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4 年，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至平安京，即京都。由此，京都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开始转变为一国之都，并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发展、演化，最终形成我们如今所憧憬与向往的京都。

然而，京都真的就是我们如今印象中的那个京都吗？

为此，日本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林丈广、高木博志、三枝晓子实地走访考察京都的街巷町屋、历史遗迹以及郊外和庙宇，与当地居民交流，查阅大量历史史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探索如何理解、传承与叙述京都的历史。

松屋吉兵卫《京都向导图》（江户时期）

现在关于京都的旅游宣传和京都印象大多来自近代。而事实上，在关注京都作为中央、男性、天皇、贵族的象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作为地方史、女性、部落史的重要性；不能只关注作为皇权象征的京都，还应把它放在整个日本史和地域史中进行考察。

因为他们发现，“京都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一成不变才成为京都，而是持续不断的变化使其成为京都。”

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城市

作为千年古都，人们印象中的京都大多是高雅的贵族文化，是奢华的桃山文化。然而，早在源平战争、南北朝动乱以及发端于应仁之乱的战国时代后，京都就已经逐渐演变为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城市。看上去是由天皇、皇家贵族主导的文化活动实际上离不开町人（居住在城镇的手艺人和商人）和近郊的农民。

丸太町桥从前的样子，图片提供：京都市文化遗产保护科

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京都的城市形态。

在元禄年间，冷泉町以及沿着室町街上的蛸药师町、御池之町、圆福寺町、役行者町这五町的吴服屋形成了室町卷轴同行业店街。大概在那个时候，作为纺织品批发店集中的同行业店街——“室町”之名逐渐为世人所知。室町幕府即因在室町街所建而得名。

说起来，室町街最初是平安京南北通道之一的室町小路。应仁之乱时京都几乎成为废墟，好不容易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城区——上京和下京，勉强维持下来。即便在这一时期，连接两个城区的主要街道也是室町街。

沿着室町街步行所见，无论是冷泉町还是蛸药师町都是在室町街两侧沿街排列。京都的古老町屋就是这样在街东西两侧形成一个个町，是典型的“两侧町”。两侧町的形成，说明了京都的町的发展主体是那些临街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町人。

在木屋町街路面行走的轨道电车 图片提供：京都讲述会

11世纪，京都出现了高度超过80米的九重塔。其后，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普通的农村发展成为产业振兴的都市。八角九重塔建于永保三年（1083），是当时最大的塔，高达81 米。后来，它成了开启院政时代的白河天皇（上皇）权势的象征，同时也是鸭川东岸地区开发的象征。但随着法胜寺的废弃，它最终从京都人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

京都文明开化的开启与大众社会的成熟

明治五年（1872）标志着京都文明开化的开启。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京都博览会的举行。这是日本首次允许普通的外国人进入京都。国内参会者约3 万人，国外参会者达770 人。为配合博览会，还首创了京都祇园花柳巷舞蹈大会。

明治时期的京都舞蹈，图片提供：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

京都的文明开化始于新京极和圆山公园。新京极有许多戏剧小屋和杂耍小屋，圆山公园有许多外国人喜欢去的酒店和西式餐馆。

京都府大参事槙村正直将誓愿寺到金莲寺（四条道场）一带作为平民的娱乐场所，并命名为“新京极”。1881 年（明治十四年）的新京极，成为日本戏剧（特指歌舞伎和新派剧等）、肢体狂言、诙谐故事狂言等演剧和杨柳弓游戏的场所，娱乐活动与江户时代社寺内的表演相比，增加了许多内容。此外，小豆粥、日本火锅、寿司等饮食店，以及照相馆，都是人气聚集的地方。

明正天皇即位仪式的屏风，图片提供：宫内厅

到了大正时期，新京极收缩为商品贩卖、电影院、寄席的场所，而到了昭和初期，由于有声电影的引入，电影院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京都也迎来了大众社会的成熟与有声电影的全盛时期（从1931 年开始）。而明治、大正时期多样化的落语、讲谈、浪花曲、源氏曲、琵琶等从业艺人不断减少。

关于新京极，自明治初年保存下来的“乙羽”寿司店的主人河原芳博曾有如下回忆：“数十年前的新京极街与六角街的派出所旁边，50 钱能看一张活动照片，面条可饱吃一顿，甚至能买小礼物。那里有高耸云端的火见橹，金莲寺商场播放的大正琴充满乡愁的旋律，明治时期特有的韵味仍未消失。在光线亮时，得到赠送的折扣券，10钱就能享受电影带来的快乐。这些都是现在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京都南蛮寺图》，图片提供：神户市立博物馆

在幕末政局变动中，京都曾是各方势力争夺的中心。各大名相继进驻这里。幕末的京都因为各藩武士、浪士纷纷进入而聚集了前所未有的人气。以他们为服务对象的商业、手工业非常旺盛，许多地方成了交换书画和汉诗的场所。连接京都市内与东山的圣护院村西部就是这些文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之一。

在京都因战乱而荒废时，天皇、幕府转移到其他城市。当它与国家政权产生距离的时候，才是最具价值的京都。

“二战”时期的京都：投放原子弹的候补城市

关于“二战”以前的京都，高木博志曾回忆道：“那时的京都与今天牧歌式的‘正宗京都’还有所不同。在战争记忆还没有消失就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时，京都是瓦房遍地、古色古香、具有庄重而浓郁的文化氛围的城市。”

《一遍圣绘》里描绘的四条桥，图片提供：东京国立博物馆

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为避免因空袭产生火势延烧，京都市内一部分街道上的建筑物被强制疏散。御池街、五条街、堀川街是其中的代表。在江户幕末期间，这一带有许多实力雄厚的商家，它们大部分从事与吴服和纺织品有关的经营活动。可是，在战乱中，因御池街扩建，祇园祭的热闹并没有由御池街延续至以北的地方。

1945 年战败前夕，美国空军作战部队还曾将京都作为原子弹投放的候补城市。虽然京都最终躲过了这一劫，但仍不免令人感到后怕。

由此可见，尽管人们对古都充满了憧憬和臆想，但是，平安京以来的京都历史和文化并不是有意识地被守护的，它因应仁之乱、元治之内乱以及各种天灾而不断地消失，甚至还面临原子弹爆炸而被彻底毁灭的危险。经过战后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们才将平安京以来的贵族文化、奢华的桃山文化确定为不变的京都印象。而我们应从参与者的角度来思考不断变化中的京都，丰富多义的京都，让人琢磨不尽的京都。

摘编自《京都，流动的历史》

〔日〕小林丈广 高木博志 三枝晓子/著

谢跃/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7月

京都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原乡与文化象征，一直以来被人们赋予种种想象与寄托。然而，京都从8世纪的平安迁都发展至今的一千多年中，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一成不变才成为京都，而是持续不断的变化使其成为京都。

现在关于京都的旅游宣传和京都印象大多来自近代。事实上，我们在关注京都作为中央、男性、天皇、贵族的象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作为地方史、女性、部落史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关注作为皇权象征的京都，还应把它放在整个日本史和地域史中进行考察。

本书以“道”和“场”作为关注视角，从东海道、清水坂以及室町街这些有各种各样主题的“道”，到京都御苑、北野、北山、嵯峨野、岩仓等人们居住或聚集的“场”，从城市形态到节庆习俗，从战争灾害到商业营生，从日常生活到贵族文化，从文化传统到宗教信仰，分别将其放在历史流变中进行实地走访与考察，全方位呈现一个不断变化的、丰富多义的，耐人寻味的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