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特征——基于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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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特征》

李友梅 等著

出版时间：2018-04

社会结构中的新兴白领群体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当代上海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群体的生成机制和社会心理加以深究，进而明确以白领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一种构成方式。上海白领群体在生成机制和社会心理上有其自身的历史传承性，分析这种历史传承性是解析其社会功能的必要前提。

上海早期白领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几乎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现代化同步。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几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白领群体最为集中之地。该群体主要分布在外国势力设在中国的各种机构中，从事商贸业和金融业的职员居多，另有大量各种新兴职业的从业者，如记者、律师等。

▴ 上海新与旧，@摄影师Greg Girard，图片来源CNU

当时上海的社会结构实际上远比这位记者的描述要复杂得多，但是他的描述至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那时的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白领群体。我们称他们为“老白领”。与西方社会中的白领有所不同，上海的“老白领”并不是基于本土社会内发的工业化产生的，而是中国在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横空出世的，即这一群体是外国工商业资本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底子上造就出来的。可以说，上海的白领从诞生之日起就只是职业分层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不仅其概念内涵有别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白领”，其群体也有自身的诸多特性。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已经颇具规模的白领群体不仅仅是中国半殖民地化与现代化的结果，更是当时上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直接产物。在外国工商业资本入侵之前，上海的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开埠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外国商业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大量进驻使劳动力资源的流向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随着商贸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沿公共租界的主干道两侧出现了银行、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大百货公司等集中的、专门的商业区，大量中方雇员在此供职；同时，外国租界的不断建设又带动了一系列市政服务行业的兴起，从而产生了一批有别于商贸业从业人员的新型服务性人员。这个城市区域的存在及发展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到20世纪20年代职员群体进入发展期，分布范围已很可观，主要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其中店职员近10万人，商业人员约为20万人”（周晓虹，2005：329）。当时上海的白领群体主要集中于外国资本控制的商业区，这是这一群体在职业构成上的一个主要特征。

外国资本及其各种机构的进驻不仅实际上改变着上海的就业结构，同时还以其现代性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对上海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竞争原则的引入。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先赋性是其主导性的流动规则。而现代竞争原则是建立在后致性规则的基础上，它承认主体的本质差异，鼓励主体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性流动，在为职业的自由转换提供可能性途径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分化。可以说，上海早期白领群体是这一新原则在旧有社会关系格局上造就出的新生儿，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向开放性社会转变的最初印痕。当时在各种外国机构中供职的上海白领群体既是这一现代竞争原则的产物，也是这一原则的施行者。20世纪90年代，相似历史情境下分化出的上海“新白领”，在生成机制上与早期的“老白领”是有某种同一性的，因而他们在社会心理上也具有某种同构性。

都市

一种群体性社会心理的形成和这个群体所在区域的整体文化氛围有直接的关联。现代上海社会在外来文化和工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既没有完全西化，也没有以纯粹的民族主义去对抗西方文化，正如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ère）教授所言，上海“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没有的……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白吉尔，2005：2～3）。上海在几十年间移植了西方现代都市的生活模式、商业运作模式、娱乐方式和文化消费品等。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嫁接成就了上海的繁盛，大量中外移民在都市文化的感召下抢滩上海，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以独特的区域社会特征。“上海是一个‘滩’，是一个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走的地方。清末民初以来，外地的新型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也有不少来上海谋职发展，这些握有一定社会资源的移民成为沪上的新型职业者阶层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构成了新兴移民社会的中上层和中坚力量。上海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社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地域社会，它是空前开放的，它的社会流动甚至越出了国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上海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活性结构，在流动中维持着动态平衡”（樊卫国，2002：373）。上海的都市化特性与社会结构的“开放活性”共同形成了“海派”这种区域性文化，也正是这种“海派”文化孕育出早期上海白领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特性。

复杂而多维的社会心态

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心态相对平和而保守，追求合理的秩序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因而对社会有“稳定器”的作用。但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一方面继承了贵族的道德价值观与文化精神，追求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艺术趣味；另一方面对自身现有的政治地位不满，其社会心态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征（参见许荣，2004）。由此说来，一个阶层的社会心态与其社会功能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本文论及的上海白领职业群体及其结构特征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转型时期凸显出来的，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上海白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约占整个白领群体的90%以上）是面向市场的，我们称之为“S白领”，“S白领”表示的是面向市场的白领群体，S仅为一个符号标志，没有特别含义。他们是在一个“群体快速组合”与“内部高速流动”的交互性过程中生长起来的。

