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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精读 | 安徽蓝皮书: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18)

2018年6月14日,安徽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安徽蓝皮书: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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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安徽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行政体制改革有序推进,重点工程、民生工程稳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稳定增长,科技创新引领世界前沿,精准扶贫成效显著,文化强省建设再上台阶,生态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县域经济”取得重要进步,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实施,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本报告客观反映2017~2018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脉络,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新时代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转型发展篇认为2017年安徽省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新时代背景下,芜湖、阜阳等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创新创业势头较好,区域经济发展能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篇选取铜陵城乡社区精细化治理、合肥智慧社区建设、肥东县公共空间视域下的社区治理和当涂县域社会治理实践作为范本,揭示安徽城乡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建设和县域社会治理的新成就。文化发展篇总结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徽文化对外传播现状以及不足,指明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和策略,再次聚焦安徽文化强省建设,既对“十三五”时期安徽区域文化发展与文化强省建设方案做出深入浅出的探讨,又分析了近年来安徽省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趋势以及传承方式。公共服务篇立足于实践调研,选取南陵县作为样本,探讨县域信息化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策略;通过翔实的文献梳理,对安徽省公益性公墓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展开了实证研究;并重点研究了安徽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篇末通过构建安徽省社会发展指数体系,对2016年安徽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精确测算,并对安徽各地市社会发展指数进行了排名,实时把握安徽社会发展动态。



2017年安徽精准扶贫成绩斐然,但精神贫困问题亟待解决


脱贫攻坚是安徽省2017年重点工作之一。安徽省为保障扶贫措施到户精准,持续开展“重精准、补短板、促攻坚”专项整改行动,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均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安徽省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679.1万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120.2万人,减少了558.9万人。


实现贫困人口脱贫,“造血”机制是关键,为此,安徽省把产业扶贫放在突出位置。截至2017年10月底,全省到户产业扶贫项目户均1.6个,覆盖率提高到89.17%,到村产业扶贫项目实现全覆盖;2875个贫困村实现资产收益村均增收7.3万元,带动85.4万贫困人口人均增收953元;率先实施光伏扶贫,全省光伏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99.3万千瓦,惠及41.28万贫困户。截至2017年9月底,扶贫小额信贷当年累计发放贷款150.36亿元,全省累计放贷175.88亿元,年增量和增速均居全国第一位,总量居全国第8位,超额完成80亿元的年度任务。此外,安徽省2017年已累计帮扶11.61万贫困劳动者成功就业,其中建成就业扶贫驿站742个,吸纳贫困劳动者就业近万人。


针对安徽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占全省总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特点,省财政已下拨“351”政府兜底和“180”专项补助资金4亿元。截至2017年10月底,全省贫困人口住院85.46万人次,共发生医药费用44.57亿元,综合医保补偿39.23亿元,平均实际补偿比例达到88.02%,较普通参保患者提高约25个百分点,慢性病门诊平均报销比例达到96.77%。


增强脱贫攻坚效果,多部门、多力量“合围”是重点。截至2017年9月底,各级专项资金达到95.54亿元,其中省级16.5亿元,同比增长50%,整合涉农资金119.4亿元。扎实推进县域结对帮扶,帮扶县累计提供帮扶资金2.26亿元,累计完成项目405个。2965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2533个村,企业实施项目4345个,投入金额20.74亿元。在2017年第四个扶贫日活动期间,全省共认领项目4098个,认领资金5.73亿元,捐款3.19亿元。


2017年安徽省开展的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帮助了96万贫困人口“摘帽”。经过全省上下的不断努力,安徽省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与物质性贫困相对的是精神上的“贫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部分人员反映,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精神上的贫困正成为脱贫攻坚路上难过的坎、难爬的坡。


