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增加了人们对近期中国金融部门及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忧虑。同时，美、英等国的地缘政治冲击，放大了中国从出口、投资、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本年度新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在推进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等新增长模式前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本《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立刚教授组织汇编，以飨读者。

中国踏上的新增长之路，正是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在昨天所走过的道路。它涉及创新和技术等无形生产要素成分对诸如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等可见生产要素成分的替代。然而许多国家在试图加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过程中却发展停滞了——这种情景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

宋立刚教授作为主编，介绍新书框架与内容

对中国而言，向新型和具有先进增长驱动力发展方式转型开辟了一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它意味着减少对诸如钢铁和建筑业等资源与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和低端型制造业等的依赖；它意味着面向消费、服务、高附加值制造业和创新等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当前，中国在诸如高铁交通发展截止到2017年，中国高铁里程已经达到了2.2万公里。高附加价值制造业包括超速量子计算、航空业中国的第一架商用喷气式飞机（C919）已经于2017年5月5日试飞。和航天技术这包括中国有望在2022年开始拥有和运营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空间站。等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类似地，中国还在降低经济发展的负面环境溢出效应和培育高技术制造业方面取得了进展——至少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和新材料技术等新能源技术领域，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作用。首先，我们考察了宏观经济最新发展情况以及教育和创新发展的趋势。其次，我们还研究了结构变化是如何为中国获得一系列更先进增长驱动力做好准备的。

（点击封面可跳转至购买链接）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

宋立刚 [澳]郜若素（Ross Garnaut） 蔡昉 [澳]江诗伦（Lauren Johnston） 主编 

2018年 4月

目录

通向新增长的路径：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的驱动力量 【宋立刚  蔡昉  [澳]江诗伦（Lauren Johnston）】

改革与宏观经济增长

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蔡昉  张晓晶】

中国的宏观经济平衡：新增长驱动力和维持金融稳定【黄益平  沈艳  傅秋子】

内部收敛与中国的增长潜力【姚洋  王梦琦】

国内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新常态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 【[美]胡永泰（Wing Thye Woo）】

教育与人力资本

中国的大众教育：机会不平等与结果不平等【[澳]葛丽珍（Jane Golley）孔涛】

无形资本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证据【杨晟朗  周伊晓】

创新与生产力

向更具创造力的经济体转变：中国的进展与挑战【魏尚进  谢专  张晓波】

生产力、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吴延瑞  郭秀梅  [澳]多拉•玛丽诺娃（Dora Marinova）】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收敛的经验研究【杨朝峰  赵志耘  张志娟】

中国的专利保护与企业研发支出【尹志锋  毛昊】

中国航天技术与创新体系的专家社群：文化的维度【〔美〕康琳娜（Alanna Krolikowski）】

经济部门的技术变迁

小农户的机械化外包与农业生产率：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盛誉  宋立刚  易青】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姜克隽】

中国银行间回购协议市场【[澳]罗斯•肯德尔（Ross Kendall ）[澳]乔纳森•里斯（Jonathan Lees）】

贸易与投资中的技术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演进：特朗普贸易战的启示【[澳]普雷玛-钱德拉•阿杜克拉拉（Prema-chandra Athukorala）】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知识溢出【陈春来】

强化“5+1”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胡必亮  刘清杰  鄢姣】

中国创新务实的对外援助：从全球化塑造到重塑全球化【[澳]江诗伦（Lauren Johnston）[德]马丽娜•鲁佳克（Marina Rudyak）】

精彩书摘

从专利数量或质量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驱动型转化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制造业在业者的工资在1980~2015年增长了大约14倍。中国在2012年之后劳动人口开始减少，更增加了工资上涨的压力。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应对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

中国能不能良好地应对挑战？人们经常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意思是只有少数经济体能从中等收入变成创新型高收入的经济体。政府和部分学者确实表达了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运用转移矩阵分析和非参分析（回归树）发现数据不支持绝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确实可能出现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本书《向更具创造力的经济体转变：中国的进展与挑战》一章指出，在参与全球贸易和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专利数量或质量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驱动型转化。因此不必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

