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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锡生|宋子文VS摩根索:抗战初期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编者按


1940年后,蒋介石希望改变中美互动关系的模式,于是推崇熟知中国内政情况和外交政策,又享有他本人绝对信任的宋子文担此重任。蒋介石表示,此后不再依赖胡适作为他的代表去处理中美关系。虽然胡适仍将留任大使职位,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会由他的个人代表即宋子文去处理。本文所论述的宋子文对仗摩根索事件,大概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外交官面向美国领袖,丝毫没有做出退缩动作。本文出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作者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代表作有《剑拔弩张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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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齐锡生 著

2018年9月 / 118.00元

ISBN 97875201301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


宋子文赴美使蒋介石和罗斯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蒋介石在1940614日致罗斯福信件中说明,国际局势瞬息万变,迫使他设法和罗斯福之间建立一个直接沟通渠道。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决定派遣宋子文赴美作为个人代表,并且赋予后者全权和美国进行多方面谈判。蒋介石推崇宋子文熟知中国内政情况和外交政策,又享有他本人的绝对信任,因此敦请罗斯福和宋子文进行坦诚交谈。


蒋介石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那就是从今以后拟不再依赖胡适作为他的代表去处理中美关系。显然,蒋介石并不只是想要做出人事安排而已,他还想要改变中美互动关系的模式。虽然胡适仍将留任大使职位,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从今以后将会由他的个人代表去处理。


蒋介石的“个人外交”


宋子文不但是带着更大授权和美国政府商谈实质性事务,而且他还带着新使命去推动个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宋子文在抵达华盛顿不久,就兴奋地向蒋介石报告,称他第一次会见罗斯福虽然还是由胡适陪同,但是立即感到和罗斯福的投缘。


罗斯福表示“极愿与文两人详谈,故约文明午两人午餐”,显然没有顾忌胡适还在现场。次日午餐不但立即进入实质性话题,而且罗斯福表示“希望文在美时可常晤面”。


而对于两人谈话内容和两人的互动关系,宋子文则更做了令人遐想的叙述:“再,昨今两电,与总统秘密谈话,敬乞严守秘密。如有泄漏,于总统在国内政治立场,及将来讨论结果,均有影响。”乍听起来,罗斯福与宋特使已经推心置腹了。


不久,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罗斯福对待他的态度犹如家人,彼此直呼其名,省却虚伪客套。但是宋子文也记得赶紧向蒋介石保证,凡事关中国国家利益时,他还是会向罗斯福力争到底,绝不退让,更不会为了顾全私人感情而妨害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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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旧照,1937(来自:《中国传世摄影》)


虽然宋子文的这番叙述或许有自我吹嘘嫌疑,但是它基本属实,同时也非常符合蒋介石原本对私人外交功效的期待。那就是,既能随时接近一个强国的最高元首,又能把中国利益向他做出最有效倾诉。


而罗斯福的表现,又继续加强了中国人的信念,认为他是中国需要交往的唯一重要人物。在中国人眼中,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美国在1940年底处理对华贷款的方式。


在此之前,财政部长摩根索一直是美国官方最热心推动对华贷款的高官,国务卿赫尔则始终持刁难态度,而罗斯福的角色则是在这两位内阁官员之间来回协调。虽然罗斯福最后选择支持摩根索,但是却只肯给予中国少量贷款,杯水不足以救车薪。


这种谈判架构,已经不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特别是宋子文表明立场,他绝对不肯和陈光甫一般被动地事事顺从美国的指挥。


但是真正让中国感到无限鼓舞的是,到了194011月底,美国决定给予中国大数额贷款的原动力是来自罗斯福本人,而摩根索却又突然神奇地找到方法,去克服以往美方振振有词的行政限制或借口,改而执行罗斯福的命令,以致不让赫尔有任何反对的机会。