▴ 地铁

所谓“群体快速组合”指的是，在上海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过程中，大量的高素质人员开始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外流向上海，他们与上海本地人才共同“组合”成了上海S白领职业群体。上海市人事局的统计分析显示：2000年上海通过人事部门引进来沪定居的留学人员有760余人，而当年在沪工作的留学人员已达118万人，当年在沪工作的外国专家达到215万人，2000年引进外省市人才9545名，比上年增长1.55倍（上海市人事局，2004）。2002年底，上海市累计引进各类留学回国人员5万人，是2000年前累计引进的2.33倍；在沪常住外国、港澳台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7万余人，比2000年前增长了50%；2002年从国内其他省、市引进的涉外人才4万余人，各类专家和紧缺人才117万人（胡瑞文、陈国良，2005）。这些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迅速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他们与上海本地的高素质人才共同组合成了上海S白领群体。

所谓“内部高速流动”是指在构成上海S白领群体的主要职业领域中，职业流动正在以一种较快的速度与频次展开。由于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白领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来讲，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创造了条件。2004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调查显示，在职青年职业流动率达23.8%，而职业流动预期更高达56.3%，而这些选择职业流动的青年主要是白领从业者。2004年3月，中智上海公司对5000多名在外企工作的雇员进行调查统计，这些雇员在2003年度都有过离职经历。该调查结果发现：个人主动提出辞职的比例高达67%，被公司辞退和合同自然终止的分别只占12%和11%（中智上海公司，2004）。职业流动的加速，一方面表明S白领从业人员的选择范围日益扩大，其现有规模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显得“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兴职业的收入以及预期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致使这个群体的社会心态始终处于波动状态。

在这个“群体快速组合”与“内部高速流动”并行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上海S白领群体，在社会心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上海S白领群体在整体上有一种焦灼感与压力感

这种焦灼感与压力感来自三个相互叠加的因素：一是职业危机感在不断增强。在“内部高速流动”的职业领域中存在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使上海S白领普遍对自己的职业安全有一种紧张感。据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度客户样本抽样调查分析，一段时间以来，有68%的白领职业焦虑感严重，自觉“朝不保夕”。其中，IT软件、金融证券、快速消费品、医药及广告行业对他们来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行业。最让这五大行业人士心慌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职业市场，他们中的优秀者成为职业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很多海归人员、港台及国外中高级人才也选择上海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基地；还有一些在本国不被看好的外国职业人来到上海寻找机会，如日本下岗员工输入上海等。这使雇主的选择余地空前加大，职位的可替代性增强（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3）。而在一些处于竞争前沿的行业，白领雇员的压力更是空前之大，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有关部门的研究发现，77.77%的员工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职场生存压力指数的比较上，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这一比例超过了北京和广州，为三地之首。

▴ 电视剧《欢乐颂2》剧照

二是市场领域存在的某些不规范运作加剧了S白领的焦灼感与压力感。上海S白领从业人员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股票、期货及其他形式的投资获得的收入。近几年，在股票投资市场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运作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2005年的前两个月（1～2月），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企业就达到9家，其中有8家企业由证监会派出专门机构展开调查，这些被立案的企业大多在资本运营过程中出现了违规操作的行为。《中国证券报》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出现亏损的投资者比例高达八成，仅有5%的投资者稍有盈利。另有统计显示，从2001年6月股市出现历史性高点到2004年9月，内地股市流通市值缩水7100亿元，加上其间上市公司融资2726亿元，投资者为国家上缴的印花税478亿元，支付交易佣金等其他成本约500亿元。这些数字相加，再减去上市公司现金分红391亿元，投资者的净损失超过1万亿元。此外，近两年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投机性炒作现象也给一部分S白领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对从外地进入上海的S白领来说，快速上升的房价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生活压力。这种市场不规范运作的背后，暗存着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对比悬殊（参见孙立平，2005）。对于一部分能够动员各种力量的社会群体成员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运作金融资本和利用信息，甚至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具有很强的谋求利益的能力；而对大部分S白领从业人员来说，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非常有限，经常会为来自房市、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的压力焦虑。

三是西方导向性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现有收入水平的差异导致的心理预期紧张。就上海城市职业社会的现实而言，新兴职业的收入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这种状况往往会使一部分从业于新兴产业的S白领从业人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导致社会心态不平衡。如果以收入和财产来衡量，上海S白领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些方面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相对水平。然而，他们在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上却倾向于接受西方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比如，他们要求自己穿戴有品位的服饰，想住在与自己职业身份相称的住宅小区里，过体面的生活，等等。有关咨询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120名不同行业白领进行高档消费品、大宗物品消费信息指数调查，结果表明，平均薪酬最高的上海消费信息指数最低，只有37%，北京为51%，广州为67%。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上海白领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信息指数最低，与他们追崇名牌消费、奢侈品消费有关。上海高涨的房价使他们在购房之外，无力追求奢侈品的消费，只能望洋兴叹，造成购买力与期望的巨大落差，这是其消费信息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可锐职业顾问公司，2005）。正是在这种消费取向和生活追求驱使下，他们总会对自己的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距具有敏感性，进而发现在其付出与获得之间存在某种不平等，以致在心态上徒增了一份焦灼感与压力感。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有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 电影《小时代》剧照，西方导向生活观可见一斑

