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召开。本报告的部分作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京非洲学界代表及多家新闻媒体朋友，共计50多人与会。

发布会由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非洲黄皮书》主编张宏明研究员主持，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烽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出席发布会的还有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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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报告No.20（2017_2018）》

张宏明 主编

王洪一 副主编

2018年7月 / 118.0元

ISBN:9787520130134

非洲地缘政治版图呈现碎片化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非洲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是地区大国或强国争夺非洲事务的主导权，目的旨在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国家利益。非洲主要国家实力的此长彼消，不仅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在非洲事务主导权争夺过程中的地位，同时也关乎非洲权力天平的倾向，其结果必将对地区形势的走势，乃至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产生重大影响。

非洲地缘政治关系起始于20世纪50、60年代挣脱欧洲宗主国的殖民枷锁之后。政治独立虽然为非洲国家间关系开启了崭新的空间，然而，由于内部政治生态的特殊性，加之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力干扰，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非洲国家间关系的地理空间结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其症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甚或互为因果的方面：国家林立、弱小，加之内部纷争不断及外力撕扯频仍是导致非洲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的重要原因；而非洲地缘政治的破碎化又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难以形成具有向心力的“力量中心”；“力量中心”的缺失又使得非洲国家间关系的地理空间指向紊乱；而地缘政治关系的失序又导致非洲地缘政治处于一种“无格局”时代。简言之，非洲国家间关系的“地理缘故”不明确或“缺乏明确的格局”可谓是冷战时期非洲地缘政治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最后10年，在外部势力收缩与内部事态变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非洲地缘政治开启了历史性重组的帷幕。世纪之交，随着非洲地缘政治“力量中心”的逐渐显现，非洲国家间关系的“地理缘由”趋于明晰；随着非洲政治力量的地理空间分布从无序到有形，非洲地缘政治关系逐步从“无格局”时代过渡到“有格局”时代。非洲地缘政治亦因此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趋势性特征的端倪可以用区域化、多元化、经济化加以概述。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非洲内部事态的演化虽然对处于动态变化中的非洲地缘政治关系构成冲击，但非洲地缘政治秩序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现实的非洲地缘政治格局基本反映了各种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的阶段性结果。

非洲地缘政治格局所依托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地缘特征明确的“国家集团”构成了非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支撑点，是维系非洲地缘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各类地缘政治行为体中，作为“力量中心”的地区大国，诸如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仍将是非洲权力政治游戏中的角色国家，其中作为“主角国家”的南非和尼日利亚经济总量的长消变化在影响各自战略预期的同时，也会对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产生影响。不过，鉴于主要地区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用以维系非洲地缘政治秩序的支撑力量也不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因而，从趋势上看，至少在在未来五年，非洲地缘政治格局仍将维系“五方鼎立”、“三强并存”、“两强争雄”的格局或态势；“合作中的竞争”与“竞争中的合作”仍有望继续成为非洲地区大国地缘战略关系之常态。

非洲政治在碰撞与磨合中发展前行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当前，非洲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意识更加强烈，核心目的是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在艰难探索中，非洲也面临一些“成长中的烦恼”。总体看，非洲政治发展的新趋向对中国有利。

近年来，非洲政治生态发展呈现新的趋势和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第一，非洲的选举政治和文武关系趋于理性和正常。2010年起，非洲国家选举生乱的情况大幅下降，尤其是2014年至2017年，选举生乱由大概率事件成为小概率事件。同时，非洲国家朝着正常的文武关系发展，非洲的政变频次已降至独立以来最低，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都没有政权被政变推翻。

第二，非洲的政党政治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大体形成了“一党独大型”、“朝野势均力敌型”以及“碎片化型”，政党政治中的部族色彩大为淡化，非洲不少大党、老党面临诸多挑战，执政压力空前巨大。此外，部分国家“以党领政”现象凸显，不少非洲政党的自我纠偏、纠错和革新意识强烈，以党的集体决策和领导来挽回执政声誉。

第三，非洲政治理念更加突出“内生性”，“国家发展主义”思潮促治理模式变革。面对传统和现代的政治理念，东方和西方的政治模式，非洲在学习中扬弃，以增加和构建治国理政中的“非洲因素”，核心目的是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