所谓“精神贫困”,主要指部分贫困群众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安于现状、甘于贫困、等靠要懒、缺乏信心、不敢尝试、不思发展等。尽管通过扶贫人员的积极宣讲与扶持,这部分贫困户已经暂时摆脱贫困,但是一旦“外在力量”消失,这部分群众很容易再次返贫。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但是在前期扶贫过程中,对精神扶贫工作重视不够,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精准扶贫工作,成为精准扶贫的绊脚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能让扶贫仅仅只是物质救助,而应该切切实实地深入精神层面。导致精神贫困的原因复杂,受教育程度低、地方风俗等都有可能导致部分群众精神上的贫困。同时,部分地方干部能够很好地贯彻实施物质扶贫,积极帮助贫困户脱贫,但是对于精神扶贫却存在畏难情绪,听到群众说不想脱贫,就无计可施。只有在精神层面上解决了贫困问题,外在“输血”才会让扶贫工作事半功倍,才能防止贫困地区陷入“福利陷阱”。



安徽劳动力资源流出较多,人口红利分享不足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不可或缺,当前学术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结论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安徽省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是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但是由于省内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安徽省人口流出现象严重。尽管在“十二五”时期,皖江、皖北、皖西、皖南四大区域发展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心城市吸纳人口能力增强,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3.2%提高到2015年的50.5%,与全国的差距由2010年的6.7个百分点缩小为2015年的5.6个百分点。流动人口中流向省外的人数占比从2012年的70.04%下降到2015年的67.04%。但是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全国跨省流动人口中安徽省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22.55%,为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占比最高的省份。根据安徽省统计局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17年安徽省外出人口1057.5万人,外出人口回流8.5万人,与2016年基本持平。


近年来,随着安徽省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加上教育、医疗等方面落后于发达省份,劳动力回流趋势有所上升,但并不明显。同时,省内部分县市房价攀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意愿。


同时,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近几年来,全国其他省份均已出台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但是安徽省在这个方面步伐相对比较缓慢。特别是同武汉、西安等城市相比,合肥市出台的人才优惠政策力度相对比较小。


作为安徽省重点发展对象的合肥市,聚集了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一批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大学,但是根据笔者的调研,很多高校的毕业生不愿意选择定居合肥,部分选择定居合肥的高校毕业生也并非因为合肥市的吸引力,而是因为想留在家乡。高校毕业生是人才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对安徽省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目前针对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对大学毕业生的政策倾斜力度均较为有限。



安徽规模以下企业新生代企业家对政府部门支持需求更为强烈


    安徽省处在承东启西的位置,其新生代企业家成长环境关乎安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蓝皮书调查显示安徽新生代企业家男性占71.72%,40岁以下占80.34%,体现出新生代企业家中年轻男性占主导地位。他们所经营的企业47.14%属于家族企业,其中7年及以上企业占39.47%。


1.安徽省新生代企业家基本特点

一是新生代企业家学历层次较高,专业素养较好。调研发现:66.21%的新生代企业家年龄集中在30~39岁;96.21%的新生代企业家具有大中专及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11.72%,还有不少有海外留学经历。调研发现:绝大多数新生代企业家具有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背景。


二是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意识较强。从问卷调查看:65.63%的新生代企业家希望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学习和培训;56.78%的新生代企业家愿意参加政府主导的社会团体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45.21%的新生代企业家希望有机会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三是新生代企业家重视人才,特别是创新型团队。53.62%的新生代企业家认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是缺乏高端人才和科学管理机制;60.12%的新生代企业家重视企业团队建设,在决策中注重团队的作用。


四是新生代企业家更加注重自身学习和员工培训。73.64%的新生代企业家非常关注父辈们取得成功的经验,重视父辈提供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经营企业的视野。与此同时,加强对员工的素质培训,重视企业文化理念的宣传和企业愿景目标的塑造。


