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心态理论前沿》第十一章第三部分《集体表征与个体：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王俊秀 杨宜音 等 著

早在1901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二版序言中就指出过，我们“对于集体思维的形成规律至今仍然一无所知”，而“社会心理学，其职责就是去确定这些规律……”（Durkheim，1966：51）。虽然F•奥尔波特直接促成了包括社会心态概念在内的一系列群体心理的出局，但他毕竟出色地意识到在人和人之间产生的这种“心理”和在大脑中由神经组织产生的“心理”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因此有关群体心理或社会心态的讨论就不是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如此，无论社会心理学中“群体”的出局是因为“缺乏将群体作为系统来处理的理论”（Steiner，1974），还是因为人们对“群体”持排斥态度（Pepitone，1981），要讨论群体心理就必须面对涂尔干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有关社会心态或集体心理形成的说明，即“涂尔干之问”的解答，大体上可以分为心理（学）主义和社会学主义两条基本路径，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持还原论的立场，后者则持突生论的观点。大部分心理学家和我们一再提及的塔尔德、勒庞等早期欧洲社会学家，是心理主义的拥趸，所以他们往往将集体心理还原到最基本的个体心理层面加以解释，而解释的利器则是常常交织在一起又被称为集体心理的三大原质的暗示、模仿与感染。尽管具体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是心理主义者的基本问题在于，他们都将模仿和情感视为人的本能或冲动。通过众人的聚合所导致的“匿名性”，这些“存在于个人成员内心深处的潜在冲动释放出来”（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71），某种狂暴而不受约束的集体心理由此而生。

与此相反，秉承涂尔干和马克思传统的社会学主义者，坚持在群体的层面对群体心理或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做出说明。拉尔夫·特纳提出，作为特定的群体行为，群众或曰聚众（the crowd）之所以会出现不同于个体的行为，是因为在特定的情境中个体间的互动（传言或谣言是一种主要的互动形式），产生了随后能够支配和控制个体行为的“突生规范”（Turner，1974：390）。进一步地，此时新的突生规范之所以会起作用，源于聚众成员对集合体的“认同”；显然，当“这些个体将其自身觉知为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并在自身的这种共同界定中共享一些情感卷入，以及在有关其群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评价上，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Tajfel & Turner，1986）时，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心理就会形成。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是社会规范还是个体认同，它们是特定情境下即刻建构的产物呢，还是有某种既成的历史文化或社会背景成了这些突生物的建构模板呢？

集体表征：为认同提供心理模板

社会心态这种特定时期内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宏观和变动的社会心理，尽管是一种突生现象，但并不完全是自发形成的或随意蔓延的，在某种人群集合体中原本可能相似的、也可能相异的甚至大相径庭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是因为它们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建构框架的。这种为个体认同提供集体心理建构基础的模板，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或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

表象（representation），中文也译成表征，是涂尔干1895年撰写《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时使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诚然，作为精神或意识的再现，表象有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之分，但是涂尔干坚信这两者迥然不同，因为“个体意识源自孤立的有机体的心理学存在，而集体意识则产生于诸多这类存在的结合”（Durkheim，1966：103-104）。不久之后，列维-布留尔借用了“集体表象”概念讨论原始思维，并认为这种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诸多具有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这些表象在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中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列维-布留尔，1981：5）在这里，列维-布留尔强调了集体表象的两个基本特点：（1）传承性或历史性；（2）突生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复兴，就是以涂尔干和勒庞等为代表的法国早期社会学的复兴。以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旗手莫斯科维奇为例，在《群氓的时代》中，他通过塔尔德、弗洛伊德尤其是勒庞的理论，复兴了群体心理学；而在《社会表征》中，他通过将“集体表象”转化为“社会表征”，使这一“涂尔干之魂”的论域从共同体（传统社会）转向社会（现代社会）。

虽然“集体表象”和“社会表征”都强调了群体心理或社会心态的突生性质，但这两个概念也有所不同：前者突出了集体表象的历史性，以及因此决定的稳定性或积淀性；而后者则突出了社会表征的当下性，因为“它们还没有充裕的时间以使固有的积淀物成为不变的传统”（Moscovici，2000：32），以及因此决定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在这里，我们使用“集体表征”的概念，希望对上述两个概念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集体，不仅不排斥社会（社会也是一种人群共同体），而且更易适用于社会心态概念常常指涉的各类社会群体；而集体表征则既包含了可以通过当代人的“具象化”（objectifying）过程加以呈现的历史积淀成分，也包括了不断通过“锚定”（anchoring）过程纳入系统的现实动态成分。其实涂尔干很早就申明，集体表象是“前辈的传统与当代的影响相叠加”（Durkheim，1966：106）的产物。