第四，非洲区域组织在非洲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以非盟、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为代表的非洲区域组织是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上联合自强与抱团取暖的机制平台。在非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区域组织也在塑造非洲政治生态，构建非洲新的政治范式。近年来，西方大国政策内倾，对非洲的政治干预意愿和能力有下降趋势，非洲地区组织在非洲事务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逐步上升。

非洲政治总体上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一些长期困扰非洲的政治难题有所缓解，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非洲的民主制度转型和本土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社会管控与治理能力“短板”突出，以及西方对非战略投入下降、中东政治博弈蔓延至非洲、“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分子回流非洲带来的外部冲击。

非洲的政治生态变迁对中非关系有着直接影响。总体上看，非洲政治发展中的自主意识增强，政治价值理念的更新对深化中非关系都有着积极作用：非洲政治发展中的“自主性”趋势有利于中非全方位战略合作；在国家发展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非洲国家的“世界观”、“中国观”发生积极变化；随着中国在非洲综合影响力的增强以及非洲选举政治趋于理性，非洲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更迭对中非关系的冲击在下降。

非洲对华关系愈发重视，相应的期待和需求也水涨船高，这是中非关系亟待破解的新课题。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非洲对华合作的高期待将考验中国的政治意愿和外交能力。目前，非洲对中国的诉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贸与发展层面，希望中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都能给非洲提供“公共产品”， 二是非洲社会运动和民粹主义将冲击中非关系的稳定。三是中非治国理政合作亟需解决新问题、回应新诉求，避免培训内容与非洲实际需要脱节。

非洲经济在逆全球化风潮中谋求新动能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逆全球化风潮此起彼伏。受此影响，非洲宏观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非洲经济增速趋缓，至今仍未恢复到2007年水平；非洲商品贸易出口额出现负增长，贸易逆差加大；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缓慢且波动较大；侨汇收入成为非洲外部资金流入的首要来源。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非洲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表现为：第一，非洲各国和各区域的经济增速严重分化，东部非洲经济增速最快，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卢旺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第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消费和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投资热点。2013～2016年，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非洲商品出口额持续负增长，对外商品贸易逆差扩大，净出口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与之相对，投资和消费在非洲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逐步提升。2012～2016年，非洲的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逐年增长，国内消费增长更快。2016年，国内消费贡献了60%的经济增长，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第三，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推动宏观经济步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非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大大增强，改善商业环境和宏观经济治理的改革正在非洲扎根。非洲国家在制度、政策和监管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在稳步推进，政府治理水平和商业环境都有所改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支持。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11～2016年都实现了全球竞争力指标的提升。其中，卢旺达、肯尼亚、毛里求斯、加纳、塞内加尔、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已经超过东南亚国家的平均水平。

总体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少数资源型国家出现较大幅度的经济衰退。展望未来，为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非洲国家需要因地制宜谋划出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等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为应对当前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风潮，非洲国家致力于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关系，力争从新型全球化中汲取更多的发展动能。

非洲安全形势仍将面临多重挑战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非洲未来几年的整体安全形势不会有大的改观，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面临严峻的投资和运营风险，中国需要帮助非洲提升安全治理能力，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开创对非合作新模式。

黄皮书指出，虽然新世纪以来非洲政治形势的总体走势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世界经济发展模式都出现了急剧变化，非洲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对外合作等都相应发生不同变化，因此非洲各国的安全环境和安全表现也发生较大变化：政党轮替造成动荡和冲突；局部地区发生不可预测的新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日益呈现分散化趋势；国际犯罪问题突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各国普遍存在治安安全风险。非洲安全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体现出近10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地缘政治斗争、社会思潮兴起等新要素造成的冲击，尤其是近期非洲债务、外汇、进出口形势严峻，威胁社会稳定。

黄皮书指出，未来几年，国际间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大国博弈进一步加剧，非洲经济困难导致的社会动荡将进一步增多，不同非洲国家社会动荡和骚乱形势将呈现较大差异化，一些政治结构不稳定的国家面临较大威胁。非洲安全形势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事关非洲各国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也对中国在非洲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中方项目遭遇的政治风险上升；战争冲突和社会动荡风险居高不下；大国冲突威胁中国投资；国际制裁风险上升。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推动下，非洲国家日益重视改善投资安全环境，中国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也有所提高。2018年是“中非论坛年”，中国将出台一系列对非合作新政策、新举措，中国对非投资将出现较大程度的增长。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安全，有必要进一步调整政策，完善安全措施，提升应对能力。第一，加强中非政府间的安全合作是应对中国在非洲投资安全挑战的根本出路，双方需要在联合国、地区组织、双边合作三个领域协调政策，进一步助力非洲国家的安全能力建设。第二，更好结合义利观的前提下，将投资回报前置。同时增加安全投入，推动企业本土化。第三，中非合作应更密切地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政治保证，争取获得所在国安全服务。

