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作为我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向来是历史学的重要研究主题。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与英国商人的商业利益直接关联，还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誉”？本文作者的答案——都不是。本文作者认为，国家利益才是鸦片战争的根本考量因素，而国家利益很可能与所谓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国家内部主要阶级的利益不一致。

本文摘自《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美]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书摘内容有删减。本书系统阐述相互依存理论与战争之间在过去两百多年历史上的关系，可谓国际关系研究和安全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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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译丛）

[美]戴尔·科普兰 著，金宝 译

出版时间：2018-03

商业利益or国家利益？起因解释面面观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由于中国试图阻止英国向其出售鸦片，所以英国于1839年向中国发动了战争。我们无须证明经济变量对于战争的爆发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尚存疑问的是经济变量究竟如何导致了战争。在过去两百年中，第一次鸦片战争最明显受到了经济因素的推动，因此最适于检验我们所有各派理论的相对解释力。仅在极少数案例中，有证据表明国内资本主义精英施加的压力与战争有关，而这就是其中一例。

l 某些观点认为，中国禁烟影响了商业利益，促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以恢复有利可图的不道德投机活动。

虽然看似合理，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该观点完全错误。向政府游说的商人，大多不希望打仗（他们认为战争不利于生意），而只是要求赔偿其一开始的损失。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服内阁驳回了这种请求，转而迅速行动，要以武力维护英国的总体亚洲贸易。因此，虽然战后中英贸易扩大，使商人最终获利，但这是国家利益驱动下的政策不经意间产生的附带影响，不是战争本身的推动因素。

l 自由主义观点表面上也看似有理：1838年后贸易额下降，使得由于经济之外的原因希望对华发动战争的人所受制约减少。这种原因包括荣耀、名誉、帝国意识形态等。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官员乐意以非正式的方式控制对华贸易。与印度的情况不同，他们认为帝国正式控制实际领土并无必要。虽然英国此战大获全胜，但英国政府却只要求中国再开放四个港口，并割让香港，而并不试图对中国本身殖民。

l 经济现实主义与贸易预期理论则较能有效解释英国为何发动战争。现实主义抓住了中英贸易对整个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到19世纪初时，由英国、印度、中国构成的三角贸易体系已经成形。可以说，这是一种独特而影响巨大的经济依赖性。英国政府鼓励并支持对华鸦片贸易，作为维持整个帝国大业的一种基础方案。自上一次臭名昭著的投机买卖，即17世纪、18世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以来，英国的国家安全还从未如此依赖三角贸易。

1839年，英国想控制造成其具有依赖性的因素，以保障其经济实力。经济现实主义可以解释这一点，但是会遇到一个关键问题：英国对这种罪恶贸易的依赖程度，自1810年后迅速上升（统计数字见下文），而直到1839年，英国政府对此都比较自鸣得意，并不像经济现实主义者预言的那样，显露出半点准备与中国打仗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市场的迹象。直到1839年，中国政府决定强硬实施先前禁止对华销售鸦片的法律时，英国政府才突然警觉起来。也就是说，直到关键的贸易受到直接威胁时，英国政府才决定发动战争。

鸦片贸易之前与之后的贸易情况对比（制图：王毛毛）

从一个世纪前说起：英国的“自由贸易”与三角体系

1839年危机的起因，要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18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越来越流行喝茶，中英贸易随之迅速发展。1760年，中国政府下令，将贸易限制在广州。在“广州体系”中，外国人要购买茶叶、丝绸和其他商品，必须通过少数几家称为“行”的中国公司。这几家公司合并为“公行”，受中国政府监督。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支持的垄断机构，垄断了英国与广州的贸易，从中获利巨大。而且，由于茶叶进口要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所以这种贸易也让英国政府本身非常有利可图。

遗憾的是，中国生产部门规模庞大，所以并不需要英国希望卖给它的货物。贸易不平衡来自银条向中国公司“出口”，即英国商人给出白银，以补偿进出口差额。1782年，第一批载着孟加拉鸦片的英国船只抵达广州。但鸦片在中国主要用于治病而不是享乐，所以首批货物并未找到现成买家。因此，这个市场需要的是开辟，而不只是供应。

在随后六年中，确实形成了这种市场。19世纪30年代中，鸦片贸易翻了一番，反映出英国政府在1833年决定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并响应大众降低茶叶价格的要求，不再让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怡和控股与登特等英国商行过去曾是东印度公司的中转机构，如今也迫不及待地投身于鸦片生意。

鸦片销量上升，使中国深受其害。上瘾的中国工人成数十万地增加，造成生产力下降。

吸食鸦片的中国人

估计数量不尽相同，但中国的吸鸦片上瘾者人数上升到了100万～400万之间。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货币体系的白银净流失。中国由高额贸易顺差转为高额逆差，白银随之流到国外。从1829年到1840年，中国收入的白银只有700万美元，而付出的白银和其他交易媒介却超过5600万美元。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工业经济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最先进。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当前的趋势是不祥之兆。银币的净损失造成了经济活动急剧下降，而中国政府却正想进行现代化，好与欧洲列强一争高低。

