选人身份辅佐着皇帝，最后逐渐代替他叔叔贾斯汀一世(Justin I，518-527)，成为实际统治者。

拜占庭金币 查士丁尼大帝 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当他在527年正式登基之际，距离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结束已过去了77年，狄奥多西一世的战略创新被吸收、融合，并被制度化，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帝国比450年时要强大得多，但仍然需要长城和狄奥多西城墙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是为了抵御大规模的入侵，而是抵御来自多瑙河掠夺者和巴尔干掠夺者的侵犯。

自公元3世纪成立以来，波斯的萨珊帝国一直是帝国的永久战略威胁，它与拜占庭不能实现相互尊重，双方频繁地谈判，但包括532年达成的“无尽和平”条约在内的各种和谈条约都没有约束力。对拜占庭来说，从高加索地区跨越有争议的亚美尼亚，直到叙利亚南部地区，在此区域保持警惕性，并部署随时反应的增援部队（常常数量不够），以遏制萨珊波斯的势力是必要的。

另外，君士坦丁堡的北部和多瑙河以外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敌对势力存在，而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只希望与帝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部分精英则想要重新归于帝国的统治。在上个世纪征服了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仍然在那里，但他们不再威胁要对埃及进行海上远征。至于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威胁，那时帝国遭遇的好战游牧民族是格尔斯突厥人（Turkic Kutrigurs），他们位于现在的乌克兰，但顶多是讨人厌，而不像阿提拉的匈奴那样势不可当。

更强大的草原敌人正在迁徙，但到了查士丁尼的统治时，草原战士已经不可逆转地失去了他们的战术优势。帝国军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战术革命，掌握了装备着强大的复合反射弓的射箭技术，同时还保持着以刀剑和长矛为主的近战格斗技能。即使他们的箭术不能与匈奴雇佣兵的最佳作战技术相提并论，但是拜占庭骑兵也不会再被轻易打败了。草原战士也失去了大部分的作战优势, 因为骑兵已经成为帝国军队的主力，他们采用了敏捷的战术，而单个骑手所缺乏的精湛骑术可以通过训练有素、具有凝聚力以及具有更大恢复力的部队来弥补。

在40多岁中年时成为皇帝，查士丁尼以精力充沛、绝顶聪明、超群出众、不受传统习俗束缚而出名——他认为可以随意地娶一个曾经是妓女的女人——他还拥有另外两个赋予他极大权力的条件：充裕的国库和知人善任的本领，这使他能够发掘特别有才能的人来为他服务。所有这一切本可以使查士丁尼成为一个更成功的阿纳斯塔西奥斯，阿纳斯塔西奥斯在位27年，建造了大量的建筑，包括长城和要塞城市达拉（Dara），没有输过一场战争，在任期间实行减税，但据说仍在国库给他的继任者贾斯汀（Justin）留下了32万磅的黄金。

但查士丁尼有更大的目标。甚至在开始他的军事征服前，查士丁尼就把从哈德良时代开始的所有现存宪法，皇帝制定的具备法律效力的帝国宣言，都编撰成了法典。狄奥多西二世也发表了一份法典，但它是不完整的，而《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在529年时已经出版了，这意味着他一即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他把《狄奥多西法典》和另外两个非官方藏本中的所有内容都整理出来，并添加了自己撰写的新法律，制成这本《查士丁尼法典》，共十二卷。法学家特里波里安（Tribonian）是查士丁尼任命的另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官员，负责此项工作，同时他是《法学汇编》（Pandectae, Pandektes或 Digesta）的主要作者，《法学汇编》是在《查士丁尼法典》之后出版的法学论文集，共55册，其中载有39名法律专家[尤其是著名的乌尔比安(Ulpian)和保罗斯 (Paulus)]对于各种案件的法律意见。《法学汇编》由官方权威机构发行后，实际上就成了一部由法学家撰写的附加法典，与英国普通法的主体并无不同——除了这本汇编是由罗马人组织并参与编写的。特里波里安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出版了一部短得多的著作，4卷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这是一本法律培训手册。公元534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查士丁尼法典》的新版本发行，同时也包括查士丁尼过渡期的法律，但在那之后，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时，他的新法律《法令新编》（Novellae) 被收集在一个独立汇编文本中，其中包含了168条法律，大部分是希腊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