非洲外交自主性不断提升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得益于进入21世纪以来的持续发展，非洲地区和国家的自信心均有大幅提升，进而尝试提高自主性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围绕政治-安全议题展开的外交自主性努力，因非洲崛起而有长足进展。地区层面，非盟在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合作中高度重视伙伴关系的建设。2017年，非盟与联合国签署了《联合国—非盟强化和平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框架》和《联合国—非盟和平建设伙伴关系备忘录》，标志着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在次地区层面，非洲在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南苏丹调解等问题上的自主性坚持，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最能体现非洲政治—安全自主性演变的，是非盟及其成员国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态度变化，一开始受到普遍欢迎，但今天却或单独或集体地表达出退出意向。

“非洲崛起”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叠加，推动了非洲发展规划自主性的上升。在2012年7月的非盟峰会上，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同同意，为纪念2013年非统成立50周年并展望非洲未来50年的发展，启动非洲2063年议程的制定进程。2015年，非盟先是通过包含非洲发展7大愿景和17个具体行动领域的2063年议程，继而通过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提出到2023年要实现的20个目标和13个旗舰项目。与此同时，非盟还同步提出了自身在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上的共同立场；而非洲开发银行也提出“五优”战略，作为促进非洲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增长的总体目标。此外，非盟还围绕大量发展问题形成了自身的共同立场，如气候变化、艾滋病等。

财政资源长期是制约非洲发展的瓶颈之一，非洲的自主性提升包括两方面。一是提升非盟的财政独立性；在2011年后的多次努力后，非盟于2016年通过一项方案，要求非盟所有成员国应将本国进口税收的0.2%用于资助非盟，以实现非盟业务预算的100%、方案预算的75%和维持和平预算的25%由非洲人自己承担的财政目标。二是为了提高非洲发展的融资自主性，非洲2063年议程强调非洲国内资源动员能力的提升，认为国内资源动员应占到非洲“2063年愿景”所有融资需求的70—80%。为此，非洲2063年议程设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创建四个大陆性金融机构及多个混合型金融工具。

非洲自主性的提升对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非洲的共同立场或单一声音的塑造。一是非洲围绕中非合作中的特定议题出台或形成共同立场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二是非盟寻求代表非洲声音的意愿正在且将继续上升，2018年2月初的中国—非盟第七次战略对话重点是中国—非盟合作而不是中国—非洲合作；三是非洲援引中非合作以要求其他合作伙伴给予其更大自主性的可能性大大上升，进而既强化其他伙伴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担忧，也可能对涉非三方合作构成更大压力。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非合作机会结构的新变化。一是非洲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自主性上升，将为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为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提供安全保障；二是非洲经济发展自主性的上升，将重大地缓解中国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地区和国别发展议程对接的政治阻力，为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力量；三是非洲对财政融资自主性的追求，特别是其大陆性金融机构建设规划，将为中非金融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等提供重要机会；最后，非洲外交自主性的上升，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将更加独立，特别是应对外部对中非合作的诋诲将更加有力，2018年初中非同声驳斥西方有关“中国监听非盟”的诽谤就是最新例证。

非洲投资法律环境进一步提高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投资法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就非洲国内投资法律环境而言，2000年后，非洲国家纷纷制定和修改相关投资立法。上述投资立法大都规定了各类不同的投资激励措施，或设立了一站式投资法律服务中心，以创建更为宽松的投资法律环境。为了使本地的自然资源更好地造福本地人民，非洲国家近年来还纷纷修改矿产、油气方面的投资法律规定，扩大这些领域的本土成分。为了应对因扩大本土成分而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各类投资争议，一些非洲国家近年来还修改法律，禁止外国投资者将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解决，但同时对国内仲裁环境进行完善。