如果中国能继续找到有效的办法向创新型经济体转型，就有很大机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国企在创新方面的效率低于民企，却仍能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如果政府能消除歧视性的研发补贴，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同一起点赛跑，那么就可以减少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其他的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推进教育改革，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参见《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中《向更具创造力的经济体转变：中国的进展与挑战》一文，作者为魏尚进、谢专、张晓波p201-2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机械化服务或可提高农户资本劳动比率，从而解决小农户问题

长久以来，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狭小，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约束。作为文献中促进土地集中这一传统解决方法的替代，本书《小农户的机械化外包与农业生产率：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一章指出了通过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户资本劳动比率从而解决小农户问题的前景。作为个体农户投资的替代，市场化的资本外包将允许小农户像大农户所做的那样获得蕴含在机器和设备中的新型生产技术，与此同时，还可以将他们的生产过程资本化而不需要支付相应的沉没成本。在某些条件下，机械化服务可以像土地集中那样有效地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生产率水平，而无须支付巨额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不仅如此，由于精耕技术将有助于增加受损土壤上的产出，以前的土壤破坏问题就可以通过资本外包形式获得的先进技术来克服。

通过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例如收割）进行外包，中国的一些农户尽管受到规模狭小和土地细碎化的困扰，但仍然保留了其竞争力。尽管在理论上是有前途的，但是基于市场的机械社会化服务仍然受到市场摩擦、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众多制度壁垒的限制，从而其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截止到2013年年底，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只有不到1%的农业资本设备来自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机械社会化服务供给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他们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中不断增长的机械社会化服务需求。因此，这就需要制度的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机械化服务的使用以及土地流转来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小农户生产规模狭小问题。

中国的经验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小农户所占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提升农业生产率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启示。由于劳动和资本服务具有可分性，如果资本设备的最优使用可通过机械社会化服务实现，那么农场规模就不再是规模生产的限制因素。

（参见《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中《小农户的机械化外包与农业生产率：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一文，作者为盛誉、宋立刚、易青p277-29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3月）

随着中国生产基地的更加深化，贸易战影响或低于预想结果

本书中《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演进：特朗普贸易战的启示》一章指出，在中国经济实现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检验了中国在以东亚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角色演进的重要意义。在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牢固地位，一直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中国进口配件总额相对于加工产品出口总额比例的显著下降，以及中国作为配件净出口国的新兴角色可以看出，为全球生产网络内部出现的生产基地深化提供了证据。

近些年来，中国对东亚邻国配件供给的依赖性在逐步下降，正是生产网络内出现生产基地深化的反映。中国也正在发展成为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生产网络内重要的配件供应商。东亚邻国向中国的配件出口在（向全世界）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份额，远比通常想象的要低。不仅如此，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总装产品对投入产品的需求更多地通过国内渠道得到满足，这些份额也在显著下降。

尽管来自中国的总装产品在全球出口具在有明显的地理多样性特征，但西方国家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在全面上升。虽然起点比较低，但是中国向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西亚（中东）的市场渗透程度相比东亚地区更高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出口模式演进中具有东亚偏向，当然也无证据表明，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东亚经济以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实体，并且具有独立于发达经济体维持经济活力的潜能。

这一章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在全球生产分享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象征的背景下，中国贸易差额背后的真实故事，要比标准贸易流分析所揭示的复杂得多。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逐步拉大，本质上是一种由全球生产分享进程和中国在以东亚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所起的枢纽作用共同驱动的结构性现象。最开始，在自身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美国公司将其他亚洲基地生产的高端配件运往中国的条件下，中国主要作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最终产品装配点。随着生产基地的更加深化，中国对进口配件的依赖程度在逐步降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配件供应商。

美国跨国企业的竞争性，依赖于其利用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产品的能力。在两国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下，特朗普总统提出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的企图势必面临着来自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甚至即使惩罚性关税最终得以实施，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内贸易流的影响可能也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全球生产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相对价格与贸易绩效之间的联系。

（参见《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中《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演进：特朗普贸易战的启示》一文，作者为〔澳〕普雷玛-钱德拉•阿杜克拉拉p346-36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点击此处，可免费下载本书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