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德国，纳粹主义可谓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与之相关的史学争论也层出不穷，蔚为激烈。在1949—1900年两个德国同时并存且相互对峙期间，“菲舍尔争论”、“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命题的争论”和“历史学家之争”等针对纳粹历史而爆发的重大史学争论就赋予“波恩共和国”一种“争论文化”特质。1990年两德统一后，“关于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戈德哈根辩论”和“关于1940—1945年大轰炸的争论”又相继发生，再为联邦德国“克服过去”增添奇观。时至今日，“纳粹主义的第二段历史”仍未结束，如何面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重负，仍是考验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政治觉悟和历史责任心的严肃问题。研究关于纳粹主义的史学争论，不仅有助于了解德国在“克服过去”过程中所经历的波折，把握当代德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脉搏，也有利于比较准确地书写联邦德国史学史，更深刻地认识和领悟历史研究的政治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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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

孙立新 孟钟捷 范丁梁 著

2018年7月 / 95.0元

ISBN:9787520123822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联邦德国政界的历史反思

第一节 占领时期的自我批评与辩解

第二节 重建时期的有限反思

第三节 1960—1970年代的重大突破

第四节 历史反思的逆转与守望

小   结

第二章 联邦德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二战后德国史学的重建

第二节 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

第三节 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

第四节 1980年代以来的史学多元化

小   结

第三章 菲舍尔争论

第一节 争论发生的历史政治背景

第二节 争论始末

第三节 争论的意义和影响

小   结

第四章 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命题的争论

第一节 “德意志特殊道路”概念的由来

第二节 争论始末

第三节 特殊道路范式的传承与传播

小   结

第五章 历史学家之争

第一节 历史政策与政治分野

第二节 学术立场与阵营构成

第三节 代际性与学科定位

第四节 职业领域与争论战场

小   结

第六章 关于武装部队罪行展览的争论

第一节 争论始末

第二节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问题：历史书写的资质是什么？

第三节 关于历史认识方式的问题：“一概而论”还是“个别原则”？

第四节 关于以照片呈现历史的问题：以图证史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小   结

第七章 戈德哈根辩论

第一节 学术和社会背景

第二节 戈德哈根其人和著作

第三节 争论始末

第四节 争论的特点

小   结

第八章 关于1940—1945年盟军大轰炸的争论

第一节 英、美空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第二节 战后初年及冷战时期的辩护、推责和禁忌

第三节 冷战后受害者记忆的复苏与大轰炸争论

第四节 反思与批评

小   结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1 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史叙述

附录2 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初探——以“德国民族民主党”为中心

人名译名索引

后   记

引 言

1933—1945年，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在通过参加议会大选这一“合法”途径攫取了德国国家政权之后，立即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确立了以“纳粹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为核心的独裁统治，疯狂扩军备战，大肆侵略扩张，最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屠杀了600多万名犹太人，在德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最为黑暗的一页。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遭到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同盟”也有学者称之为“反纳粹主义同盟”的沉重打击，希特勒政权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崩瓦解，然而纳粹历史却无法因此而轻松地画上句号。二战结束后，尽管美、英、法、苏等战胜国实行了“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等“再教育”政策，但在德国，有关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从未停息。在1949—1990年两个德国并存且对峙期间，“菲舍尔争论”（Fischer’s Kontroverse）、“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命题的争论”（Streit über die These vom deutschen Sonderweg）和“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等针对纳粹历史而爆发的重大史学争论就赋予“波恩共和国”一种“争论文化”的特质。1990年两德统一后，“关于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Auseinandersetzungen um die Wehrmachtsausstellung）、“戈德哈根辩论”（Goldhagen’Debatte）和“关于1940—1945年大轰炸的争论”（Streit über den Bombenkrieg 1940-1945）又相继发生，再为联邦德国“克服过去”增添奇观。时至今日，“纳粹主义的第二段历史”仍未结束，如何面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重负，仍是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

对于联邦德国来说，“当代史就是争议史”。争论的反复出现反映了联邦德国政治体制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和多元化，但也暴露了社会各界对自身历史问题的意见分歧和不同历史意识的彼此冲撞。并且这些争议不仅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看法，更涉及对德意志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治的不同态度，涉及对联邦德国未来发展的不同期待，其影响远远超出学术研究领域，实系关乎国家民族命运、欧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因此，研究联邦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

众所周知，与当代日本相比，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自身历史问题的反省是比较彻底的，其认罪、悔罪、赎罪的态度也是比较诚恳的。然而，联邦德国的历史反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无论在二战后初年还是在当今时代，为纳粹分子鸣冤叫屈、偏袒辩护者一直大有人在。与纳粹主义问题相关争论的反复出现，恰恰表明联邦德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右翼势力伺机而动，就是在历史学家当中也有不少人千方百计为希特勒开脱罪责、为纳粹历史翻案，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把纳粹主义“历史化”，使德意志民族“正常化”（Normalisierung），进而成为有“自我意识”的、重振“辉煌”的伟大民族。联邦德国的历史反思可谓“一波三折”，充满变数。研究联邦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联邦德国承载的历史重负，更清楚地认识其在“克服过去”过程中所经历的波折，从而更好地把握当代德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脉搏。