随着美日关系持续恶化,罗斯福也决定更积极地运用个人影响力,去排除中美外交关系上的阻碍。为此,罗斯福在白宫幕僚的协助下,首度亲自过问对华政策。


他虽然依赖财政部官员处理技术性细节,但是把国务院排除在外。在罗斯福直接干预下,美国政府不仅制订了一个更严谨的计划,援助中国和增加援助经费,而且也开始对中国提出军事和政治支持,帮助中国更有效地从事抗战。


罗斯福的这种积极参与,中国人看在眼里,大受鼓舞,同时也益发坚定了必须继续发挥个人外交功能的决心。


宋子文新作风的一个实例:与摩根索的较劲


两个发生在19414月的案例,或许最能显露出中美两国官员互动中的戏剧性变化。


当月中旬,摩根索陪同胡适和宋子文共同拜访罗斯福,因为后者要宣布“协助中国”的新计划,目的是显示美国的坚定立场以鼓舞中国士气。在整个会面过程中,胡适除了表达感谢之外,基本上沉默无语,宋子文则抓住机会大做文章,敦请罗斯福从租借法案里提拨相当于总数1/10的款项供中国运用。


这个场景很可能让摩根索感到意外和不快,因为在以往类似的场合,总是摩根索唱主角,而中国官员则在一旁随声附和。但是宋子文显然不遵场规,居然喧宾夺主了。


才隔不了几天,宋子文在华盛顿公务生涯上所遭遇的最大危机随即爆发。到了此时,摩根索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忍耐宋子文的无礼和不识抬举,决定施以一记重击。


421日,胡适突然接到邀请赴摩根索办公室会面。他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摩根索会在部长办公室里,召集了财政部一批高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宋子文大张挞伐。而财政部还特意安排了一位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下这整个戏剧化的历史场面。


这次会议原本约定的议题是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但是摩根索临时改变话题,向宋子文做出一连串声色俱厉的指控。他开宗明义地自夸为中国的挚友,对自己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


他进而宣称一直竭尽全力去帮助中国,有时甚至把向中国出售的美国产品价格,压低到比美国政府自己所付的采购价更低。他声称这些都是他的功劳,不容任何人抹杀,而令他感到最为不快的是,宋子文以不当手段雇用了一批美国法律界人士去帮助中国获得所需物资,甚至试图对他(摩根索)施加压力。


这次会议的气氛明白显示,美国政府中已经有某些掌权人士对宋子文过去半年多的活动能力和手腕,感到高度不满,乃至到了不顾外交礼仪的程度。


仅从摩根索在会议前精心安排出席者的名单就可以看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一举撕破宋子文的颜面,逼使后者做出选择,要么灰头土脸地溜回重庆,要么学会如何对美国官方温顺服从。


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未经挑明的心理因素,那就是此时正值租借法案刚刚通过,标志着中美关系将要进入新时代,如果摩根索不及时打压宋子文的气焰和“越轨”行为,重新夺回主动权,则将会后患无穷。


这种场景正是胡适历来最恐惧的,因为他最怕在外国人面前失去了国格和自尊。胡适乍然受到这个粗暴场面的冲击,其内心却毫不怀疑,肯定是宋子文在工作上犯了重大错误,才会惹起摩根索如此震怒和不顾颜面。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胡适在事后多次回顾这个事件时,一直对宋子文持批评态度。在现场,胡适对美国人的愤怒指控感到震惊,以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哑口无言。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胡适很可能看到宋子文遭受挞伐,而在内心产生一丝秘密快感。总而言之,他既没有出言为宋子文申辩,也没有设法打圆场,而只是一位不发一言的旁观者,任由宋子文被对方宰割。


但是在这场宋子文和摩根索的针锋相对中,胡适的观察和反应未必正确。因为基于几个理由,事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


首先,这次事件是在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4月初,虽然美国示意要贷给中国平准基金,但是蒋介石抱怨说:“美国对我援助口惠而实不至。至今不仅无援华整个具体办法,而且前贷五千万美元之平衡基金……不肯……交我也。”