从非洲双边投资法律环境来看，2000年以来，非洲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增加，但这些投资条约分布很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非洲内部不同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分布不均衡；二是非洲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与非洲国家和非洲以外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条约的分布存在不均衡。为了改变旧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近年来非洲国家双边投资条约的内容开始转向，即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内容更加重视投资者和投资东道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非洲地区性投资法律环境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共同体内投资法律一体化，二是共同体内投资争议解决区域化。非洲国际投资法律环境的特点则主要表现为多边投资担保机制完善，投资争议解决专门化，涉及非洲国家的投资争议案件大量增加。

非洲投资法律环境的变迁必然会对我国对非投资带来相应的影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中国对非投资企业或个人应积极应对这些影响。对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而言，首先，针对非洲国家相关投资立法经常变更的情况，特别是本土成分立法中有关税收、雇员、当地股份等事项的规定，应同非洲国家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争取为中国投资者获得相关规定的豁免适用待遇或宽松适用；其次，考虑到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在保护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应积极推动同非洲国家商签更多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或将已签署的此类条约落实生效。在同非洲国家谈判签署新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时，还应注意投资者权利和义务平衡问题；再则，中国有关部门可考虑与非洲的地区性组织商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投资事项纳入其中，包括设立相应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最后，考虑到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对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疑虑，中国有关部门可积极与非洲国家进行沟通和协调，考虑设立符合中非双方实际情况的中非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对于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或个人而言，首先要了解非洲国家的相关投资立法；其次，在提起投资争议解决程序时，中国投资者应尽量选择仲裁方式。在投资争议无法通过国内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解决时，可以考虑利用非洲的地区性争端解决机构解决此类争议；最后，中国投资者在与非洲国家政府签订投资合同时，尽量在合同中纳入稳定条款或冻结条款，还应考虑尽量在合同的争端解决条款中选择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争议。当然，中国投资者在非洲国家投资较大的电力、基础设施项目时，还应尽量选择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进行投保。

中非关系在非洲的舆论环境总体趋好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关系进入快速全面发展期。中国作为大国对非关系引领者，越来越受到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高，全球各大媒体围绕着中国事务和中非关系的报道日益增多，非洲媒体作为中非关系大发展的亲历者和记录者，自然也不例外。非洲媒体情况十分复杂，发展程度各国不尽相同，除官方媒体外，还有不少私人媒体。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使得非洲媒体格局更加多元，也使得非洲媒体眼中的中非关系更加多元。

总体而言，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关注度在不断提高，以正面报道为主，但负面报道也不鲜见，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呈高发态势，折射出中非关系在非洲面临多元而复杂的舆论环境。非洲媒体认为，中非合作论经过17年发展，已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中非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旗帜，在助推非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九大后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得到改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稳步上升，正在填补美国因特朗普政府收缩而出现的软实力真空；中国对非洲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是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帮助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

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加重非洲的债务风险”、“损害非洲的民主进程”、“掠夺非洲自然资源”以及因风俗习惯差异等导致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非洲媒体受西方媒体影响较大，不少负面报道与西方媒体基本同步；非洲媒体自身对中国和中非关系的认知存在不足和偏差；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在非洲影响力还比较弱；中非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在不同时间段内容不尽相同，有些是老生常谈，只是在西方政客或媒体炒作后又沉渣泛起，有些是相对较新的问题，或老问题从新的角度来报道。此外，由风俗习惯差异导致的负面报道也在增多。

为了给中非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中非媒体之间应加强交流与合作；中国媒体应在非洲进一步传递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中非媒体应一道妥善处理中非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国政界和学界应对非洲媒体的负面报道做出及时有效回应，引导非洲媒体客观公正报道中非关系；应进一步发挥驻非大使对当地媒体的影响力；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非洲媒体涉华舆情的监测与研判。

非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非洲国家整体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依然不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疲软对非洲产油国的冲击尤其明显。相比之下，2017年中非贸易触底反弹，为非洲国家从全球贸易中获益提供了更为稳定的支持。2018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可能为双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提供更多支撑，创造更多合作空间。

