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社科文献特别推出马克思主义著作专题，欢迎各位读者点击此处链接进入专题。以下为部分经典研究著作推荐：

本书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的论著，侧重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具体来说，这种分析依次围绕历史论、概念论、发生论、矛盾论、逻辑论、内容论、机制论、成果论的逻辑递进关系展开，以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本质内涵、发生基础、内在要素、逻辑进程、内容维度、发展机制、成果形态等进行梳理。这种递进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矛盾运动关系，是这个理论创新运动自身的“客观”逻辑进程。

本书系作者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所积累的学术成果的整理和汇总。本书选取领袖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三编内容，集中梳理和分析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创新成果，基本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和主要成果，既有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理论成果的概括；既有一定深度，又有一定新意。

作者选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十一个历史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逻辑的生成和展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合性构成要素及其演变、主客体系统的核心矛盾及其展开、多维度的内容体系及其不断发展完善、特殊的发展机制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段上的功能发挥等。

本书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视角来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线索梳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状况。书中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维度的含义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关系中所蕴含的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实质。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个案，呈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用文本分析法梳理、探讨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建过程中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及其相关思想的转变与发展，有力反驳了国际上指责马克思“忘却了自然”的观点。与此同时，回顾当代中西方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展开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合理成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推进我国当前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本书内容涵盖两个板块，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书的内容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架构和基本原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作用。

本书认为，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本质上乃“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非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本身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因而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对立”或“差异”，本质上不过是后来的研究者们所持观点之间的“对立”或“差异”。就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本身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也是“本质一致”的，其“差异”是“一致中的差异”，而非“异质性差异”、“实质性差距”，更非“对立”。

本书试图探讨和解决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理论或实践难题；注重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沿”问题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基于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涉猎许多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许多颇富新意的思想或观点。本书对澄清认识，深化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坚定四个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有助益。

本书详细梳理了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发展历程、总结其走向终结的原因和教训；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革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拓展性地介绍了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本书对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总结和横向的国际比较，找出其中的历史规律和普遍规律，并将其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以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书从本体论、辩证法、真理观、历史观、革命主体、公平正义以及自然生态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当代本体论理论的分歧与观点，阐明了当代西方辩证法形式的发展状况，梳理了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真理观以及存在论真理观的逻辑发展，深入辨析了当代西方关于历史观根本重大问题的理论本质，探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逻辑，澄明了当代西方社会主体力量变化的观点。

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第一，梳理了“一盘散沙”式的学术见解，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重点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主动的“盘点”，使之成为更加规范的学术理念。第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研究从盲从、前反思的阶段转向自觉的、反思的阶段。第三，使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研究中，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方式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