几日之后,他召见美国大使,严厉批评摩根索“不肯以平衡基金整数交付之小器行为”。并且说:“此时无论对俄对美,皆以不求不忮自主自强之态度表示之,盖无须迁就也。”既然摩根索很可能已经得知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而又无法直接反击,因此宋子文就变成在华盛顿最好的靶子。更何况,摩根索对于宋子文本人也有足够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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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大厦,1834,水彩


其次,摩根索原本目的是要在这次会谈上,无情地揭露宋子文行事手法不但卑劣而且根本无效率,可是他并未达到目的。事实上,胡适一开始就被美财政部来势汹汹的阵仗吓呆了,以致缺乏冷静心情仔细体察这次冲突中双方的心理攻防战。


会议一开始,摩根索怒火填胸地指控宋子文多项罪状,包括用金钱收买美国法律界人士为他效命,向白宫进行游说,然后对财政部施加压力向中国贷款等。


但是在整个对阵过程中,宋子文多次重复声明,他并没有雇用美籍人士就当前的借款事项(指平准基金)和财政部进行过交涉。


而摩根索或许由于精神过度亢进,根本没有把宋子文的话听进去,直到后来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主动证实,宋子文的确曾经在事先向他和该部另外一位法律官员(Edward Foley)咨询,是否可以雇用美籍人士,因此完全没有欺骗摩根索的行为。


一旦有了这个澄清,会谈旋即结束,摩根索则改向宋子文道歉,承认他做出了错误的指控。事实上,摩根索本人也犯了记忆错误的毛病,因为当事人之一的大卫·科克伦曾经在电话中亲口告知摩根索,他是在替宋子文工作。而摩根索在听到后回复称他可以接受此项安排,但是建议他知会胡适。


第三,宋子文的做法其实和摩根索稍早给胡适及陈光甫的建议,完全吻合。摩根索曾经极力劝告过这两人务必更积极地游说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推动借款事宜。


即便是在19401月初,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还曾代表摩根索向陈光甫进言,称虽然摩根索本人不方便过度明显地帮助中国,但是他希望中国人自己能够多做游说工作去帮助自己。


当时摩根索的话对于陈光甫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陈光甫一直避免接近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唯恐得罪财政部,而此时他才得知原来财政部鼓励他这么做。


事实上,在19408月份,当财政部找不出方法满足中国贷款要求时,摩根索也给了宋子文同样的建议。而宋子文在短期内立即言听计从,先后拜见了罗斯福、海军部长、战争部长、进出口银行负责人杰西·琼斯(Jesse Jones)等,请求他们支持借款。


无论摩根索是在会前一时火上心头,还是果真患了失忆症,背后隐伏的原因都是出于一种疑惧,那就是害怕失去对华贷款事务主导人的地位。他或许更害怕自己无法掌控宋子文,反而变成宋子文“阴谋活动”的靶子。这种从主导变成是对手或是受害人的疑神疑鬼滋味,肯定让他无法承受。


最后,宋子文在针锋相对过程中坚守他的立场之后,摩根索对宋子文的态度反而有了改善。讽刺的是,摩根索此前在和陈光甫打交道时,口头上总是再三声称他是如何的器重和尊敬陈氏,而陈光甫却痛恨摩根索的狂妄自大和居高临下的施舍气焰。


但是陈光甫为了国家利益只好忍气吞声,让自己的尊严一再遭受对方践踏。以“后见之明”观之,陈氏这种爱国苦心的假设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宋子文和摩根索的互动记录来看,虽然摩根索打心底不喜欢宋氏,但是他们此后还是维持着实事求是的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让两个国家后来达成了多项实质协议。宋子文和摩根索共事的时间,超过陈光甫和摩根索共事的时间。换言之,设若陈光甫当年没有小心翼翼地迁就摩根索,不知他是否也可以做出更精彩的成绩?