一、2016年非洲国家的对外贸易

2016年的非洲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似，对外贸易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当年实现进出口12810亿美元。外部贸易额占到非洲国家对外贸易的八成以上。产油国的对外贸易降幅明显且进出口呈现较强的联动变化态势。发展中国家是非洲国家主要贸易伙伴。2016年，发展中国家占非洲出口商品金额的51.7%（1780亿美元）和进口的57.2%（2870亿美元）。主要贸易国进出口多数出现明显下降。安哥拉的出口从2011年的673.1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273.1亿美元，年均减少17.7%；赞比亚和赤道几内亚的同期出口年均分别减少16.9%和26.2%。出口不振严重影响了进口的能力，这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同样出现明显下滑。安哥拉2016年的进口为125.4亿美元，与2011年202.3亿美元相比年均降幅高达39.4%，赞比亚、刚果（金）、坦桑尼亚和赤道几内亚的进口的年均降幅也达到或接近两位数。非洲国家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明显。非洲出口商品的燃料占比较高，工业制成品、食品也占一定比重。非洲国家进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较为突出。

二、影响2017年非洲国家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

2017年，非洲国家的国际贸易受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支撑而有向好趋势。但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部分国家政局的变动以及恐怖袭击依然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更关注内部贸易增长，区域一体化进程提速，中国与毛里求斯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等利好因素也有利于非洲国家贸易的复苏。

三、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贸易

伴随全球市场需求的明显改善，2017年的中非双边贸易额触底反弹，2017年双边贸易额为16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4.3%，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略有上升，为4.0%。2017年，中国从非洲进口679.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1.9%，对非出口952亿美元，基本保持平稳。中国对非贸易顺差进一步缩小，进口市场集中度提高，出口则保持稳定。

四、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贸易的趋势展望

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创造重要的发展环境，成为十九大之后开启中非合作新时代的重要会议。国际贸易形势受美国单边主义搅扰更为复杂，中国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非双方有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加强合作。

中国在非洲FDI存量占比仍在上升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受全球经济景气程度下滑和资源价格下降影响，非洲FDI流入额在2012年77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上持续下降，2016年为594亿美元。再据来自UNCTAD 最新消息，2017年全球FDI流入额同比下降23%，其中非洲地区同比降幅21%。UNCTAD还预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且得益于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签订，2018年后非洲FDI流入额有望增长。

2016年，不论是非洲并购投资流入还是绿地投资，发展中经济体都占主要份额。全年全非洲跨国并购形式FDI流入额96.9亿美元，不足上年一半，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投资额129亿美元。全年公告投资项目绿地投资额为940.73亿美元，相比上年的670.47亿美元有明显上升，服务业是绿地投资重要增长点，而其中有736.42亿美元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占78.7%，来自中国投资额则达361.44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若干年，发展中经济体在非洲持续买入原由发达国家持有的非洲公司，中国也是重要买家。如2016年，中国洛阳钼业全资子公司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CMOC Limited)以28亿美元买入美国自由港(Freeport)集团旗下在刚果(金)经营的自由港麦克米伦公司全部股份。

非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国集中在少数初级工业化国家和若干资源丰产国。2016年，位居非洲FDI流入存量前5位国家分别是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安哥拉。上述5国2016年末FDI流入存量接近或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南非、埃及超1000亿美元。2016年，位居非洲FDI流入流量前5位国家分别是安哥拉、埃及、尼日利亚、加纳、埃塞俄比亚，上述5国FDI流入流量均超30亿美元，而安哥拉达144亿美元。以上投资存量流量大国中，南非、埃及、摩洛哥工业化具一定基础，而其他则都是自然资源丰产国。

2016年，中国在非洲投资24亿美元，占非洲FDI流入流量额的4%。至2016年末，中国在非直接投资存量399亿美元，占全非洲FDI流入存量总额的4.8%。2016年末相比2006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31.6%，大幅高于全非洲存量年均增长率8.8%。总体上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在非洲FDI存量占比仍在上升。

据中国商务部公告，2017年1~6月，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1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大大快于非洲全部FDI流入额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同比增速。至2017年底，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有望上升至全球第3位，即仅次于美国、英国。至2017年，中国企业已在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等国建成数十个经贸合作园区，这些园区在带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非洲各国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发展策略、安全局势都差异较大，未来，中国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加强对非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情况调研，努力寻找到恰当、有利、可持续的投资合作机会。具体地说，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寻求资源开发投资机遇；把握非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机会；发掘非洲各国各类制造业服务业投资机遇；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为载体，发掘和落实投资机会。