1838年末的圣旨说，除非大力实行禁烟，否则就会“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中国政府需要停止鸦片贸易，这完全可以理解。只要英国政府及时认可中国担忧的问题，就原本可以避免战争。为了解英国政府为何没有这么做，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探索英国三角贸易体系的复杂运转方式。

该体系的关键起点是中国的商品出口——不是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而是茶叶。在19世纪30年代，茶只有在中国才能成功地大量种植。此前两个世纪中，茶叶消费的增长速度惊人。到19世纪30年代，尽管关税已下调，但茶叶税仍然构成英国政府年度总收入的1/10。

由于中国对英国商品不感兴趣，所以到了19世纪，英国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大量卖给中国，以抵消大规模茶叶采购：鸦片和原棉。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鸦片显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构成了英国对广州出口商品数量的一半以上。鸦片销量本身就已能抵消茶叶进口的全部成本，而茶叶是从中国公司购买最多的单种商品。新出现的每年800万～100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由中国运往国外的银条弥补上了。

印度的鸦片工厂

三角体系的第二条边，是鸦片销售对印度本身很重要。如果不销售鸦片，印度就无法充当英国经济王冠上的珍珠这个角色。早在1787年，英国向中国首次派遣外交使团时，使团得到的指示称，印度的繁荣取决于“在中国找到印度产品的可靠销路，由此产生向欧洲投资（茶叶等）所需的资源”。

同时，曼彻斯特的纺织品生产商当然能认识到，虽然中国很少购买英国生产的布匹，但中国对他们的总体生计而言很重要。如果中国政府采取行动，限制东西方贸易，英国的工业就会瘫痪，政府税收损失可达每年500万英镑以上。而且，英国在印度的政治统治取决于对华鸦片销售，因为印度政府从此项税收中抽取的部分是其总收入第二重要的来源。卡尔·特洛基将鸦片贸易称为19世纪英国“帝国的基石”，这毫不奇怪。

国家利益的考量：外交大臣巴麦尊的重要决策

1839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838年末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负责实施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的新圣谕。3月，林则徐下令没收广州和城外各岛（外国商人将其用作贸易基地）上的所有鸦片，收缴的鸦片被销毁。5月，林则徐将所有鸦片商人赶出了广州。

远东的报告要等几个月后才能抵达伦敦。所以，当巴麦尊及其同僚于9月30日召开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内阁会议。在会上，巴麦尊使用了鸦片商怡和洋行提供的地图，以阐述发动战争的理由，对华采取敌对行动。

巴麦尊在内阁会议前与怡和洋行进行了讨论，八九月时企业利益集团呼吁采取行动并要求补偿损失，巴麦尊又用怡和洋行的船向其中国特使匆匆送信。

鸦片战争漫画

这些事表明，推动巴麦尊和内阁采取行动的，不是狭隘的商人利益，而是国家经济利益。第一，我们在考察“东方问题”和阿富汗问题时已经发现，巴麦尊世界观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现实政治思想。他明白，要让英国保持强大，就必须促进和保护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商业。像他这样才智超群的人，必定会认识到印华贸易对大英帝国总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性。

第二，怡和洋行和其他鸦片商要求立即得到没收鸦片的赔偿，但巴麦尊将这种要求一律驳回，当年秋天，巴麦尊一开始是让鸦片商再等一等，理由是议会尚未就赔偿问题投票。1840年4月巴麦尊在受到质询时明确表示，他无意要求议会对商人进行赔偿。各商行想要赔偿，必须等到战后。彼得·费指出，鸦片商唯一的关键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说明其院外游说软弱无力。就其对战争的因果作用而言，鸦片商主要起到了促进作用，而非推动作用。并无证据表明由于鸦片商的游说活动让他感到压力，他才发动了战争。

第三点，是巴麦尊当时推出了针对亚洲和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应对方案，其对华政策只是这个大战略的内容之一。就在其推动对华做出强硬反应的同时，他在让英国海军做好准备，要逼阿里退回埃及，并将陆军派往阿富汗，遏制俄国对中亚的政治经济渗透。这些基本同时进行的举措都是由商业压力推动的，那么除非各领域的企业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密谋。而认为这些独立而又彼此协调的政策举措之共同根源，乃是巴麦尊与内阁关于国家利益的看法，则合理得多，也更加与证据相符。

以上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压力政治的重要性微乎其微。

英国战胜的盛况（图片来源：The Economist）

1839～1842年的中英战争有力支持了贸易预期理论，也支持经济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假如没有鸦片贸易，英国与印度和远东的双向贸易就会受到危害，国家的税收也会随之减少。

这个案例对自由主义而言很成问题。英国依赖对华贸易，这无疑并未有助于维持和平。英国政府认识到鸦片对整个英国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1833年结束时，将海军力量向广州地区投射。更广泛而言，我们发现自由民主价值观几乎未能起到制约作用，让国家不要发动战争。在朝在野的英国领导人几乎完全专注于处于危急关头的物质利益。巴麦尊在这几个月中依然故我，其实是在利用商人达到其地缘政治目标，而不是被商人利用达到他们的狭隘目的。由于他们做出的决定，直到20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数百万中国人还饱受烟瘾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