2.安徽省新生代企业家成长面临的压力

在调查中问及“他们能否有能力全面接管企业”时,38.28%的被调查对象表示目前还没有能力接管,说明部分新生代企业家的能力需要进一步磨炼和锻造。62.07%的调查对象感到企业发展的最大压力是经营管理,47.24%的被调查者认为缺乏管理经验,27.24%的被调查者认为融资困难,22.76%的被调查者认为缺乏核心技术。从中可以看出,60%以上的新生代企业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3.安徽省新生代企业家内生动力的调查

从数据整理情况看,96.21%的新生代企业家具有大中专及以上学历,5.17%的新生代企业家具有海外留学经历;23.64%的新生代企业家在企业基层工作过,31.03%的新生代企业家从事传统制造业,20.12%的新生代企业家现经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芜湖、宣城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新生代企业家成长背景看:40.12%的新生代企业家有在企业基层工作和自主创业的经历,这有利于他们加强对一线员工的了解,增强他们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走访发现,“企二代”在继承父辈立志图强的拼搏精神基础上,表现出“敢闯敢试”的勇气。


当被问及“企业遇到经营困难时如何应对”,绝大多数新生代企业家回答是加强学习、咨询专家、寻求政府帮助。问卷调查数据显示:53.42%的被调查者主要学习经济管理、国内外经济形势、专业技术、同行发展趋势等知识,也有学习法律知识、人际关系等内容,均占18.96%。从学习途径看:培训学习(41.28%)、交流学习(34.25%)、书本学习(23.67%)相对较少。对于培训的形式,他们更倾向于到同行业代表性企业实地考察,专业培训更多选择企业管理、行业发展现状等短期培训班。


当问及“企业遇到困难是否需要政府扶持”时,91.32%的新生代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支持。从满意度调查看,规模以上企业的新生代企业家对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的满意度为66.38%,规模以下企业的新生代企业家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满意度为41.32%。这说明规模以上企业的新生代企业家对政策支持比较满意,而规模以下企业的新生代企业家对政府办事效率、政策支持的满意度不高。



徽文化“走出去”需要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及广大民众共同协作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制约着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影响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面对千差万别的外国受众,只靠政府千篇一律的文化报道,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因此,想要全方位地对外展现徽文化的特有魅力和精神风貌,就要顺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潮流,建设多元化的对外文化传播主体,即一支由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及广大民众共同协作组成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传播队伍。


1.重视官方主导作用

有学者指出,文化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向外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并为外国受众所理解和认同。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强弱决定了其“文化软实力”和对外影响力的大小。这也决定了文化的对外传播和输出应由政府和官方做主导。在徽文化对外传播中,政府应结合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发挥核心主导作用,系统有规划地向世界推介徽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如加强引导,推动对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为徽文化“走出去”制定指导性、纲领性的政策文件,有规划地向世界推介和宣传徽文化的传统与创新;建立和开发徽文化海外文化产业基地,并鼓励文化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和合作,支持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以建立国际化的文化产业集团推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设立徽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等文化奖项,对将徽文化介绍到海外、推动徽文化发展和对外传播做出贡献者进行表彰和奖励;组织和资助体现传统徽文化精华的原创性演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巡演,资助各种徽文化传播人才培养项目和研修项目等,为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此外,在当前的各种交流活动中,无论是组织各种徽文化对外传播的节日庆典活动,还是开展表现徽文化民俗文化的文艺表演,政府主导行为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号召力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需要各级政府机构的官方主导和引导。