查士丁尼在公共事业领域的雄心壮志同样巨大且成功。普罗科皮厄斯写了一整本书，书名是《建筑》（Peri Ktismaton），描述了教堂、堡垒，以及查士丁尼建造或加固的其他一切建筑设施，尽管我们知道有的是其他皇帝的功劳，但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帝国的许多地方都大规模重建了几十座堡垒和其他防御工事，单单是君士坦丁堡就建造或重修了39座教堂，其中包括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巨大的浮式圆顶仍然让游客感到震惊，它的设计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堂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从普罗科皮厄斯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详细描述中，我们了解到，查士丁尼亲自挑选了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和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os）为他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主教堂，运用数学工程方法计算细密配重穹顶的力学结构。这位才华横溢的查士丁尼再一次找到了杰出人才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伊斯坦布尔的古迹仍然完整，这证明他是完全成功的，就像他在他那非同寻常并雄心勃勃的法学工程中获得的成就一样，主教堂的影响力在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后依旧延续。

那么为什么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却有所不同呢？从简单的事实中，我们知道这些野心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就533年的海上远征而言，在到达阿非利加时，他们既没有遭遇海难，也没有被击败，因此，现在突尼斯和沿海的阿尔及利亚地区已经被查士丁尼顺理成章地征服了。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是一项艰巨得多的任务，始于公元前535年，但它也在540年5月由查士丁尼成功完成，那时贝里萨里奥斯的军队挺进了东哥特人的都城和拉文纳最后的避难所，接受了维蒂西斯（Witiges或Vitigis）国王以及他的妻子马西森塔（Mathesuentha）的投降。

正如上面提到的，现代历史学家解释说，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是不同的，因为其透支了帝国的维系能力。540年5月，在贝里萨里奥斯隆重结束意大利战争之后的一年，因为没有强大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实施控制，哥特人恢复实力再次发起战斗，并在托提拉（Totila）成为他们的国王后节节取胜。查士丁尼并没有为贝里萨里奥斯替换掉他弱小的军队，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害怕一个强大的将军会对他造成威胁”。就连罗马也在546年的战争中沦陷了，这场战争持续到552年。由于萨珊波斯拒绝了“无限和平”条约，也在540年开始了与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直到562年才结束，因此帝国不得不在两个非常分散的战线上维持着两场漫长而又大规模的战争，这导致在559年，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任何军队来击退库格尔斯人（Kutrigurs）和斯拉夫人（Slavs）的入侵。这显然是过度扩张的证据，而且预示着帝国无法捍卫达努比亚（Danubian）边境和巴尔干半岛，因此也无法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下守卫希腊。

拜占庭军事守护神（右） 圣德米特里厄斯

因此，对过度扩张的控诉就是对战略不当的控诉，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缺乏普通的常识：查士丁尼登基时，同样需要与永远保持侵略性的萨珊波斯人作战，因此他必须知道，即便是和平时期，与萨珊波斯接壤的前线地带也必须像战时那样认真守卫。帝国的“北部前线”将需要军事力量支援，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多瑙河，虽然在533年时没有受到攻击，但只要帝国的边境持续动荡，它迟早会再次遭受袭击。北方阵线是帝国的主要防线，它保护了有价值的次多瑙河地区（sub-Danubian）直到亚得里亚海沿岸，掩护了希腊和色雷斯，还有君士坦丁堡本身。北部前线地区也为帝国军队提供了主要的战士招募基地，包括贝德里亚堡（Bederiana）附近的村庄，查士丁尼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他的婴儿时期，那时他仍是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Flavius Peter Sabbatius）。

为了发起超远距离的征讨，甚至为了征服阿非利加谷物富饶的土地和神圣的古罗马，却忽视了对帝国首都腹地的防卫，这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知道这不是查士丁尼本人的思想。

当然，历史是关于人类罪行和愚蠢的记录，而自533年以来，许多愚蠢的战争都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可能查士丁尼确实忘记了要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出生地和首都，但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危险思想的人。

但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部分证据与该段历史一样古老，另一部分则是非常新的解释——太新了，以至于还没有被纳入更广泛的对查士丁尼及其战争的研究中，更不用说一般的历史了。非常重要且全新的历史证据是很稀有的，那一定是幸运之神的降临。在这个例子中更是如此，即便证据本身既不是碑文、古钱币，也不是来自传统考古学，而是在骨骼和冰芯中提取的DNA中找寻到的。       

《拜占庭帝国大战略》

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