研究联邦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也可为考察和编写联邦德国史学史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德国，纳粹主义可谓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与之相应，在德国史学界，纳粹主义也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这个问题，联邦德国史学家，特别是以德国近现代史和现当代史为专业的史学家，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提出了若干相互竞争和对抗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不仅为联邦德国史学打上了深刻的“争论文化”的烙印，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史学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是联邦德国史学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对这些争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够比较准确地书写联邦德国史学史。

研究联邦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还可以为考察德国近现代和现当代的历史提供十分有益的引导。应当看到，联邦德国史学家围绕纳粹主义问题开展的争论，涉及德国历史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有：纳粹主义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它的历史根源何在？其内容和性质是什么？它在德国历史上占有何种地位？它是不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恶果？应当如何看待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如何看待德国人在二战后期所遭受的苦难？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历史和它的传统？对于这些问题，联邦德国不同党派立场和学术流派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和解说，初看起来似乎都言之有理，颇具学术含量，仔细辨析方知各有用心。有的历史学家对纳粹主义持批判态度，敢于直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弊端，揭露纳粹主义的历史根源；有些历史学家却极力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声望，想方设法淡化纳粹罪行，千方百计地为纳粹历史翻案。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德国历史时，必须提高警惕，谨防盲目接受。对于德国史学家的真知灼见，我们自然应当认真学习借鉴。但若把一些谬论当成“科学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则会误入歧途，甚至助纣为虐。而研究史学争论，既可以丰富我们的学识，又有助于提高我们鉴别是非的能力。

早期的争论大都是在学术界进行的，其平台主要是学术沙龙、大学课堂、专业期刊等学术场域，争论主体也主要是不同学科与领域的研究者，包括但不局限于历史学家，不少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都有参与。自1970年代起，随着联邦德国大众消费社会和媒体社会的逐渐形成，对德国史，尤其是对20世纪德国史感兴趣的报刊主编和发行人也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争论，争论平台从学术场域转向大众媒体，个别争论甚至成为“媒体事件”，专业历史学家的主导地位被非专业历史学家和报人取代。辩论主要在公共领域进行，成为受到普通民众广泛关注，并由社会舆论做出评判的公共论战。大规模的史学论战，比其他任何一种史学研究活动，都更加清晰地展现了狭窄的专业领域与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交互运动。通过研究联邦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我们也会对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大众记忆文化的形成、专业史学与大众史学的关系以及联邦德国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研究联邦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重大史学争论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史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知道，纯客观的历史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史学家都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反过来，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迫切期望从历史中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寻求合法性依据和先例。从专业方面来说，历史学家的著作和观点自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历史学家也期望从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中展现自身的价值，甚至期望在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一项高度的社会政治化运动。史学争论则是争论各方对历史解释权和政治话语权的积极争夺。特别是当史学争论从学术界扩大到公共领域时，这些争论所包含的社会政治潜能就更大化地释放了出来。鉴于纳粹主义问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研究与之相关的重大史学争论，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研究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可以从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些争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一般观众的意向中，领悟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向。

对于联邦德国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西方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其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特别是在资料搜集整理、个案研究和跨学科理论分析方面，西方学者的努力很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十分薄弱，已有的相关论述多为介绍性的，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全面、系统地解析联邦德国关于纳粹问题的重大史学争论的研究性专著至今尚付阙如。

鉴此，我们在2011年10月13日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提交了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申请，并于2012年2月29日获得批准。我们力图在充分掌握原始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新兴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对联邦德国有关纳粹问题的重大史学争论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探讨，不仅要彻底搞清历次争论的缘起和进程，还要深刻揭示其特征和实质，科学地总结其后果和影响。特别要深入考察历次争论发生的政治和学术语境，认真辨析争论主体的政治倾向和学术理念，准确把握各种各样的论证方法、解说模式和话语体系，充分揭示联邦德国“克服过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科学地预测联邦德国政治发展前景。

自2012年2月29日获得批准立项起，本课题组成员立即按照原定计划，分头开展工作，先后在《史学理论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理论学刊》《史学史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教学问题》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1篇，分别是：

（1）孙立新、张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蒂莫西·梅森纳粹德国史研究述评》，《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2）范丁梁：《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3）孙立新：《1990年以来联邦德国重大史学争论概述》，《理论学刊》2013年第10期；（4）张湉：《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大选新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5）孙立新：《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批判》，《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4期全文转载）；（6）范丁梁：《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7）孟钟捷：《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1996年的“戈德哈根之争”》，《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8）孙立新：《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探研——以“德国民族民主党”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2期（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15年第5期全文转载）；（9）孟钟捷：《新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研究趋向刍议——以历史学家大会为考察对象的分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10）孟钟捷：《公共历史教育和德国的战争罪责观——以1990年代末“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2期；（11）徐健：《21世纪德国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问题的讨论》，《世界历史》2015年第6期。

本书即为项目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