如果这样一种表述能够获得响应的话，那么集体表征的概念内涵可能就能够在表达集体精神世界方面获得更为宽裕的余地。具体说来，我们其实可以将传统、风俗、习惯、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以及时代精神、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舆论与时尚、社会共识甚或意识形态都视为集体表征的不同形式。唯一的区别在于，前几项可能更多地表现了历时性或积淀性的一面，而后几项则主要体现了共时性或动态性的一面。比如，以更多体现历史面向的“集体记忆”为例，对于从事记忆的个体来说，“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哈布瓦赫，2002：71）。正是从原有的集体记忆对现实的社会心态或集体行为具有无法回避的影响而言，布莱特会说“所有的记忆都是前兆”（Blight，2001：397）。再比如，以更多体现现实面向的“社会共识”（common consensus）而言，这一概念比较好地表达了群体成员在认知层面上的一致性。像莫斯科维奇所说，“社会共识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Moscovici，2000：66），但困难在于如何解释个体的认知及其改变是如何蔓延到群体或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中的？显然，无论是面对新的自然现象（如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雾霾）或社会现象（如引发强烈不满的贫富差距），社会成员在讨论或交流对它们的看法时，总是借用熟悉的科学知识或社会信念（如公平、正义以及历史经验）予以锚定（解释），再形成新的具象化表征，由此形成一般社会共识即新的集体表征形式。而社会心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共识或集体表征基础上，经由个体认同形成的心理群体发酵、膨化而成。

个体认同：心理群体的形成

集体表征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模板，但这种由历史和现实共同铸就的模板要演化为群体或社会中大多数人共同的社会心理态势，还必须获得个体在心理上的认同。如果说集体表征为人们的心理趋同提供了基本的方向，那么个体认同则通过心理群体的形成将社会生活中的散在个体凝聚在一起。

笔者认为，要完整地论述社会认同对社会心态或集体行为形成的影响，具体的路径可能有两条：其一，最初的一些个体是如何凝聚为群体的？其二，更多的个体是如何在心理上归属或加入这个群体的？就第二条路径而言，社会认同理论家们已经出色地论证了“归属一个群体就会获得一种社会认同”（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4），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前一条路径，因为它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即诸多个体的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异的心理，最终是如何转化为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群体心理的？

在讨论社会心态的形成时，包括“王文”在内的诸多研究者都关注到了“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的概念（王俊秀，2014；杨宜音，2006），但客观说，“王文”将勒庞提出的这样一个概念单单解释成如同“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那样，是“在心理上对于成员有重要意义的群体”（王俊秀，2014）则并不完全。对于社会心态及集体行为的讨论来说，心理群体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体向现实的社会群体转化不可缺少的中介。换言之，无论是弥散在社会中的个体〔勒庞专门申明，“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勒庞，2005：12）〕，还是无组织的聚众中的个体，他们首先要意识到相互间的一致性，并认同某种集体表征（传统、价值观或社会共识），即在精神层面上凝聚起来成为一种“心理群体”，才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最后通过集体行动向社会运动的转变，成为现实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心理群体”不一定是有形的，但它的现实性在于：“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勒庞，2005：14）

如果说心理群体的概念能够较好地说明一些个体是如何凝聚成群体的，那么，更多的个体是如何在心理上归属或加入（心理）群体的呢？在这个过程中，认同同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泰菲尔（Henri Tajfel）的观点，社会认同的产生需要经过这样两个基本过程：（1）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即当个体将自己与前述心理群体的成员置于同一范畴时，他就会以此划分我群和他群，主动缩小与我群的差异，同时扩大与外群的差异（这是异质性转化为同质性的第一步）；（2）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即新加入的个体会将自己的看法与我群成员的尤其是群体的看法（不同形式的集体表征）相比较，从而或改变或增强原有的看法（这是异质性转化为同质性的第二步），即形成所谓“共识”。最后，“共识（即人们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的建立，增强了某人对其观点真实性的信心”（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29）。至此，一种能够支配集体行为的社会心态大致形成。

上图简要呈现了社会心态及集体行为的形成机制，其间经历了集体表征和个体认同的相互作用，这是有关社会心态形成的理性分析过程。但事实上，如上图所示，真实的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同样无一不交织着各种情感和非理性的因素。虽然我们批判以塔尔德为代表的心理还原主义者将群体心理的形成简单还原于匿名状态下个体间的暗示、模仿与感染，但在包括社会心态在内的群体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其实无处不体现着暗示、模仿与感染的力量，在心理群体的形成过程中尤为如此。如果说暗示有助于形成某种社会共识，模仿有助于形成某种行为意向〔如勒庞所言，“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勒庞，2005：104）〕，那么，感染就是社会情绪基调的调色板。情绪化赋予了群体心理及集体行为的极化可能，也因此赋予社会心态以两重性，简单说，“群体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勒庞，2005：19）。当它是问题群体或犯罪群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压抑、暴戾乖张、惊恐万状和焦躁不安的氛围；而当它是英雄主义群体时，则代之以群情激昂、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和不怕牺牲的社会心态。当然，冷静的社会心理学家都明白，有时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这两种极端社会心态的颠覆性转换。这也是为什么始终未能从法国大革命的惊恐中摆脱出来的莫泊桑、左拉、勒庞、西格尔（Scipio Sighele）以及弗洛伊德，本质上都认同托克维尔的见解：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和国民中，“看到的是缺点而不是罪恶，并且只要少一些罪恶，宁可少一些伟大的壮举”（Tocqueville，194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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