中国对美外交作风的改变,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不再唯唯谨谨地依照美国人颁定的行为准则办事。上述的事件(宋子文对仗摩根索)大概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外交官面向美国领袖,双目逼视而没有做出丝毫退缩动作。


事实上,一旦摩根索发现他准备好的枪弹打不响,他的语气也立即软化。回顾在对阵开始时,摩根索盛气凌人地用罗斯福名义,坚持宋子文必须做出解释。


但是到会议结束前,他的语气明显变得轻柔和缓,他宣称:“我希望中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我个人在整个大局中所处的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局本身。我很抱歉刚刚发生了这场争端。


我真希望自己在事先多去了解一点实情,因为它对我而言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而我也希望它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但是我很抱歉它还是被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让我们双方都将之忘记掉,并且重新开始。”宋子文简短而又强硬的回答:“好吧。”


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值得拿出来温习,是因为它们非常传神地显示出,中国官员在和美国政府互动时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不再是客随主便地小心翼翼和委曲求全,而是敢于据理力争地伸张国家利益。


特别是由于摩根索自许是美国政府中国事务的龙头人物,人人见之都要谦让三分,今宋子文却直面争辩,毫不退缩,可说是为中美官员互动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总体而言,中国领袖们对于个人外交的兴致,不仅让他们锁定罗斯福为最高目标,也促使他们对于环绕在罗斯福周边的人们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他的顾问和幕僚群。初期有一位在这种私人关系网中特别突出的人士,就是海军武官麦修。


此人原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少校,曾在驻华大使馆任职助理海军武官,官阶属于中等。任职期满回到美国后,麦修又被海军部长诺克斯在194011月再度派赴中国,考察中国的战况和作战需要。


应该在此附带说明的是,诺克斯是宋子文抵美后新培养出来的一个渠道。两人关系密切到诺克斯都会把内阁会议中的讨论内容密告宋子文,而宋子文也警告蒋介石,称“美国阁议绝对不外泄,敬请钧座守密”。除非宋子文欺君犯上,否则这种亲密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上的重大成就。


在一封致蒋介石的私函中,诺克斯要求蒋介石信任麦修,并向后者坦诚说明中国战争所需,因为麦修在回国后将会直接向诺克斯本人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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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庐山讲话,1937(来自:《中国传世摄影》)


事实上,在诺克斯致蒋介石私信抵达前三日,宋子文就已经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从他私人情报网获知,麦修刚接到非正式任命,新职是诺克斯和罗斯福的军事代表。


宋子文立即提醒蒋介石,虽然麦修军阶不高,但是在华盛顿具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可以直达海军部长,建议蒋介石务必给予麦修隆重款待,并向后者坦白表达中国立场。


蒋介石立刻领会到麦修的特殊价值,他在宋子文来电的空白处亲笔注明麦修将会受到特别关照。这就让麦修在这一条新沟通渠道中的重要性立即大幅增加。


1941111日所举行的会谈中,麦修向蒋介石询问是否允许今后可以随时求见,蒋介石当即答称,只要事关重要可以随时求见。


以蒋介石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去授予美国一位中下级军官如此无限制的晋见权利,看起来委实不甚对称,特别是较之蒋介石经常拒绝和美苏两国大使会面,更显得不寻常。


这表明,蒋介石此时对于处理中美两国外交问题的新作风已经给予最高的关注。他此时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运用麦修作为桥梁,通过诺克斯这条线,最后去向罗斯福请求给予中国更多支持。


因此即便是在他们初次会谈时,蒋介石已经和麦修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包括中国要求美国给予更多飞机,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以及改善缅甸路交通。


蒋介石也要求美国应该先集中精力解决远东问题,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苏联的信心,甚至增加美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依蒋介石的观点,一旦远东问题获得解决,则欧洲问题就更容易得到解决。


显然,这些本都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话题,却由中国最高统帅去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小少校讨论。蒋介石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耐心解说,唯一理由就是这位美国少校可以直达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


标签: 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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