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略微下降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2017年国际社会对非援助出现略微下降，传统援助国对非洲援助整体略升，援助对象国与援助领域依然比较集中。依据OECD/DAC统计数据，2017年国际社会提供的ODA净交付额达到1775.95亿美元，比2016年实际上升0.6%。其中，DAC国家（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的ODA净交付额为1466亿美元，比上年上升1.16%，ODA占国民收入（GNI）的比重为0.31%；多边机构提供的ODA净交付额为164.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84%。发达国家对非洲的主要援助领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方式仍主要采用方案援助。此外，2017年，向DAC汇报援助数据的20个新兴援助国和地区对非援助为145.45亿美元，比2016年上升了0.24%。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援助继续向产能合作、互联互通、医疗卫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能力建设以及促贸援助等多领域、全方位拓展，稳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积极推动非洲国家的减贫和现代化进程。在产能合作领域，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阿巴-萨姆尔水电站修复项目交接，中国援赤道几内亚毕科莫水电站改造项目开工，中国援纳米比亚哈达普水产养殖中心改造项目交接，中国援安哥拉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开工；在互联互通领域，中国援科摩罗莫埃利岛数字电视竣工；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通过开展“光明行”、派遣医疗队、援助药品和设备以及建立对口医院合作等方式，全面提升非洲公共卫生水平。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领域，2017年非洲受气候变化影响，干旱、虫灾以及黄热等人道主义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受灾国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中国及时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或现汇援助，帮助受灾国减轻灾害影响，尽快重建家园；在能力建设领域，中国坚持“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通过建设学校、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方式，与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帮助非洲培养人才，增强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2017年中国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9国签署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向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派遣海关、税务和农业领域高级专家顾问共13人；在促贸援助领域，中国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倡议，通过加强贸易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洲国家的贸易发展。

展望未来，美国作为非洲最大的发展筹资来源方将不顾国内压力继续缩减对非援助，而非洲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和青年人口就业压力并升，导致其对国际发展筹资规模和质量的预期也随之攀升。在此背景下，各主要援助方必须要探索扩大发展筹资规模的可行之道。

大国与非洲关系总体略显平淡

《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2017年，大国与非洲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前行的趋势。受政府轮换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美非政治关系总体呈较为平淡的特点，但美非经济关系未受明显影响。欧盟和法国、英国及印度和日本对非关系各有特点，各自对非政治关系有新的表现。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有关大国对非经贸合作有所发展，但进展并无特殊亮点：从政治和安全关系看，主要大国对非政策及政治关系在调整中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调整、美非关系突出反恐安全主题；欧盟与非洲战略伙伴关系向更广领域深化发展；法非关系在马克龙担任总统以来继续稳定发展；英非政治关系在双边层面有新的表现、英国关注索马里问题；日本、印度对非政策加入印太战略，突出地缘战略因素；非洲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关系有亮点。从经济领域看，大国对非经济合作在起伏中前行。欧盟对非援助偏重促贸与投资，大国对非经贸合作总体成果可见，贸易投资有一定发展，但与往年相比有所起伏。

总体看，鉴于中非合作论坛、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印非峰会等大国对非合作平台均在前一两年召开会议，特别是美国对非政策处于调整期，2017年大国对非关系略显平淡。不过，美国对非政策毕竟初见端倪、政府更替后的法国继续重视非洲、非盟—欧盟峰会召开以及二十国集团与非洲建立伙伴关系等，都是非洲与大国关系的重要表现。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非盟—欧盟峰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往欧盟与非洲国家的对话合作将转向非盟与欧盟两大区域组织间的对话合作，双方关系在组成架构层面趋于均衡；2017年英国再次成为索马里问题国际会议的主办地，英国对非安全关切再度吸引国际关注；印度、日本对非关系突出印太战略与亚非增长走廊，印日将非洲拉入印太地缘战略框架的企图开始付诸实施；2017年美非关系因美取消对苏丹制裁而引人注目；美国军事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行动说明特朗普政府重视消除在非洲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经贸方面，2017年各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合作有所成果，但总体进益不明显。欧盟对非洲促贸援助和基础设施援助值得关注。

展望2018年，大国对非关系将会有所凸显：中非合作论坛将召开新一届峰会，大国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关注将再成焦点；美国对非政策将完全成型。联系2017年美国对非洲反恐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基于“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未来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首要关注的将是事关美国安全的非洲反恐安全问题；日印亚非增长走廊可能会有某种实质性进展；鉴于世界经济总体仍处增长乏力的大环境，大国与非洲经贸合作依然难有明显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