2.重视学者交流作用

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中,学者也可以作为“文化使者”起到重要的作用。学者往往被视为社会的上层精英人士,通常在某研究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权威地位,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因此,学者们所发表的见解和意见容易获得人们的推崇,也容易得到传播对象的认同。此外,作为社会精英人士,学者们有着独特优势,就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社会各界人士,如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外交界、宗教界等,因此他们都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而这种广泛的社交和人际关系,对于扩大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范围,起到了其他对外交往渠道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因此,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要充分重视学者的学术交往和交流活动,使其发挥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进行高层次的徽文化学术探讨和文化对外交流活动,推进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学术界,进一步提高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徽学学者的学术交流多是通过研究机构、期刊文章和参加国内外研讨会进行的,如规格高、影响大、参会学者和地区众多的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等,在研讨会后,还会出版专门的会议论文集,以扩大会议影响。除了重视学者参加研讨会和发表期刊论文之外,还应完善国内外徽学学者的文化交流机制,不断扩大和加强海内外徽学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和资助一些国内徽学精英学者走出国门,致力于向国外学者和大众宣讲当代徽文化的精髓,扩大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3.重视翻译人才培养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各种文化在不同语种间有着频繁的对外传播活动,而翻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的译者,不仅要具有专业化水平,精通中外语言,还要熟知相关文化背景,这样才能翻译出高质量的作品,得到受众的理解和接受。翻译人才的质量影响对外传播的文化质量,因为高水平的翻译作品可以有效地促进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而翻译质量不好的文化作品会使国外受众误解或错读,会对文化传播起到负面作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要在内容和方式的选取上注意符合西方受众的价值观、接受心理、理解能力等,在徽文化优秀作品的翻译方面也要兼顾西方受众的审美观、兴趣和阅读习惯,用与之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使之理解和接受徽文化。因此,要培养一批能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出发,用国外受众接受、理解的形式翻译徽文化作品的翻译人才,如以省内各大高校和各种研究机构为人才培养依托,不仅要培养文学翻译人才,还要着重培养实践技能型和应用型的翻译人才,在锻炼其语言文字翻译能力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其跨文化交际意识,将其培养成能够为文化对外传播服务的高素质专业型翻译人才。此外,政府还可以选派一些基础较好的翻译人才去国外实践和进修学习,并为其提供展现进修成果的机会,在制度上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以优化翻译人才培养环境,使翻译人才积极参与到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将徽文化更好地推广到全世界。


4.鼓励社会机构参与

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间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等有了更多的机会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活动,民间力量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对外传播生力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对外传播的环境复杂多元,广大受众的信息需求也呈多样化趋势,单一的传播主体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环境,需要有相应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主体来满足这种时代需要。顺应这种时代发展潮流,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民间资源,鼓励、引导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来,在与他国民众的交流中,发挥自身传播文化的使者功能,积极对外传播徽文化,形成一种与官方传播配合互补的多元化传播格局。如各种社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因其非政治性特征而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少了强硬说教和单方面灌输的嫌疑,其对外传播徽文化的活动就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倾向的西方受众所接受和认同。文化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可融文化于经济之中,通过收购和合作等方式,开辟海外文化市场,利用文化贸易和文化商品推动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推进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挥多类社会机构的积极性和各种社会渠道的应有作用,整合不同的对外传播渠道和路径,全方位地展现徽文化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气质,全方位地传播徽文化。


5.鼓励广大民众参与

随着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平台的使用,一个可以跨越时空、人人皆可发声的自媒体传播时代已经到来。自媒体又称参与式媒体、社会化媒体,是以网民个人为主体的媒介形式。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时代,民间自媒体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舆论集散地,新时代的网络社交媒体一代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重要对象,自媒体传播方式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形象的代言人,发挥促进文化交流的使者作用,广大民众也可以是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自媒体传播具有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等特征,也给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因此,徽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对外传播中,要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用自媒体,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在拓展和丰富政府主办的媒体交流渠道和路径的同时,搭建更多可以促进徽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平台,开辟和拓宽对外传播媒介渠道。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徽文化滋养下的民众在国外求学、旅游、经商、定居等,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在国外身体力行地以自媒体的形式传播徽文化,利用自媒体传播的优势,使徽文化的影响和传播遍及全世界。



“十三五”时期安徽文化发展战略应遵循“七个着力,七条路径”


蓝皮书指出,“十三五”时期安徽文化发展战略应遵循“七个着力,七条路径”。


一是着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走区域文化改革发展之路。要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定不移地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培育和释放文化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全面深化文化改革,增强文化改革意识,提高文化改革行动能力,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完善制度体系,依法推进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并进一步提升在考评分值中的比重。