西方国家的白领阶层也普遍存在压力感和焦灼感，但这种压力感和焦灼感主要与职业危机感相关。相比之下，上海S白领群体不仅有职业危机感，还有一种来自市场领域的相对剥夺感，并处于西方生活、消费方式导向与现有收入水平的紧张关系之中。这三个相互叠加的因素使上海S白领群体普遍感到负担沉重。因此他们把很多注意力放在了职业生涯的提升与财产的增值上，在我们看来，这种注意力分配结构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对浦东白领群体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55.22%的白领受访者表示“工作太忙，没空”是阻碍他们参与社会性活动的重要原因（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2005）。

2. 上海的S白领群体经常会有“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的行为

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产业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良好的专业教育机会与资源，并获得了有较高市场回报的体面的职业身份。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当前依靠个人努力达到的生活水平表示满意，并且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浦东新区文明办开展的一项针对白领群体的调查显示：70.6%的受访白领对当前的工作状况满意，73.3%的人对当前的生活质量满意；77.8%的人相信两年后工作状况会更好，76.1%的人则表示相信未来两年生活质量会更好（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200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S白领群体多少体会到政治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基本保证，也是他们继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他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国家发展前景”有一种期待，因而，一旦他们觉察到或预感到社会生活环境面临挑战或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自发地做出强硬反应。这一点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的“中美黑客大战”当时，一部分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中国“红客”，出于强烈的爱国激情，在美国部分黑客组织对中国公共网站展开攻击的情况下，自发组织起来对美国有关网战进行“反击”。考虑到有条件展开此类网络活动的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一定的硬件设备，而中国高校的教育网又大多对网上攻击活动有所限制（这意味着学生不大可能成为这次活动的主体），人们有理由相信，白领尤其是技术型白领是此次活动的主要力量。、2005年上海部分白领参与的“4·16涉日游行”中可见一斑。

上海S白领群体一方面有自己的“强政治取向”，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弱政治参与”。这种“弱政治参与”通常表现为对主流政治宣传话语的集体淡漠，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弱关心，对政治身份的“无所谓”态度。上海的S白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萌生的职业阶层，他们对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的职业升迁和业余闲暇消遣，逐渐培养出工具性的算计能力，而且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付出与收获的权衡。他们喜欢的读物，一般是专业杂志以及时尚性、消费类的刊物。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太熟悉旧的社会组织和思维模式的运作机制，一开始就寄寓于新的社会生活存在形式，尚未确立自己的思想归宿。

3. 上海S白领群体在从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分享上都存在一种断层

这种“断层”指的是，上海当前的S白领群体主要可以分为“45岁左右”与“30岁左右”两个年龄群体，而这两个年龄群体所持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断层。“45岁左右”的S白领群体大多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过“文革”、“改革之初”、“改革深化”这三个阶段，他们的价值认同相对比较单一。而“30岁左右”的这部分S白领群体基本上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一批人，他们在价值观念上更倾向于多元价值认同。可以根据社会经历将上海“30岁左右”的S白领群体分为多个部分，如上海本地出生的、在本地接受学校教育的群体，回沪知青子女群体，外来知识精英群体，等等。不同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之间在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价值观念分享上存在的“断层”和社会经历上的分化，使得上海的S白领群体被分割成多个部分，而其作为应具有内在认同的整合性群体的社会作用因之而被削弱。

4. 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

西方白领阶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甚至有上百年的发展史。新老白领阶层之间在行为规范、技术知识以及对竞争的适应性、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传承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分工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在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代替资本所有者承担指挥和管理企业职能的职业管理者——经理，这可被视为白领的雏形。19世纪中晚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促成了一批巨型家族企业问世。在这种家族式的公司内，适应新的竞争要求的分层式中级管理（middle management）体制培养出一批现代管理的先驱——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群体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白领的观念、规范的形成提供了许多传统。相比之下，上海当前的S白领群体，是在近20年里迅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体系和经验机制没有经过一个积累和逐步沉淀的过程，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尚未形成。

▴ Q Train, Nigel Van Wieck, 2009

上述关于上海S白领群体社会心态特征的分析表明，上海S白领群体与西方白领阶层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许多不同，比如从“弱政治参与”或者“政治后卫”的角度来看，上海S白领群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之间有许多相近之处。上海S白领群体在生活中承受的焦灼感和压力感要大于西方白领阶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上海S白领群体在社会经历、价值观念的分享上，以及在行为规则、公共知识体系与价值认同上存在的“缺失”，都使得这一群体还无法形成真正相对一致的利益行动以及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上海S白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能用西方白领阶层的理论来简单地类推上海的新兴白领，也正因此，本文暂且视他们为群体而非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