二是着力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走区域文化转型升级发展之路。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积极回应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率先探索和示范,实现文化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深入推进安徽省“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行动计划”,壮大传统文化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大力发展文化生产性和社会性服务业,加快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和竞争力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公共文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益和保障能力。坚持品牌推进,充分发掘和开发安徽的历史和人文资源,打造既具有安徽地域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精品;充分挖掘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安徽气派、在国内一流、在国际有影响的文化强势品牌。


三是着力推进文化全面创新,走区域文化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牢牢把握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机遇,把文化创新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协同创新、开放创新为基本途径,以优化区域创新生态为根本举措,使文化在科技、产业、企业、市场、产品、业态和管理等领域全面推进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文化发展体系和发展模式。


四是着力促进文化统筹兼顾,走区域文化协调发展之路。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使文化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快形成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共进的战略发展格局;促进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文化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文化空间布局重组与结构性调整相结合、非均衡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相兼容,打造徽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等区域文化高地,加快形成各区域文化多极支撑、竞相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促进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健全城乡文化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城乡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区域文化战略发展局面;促进文化与相关领域统筹融合发展,特别是推动文化与装备制造、教育、体育、信息、建筑、旅游、农业等相关产业的对接融合,形成文化与其他领域融合互动的战略发展体系。


五是着力扩大对外文化贸易与交流,走区域文化开放引领发展之路。认真贯彻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站在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全球创新网络体系的高度,抢抓国家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历史性机遇,谋划安徽省文化开放发展格局,不断提高文化对外对内开放水平。深化省际协作,走区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六是着力推动清洁低碳循环,走区域文化绿色生态发展之路。一般认为,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清洁、低碳、循环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就可以完全和自然地做到低碳高效,安徽省区域文化发展必须按照中央坚持绿色发展的要求,牢固树立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文化绿色发展的理念,把文化绿色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好安徽建设。紧抓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机遇,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充分发挥皖南和大别山等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文化旅游和文化传承保护,着力建设文化绿色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充分发挥文化舆论宣传保障作用,通过各种教育和宣传活动,不仅为文化本身发展,而且要为全省发展培育绿色发展理念,弘扬绿色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形成崇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氛围,尽快形成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


七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走区域文化共享发展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社会效益放在优先位置,努力构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切实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度。促进城乡区域文化消费,提高群众文化消费的能力和水平。按照精准扶贫要求,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用一套政策组合拳,做好做足文化扶贫大文章,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文化扶贫开发攻坚战。



强化安徽农村基础设施的制度性供给,成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蓝皮书指出,强化制度性供给,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因为撇开农村基础设施的制度性供给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城乡融合发展”就是纸上谈兵,毫无实践意义。当前,安徽城乡基础设施的供给差距、资源供给的质量不高、项目分配不公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多地农村的医疗、卫生、养老等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达标,就连自来水、电、气、路、网等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的政府供给也很困难,更谈不上满足现代职业农民的多层次需求。因此,建立城乡融合的供给制度,强化安徽农村的制度性供给,就成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一要下决心破解安徽城乡供给体制机制的二元分割,在大中小城市要全面落实居住证的制度红利,让有能力、有条件的农民工能与市民共享城市生产、生活资源。各级政府要力促农民工就近就地市民化。


二要加大政府公共资源和财政资金向农村、皖西南、皖北等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脱贫等社会公益纳入政府支出范畴,强化农村的制度性供给。目前,在政府主导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情况下,要“放水养鱼”,积极鼓励社会公益资本、私人资本等进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强化制度性供给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三要在融资上规定:凡涉农国企都要带头促进“三农”在产业链中向“城乡融合”发展延伸,支持各类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边远或贫困农村“落地生根”,“提质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节支,发展现代新型农业和农村新业态。


四要力推农村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创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模式,以满足现代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文化休闲农业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旺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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