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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 ∣ 温州人在巴黎

巴黎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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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与过去相比,巴黎温州人群体不论在产业形态、居住位置,还是在组织形态、交往方式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空间与过去有了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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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 

王春光 著

201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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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节选自本书序言


1998年下半年,笔者有机会去巴黎对移居他乡的温州人进行深度的实地调查,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出版了《巴黎的温州人》一书。当时笔者关注的人群跟这两位意大利记者所关注的人群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特性。笔者虽然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这群人具有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曾经拥有但已经流逝的那种精神和勇气,但确实曾为我们的温州老乡在异国他乡那种孜孜不倦、辛勤劳作的创业劲头而自豪。笔者还非常清楚记得,凡是笔者接触过的、调查过的温州人都有过非凡的经历和坚韧的奋斗精神,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怕吃苦、不停劳作。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精神是否犹在?他们是不是如在温州本地的人那样也面临困境?他们有没有创建新的生存和发展形态和路径?如何看待他们这十多年的变与不变?从这里能否找到可以为温州摆脱发展困境的一些启示?


 世事沧桑,与十多年前相比,法国的经济乃至欧洲经济显得更没活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整个欧盟拖入了经济衰退境地,至今还为欧债危机所困。这样的外部经济状态对温州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经营和发展呢?2013年笔者再去调研时,明显感受到那里的温州人在艰难地与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进行搏斗和抗争。有人反映说,巴黎温州人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处于亏本状态,市场很不景气。


 与此同时,经历十多年,巴黎的温州人也出现代际更替,当初千辛万苦跑到巴黎打黑工、办店办厂的老一代似乎在渐渐退出,而年轻一代的进入将会给巴黎温州人这个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当初他们离开中国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水平还不很高,老百姓生活还相当困难。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二,国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这对巴黎的温州人又意味着什么呢?当初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敢闯敢拼在国内外遭遇挫折的命运是否也在降临巴黎的温州人头上呢?巴黎的温州人又是怎样地看待、应对他们面临的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处境呢?


带着如此多的疑问和思考,笔者于2011年和2013年两次返回巴黎,对温州人进行了总共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笔者觉得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理解和认识移民的社会融合路径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于是就产生了再次分析和探讨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呈现给读者的强烈冲动,并希望与读者一起分享和讨论。尤其是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社会总体氛围上出现越来越排斥外来移民的情况下,再来探讨巴黎温州人的新的社会融合问题,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温州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与其他中国人不同的独特性?而在独特性之外,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人的一些共性?其他地方的人对温州人的评价有着许多一致性:“精明、会赚钱”,“投机者”,“有钱人”,等等。当然,这里并不是想探讨温州人是什么样的群体。事实上,温州人内部也是非常多样的,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评价。本书把巴黎的温州人作为移民来看待,探讨他们在异国他乡是怎样行动的以及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受什么因素影响)。巴黎的温州人,特别是第一代巴黎的温州移民,他们大都是在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中国人的烙印。从逻辑上说,巴黎的温州人作为华人的一个子群体,显然是华人这个集合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华人社会和文化的一些共性。但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区域性因素的影响。比如,闽南人、潮汕人等都属于华人中有特色的亚群体,都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即使是特殊性,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特殊性在他们的社会融合中发挥作用的机理以及这些机理所蕴含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事实上,本书所调查和研究的巴黎温州人既不能说在温州人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也谈不上在中国人中有多大代表性,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定性的常人民族志方法,不追求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而是想通过饱和的定性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拓展法),从了解到的饱和状态中寻找一些机制性或机理性认识,来达成对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行为的理解。


研究巴黎的温州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或者说,想达成怎样的研究目的?笔者曾在2001年出版的《巴黎的温州人》中谈到过当时的研究目的,即同样的人群在不同制度(主要指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下是否会有不同的行为,或者说,制度对行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当时的研究发现是,虽然在不同的制度中,身处不同地方(如温州本地、北京、巴黎等)的温州人有着许多相似的或相同的行为方式,比如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都偏好于动用社会关系;又比如,他们都热衷于在一起做事(集群特征);等等。但是,正如笔者曾预设的那样,不同的制度情境确实会影响人们的一些行为。当时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制度越不完善,那么社会关系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那里的温州人在寻求制度解决无果的情况下都会转向以内群体的方式去行动,强化了社会关系在他们中的作用。离开了这样的社会情境,在巴黎,温州人为了适应法国的制度和社会风俗、传统,确实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调整,他们知道法国有着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严格的执法程序,他们就得遵循,也会去遵守,否则会受到难以承受的制裁代价,所以他们在守法上会更为自觉一些,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被强制和威胁下的一种自觉,然后慢慢地变成真正的自觉。


与此同时,他们相应地会减少对人际关系的倚重。当然,在这样的修正和调整中,他们看中的是自己在法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使自己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才去修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纯粹地迎合当地社会的习俗和传统乃至制度。这里有一个以我为主还是以他人为主的问题。温州人在异国他乡基本上采用的是以我为主的生存和发展策略。这是一种实用性或者功利性策略。但是,笔者还不知道,这种策略究竟能够维持多久,究竟会对他们在巴黎的社会融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他们在巴黎的社会融合,这种策略是不是中国人在海外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对理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着多大的意义和价值,随着代际更替,这种策略会不会改变,甚至被其他策略所取代,等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前一个研究重在比较同样是温州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表现以及影响因素。而现在呈现出来的研究是在上次研究基础上的跟踪研究,研究重点有所改变,即从原来不同体制下的行为比较转向关注对巴黎温州人与19年前相比而发生的变化。过去的19年为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巴黎温州人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时间和空间。笔者也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一直跟踪着去研究和调查。总而言之,研究的目的和动力来自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对巴黎温州人的研究也属于这样的科学认知活动。从先前的研究中,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巴黎温州人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行动者,而是有很强的主动反思、学习能力的,他们不会等待被动地被接纳,而会主动地去接纳移居国社会的一些规则、观念、生活,但这又是选择性的。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主动地去影响甚至改变移居国社会的一些观念乃至行为规则等。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去主动接纳、改变移居国社会,以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等,这就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学、社会流动、社会政策、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移民社会融合、农村反贫困等等。


出版的专著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1995)、《中国农村社会变迁》(1996)、《巴黎的温州人》(2000)、《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合著)、《农村社会分化与农民负担》(2005)、《超越城乡》(2016)等。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法国移民问题

第一节 移民法国

第二节 移民“问题”


第二章 “做”市场和附着型成长

第一节 “做”市场的由来

第二节 “做”市场的过程

第三节 “做”市场的故事


第三章 跨国与族群竞合

第一节 跨国与族群效应

第二节 族群竞合

第三节 小结


第四章 社会性与社会空间

第一节 社会联系圈

第二节 社会组织

第三节 行动方式


第五章 文化空间:寻根与信仰

第一节 文化与根

第二节 家文化:延续和强化

第三节 “国”文化:张力和建构

第四节 信仰文化:传承与建构

第五节 根文化与行为方式


第六章 政策空间:“边界”建构

第一节 非法与合法的转换

第二节 “非法”的空间

第三节 福利政策


第七章 弹性空间与社会融合

第一节 三重空间的建构

第二节 移民空间与社会地位的建构

第三节 空间与生存、发展

第四节 空间的突破、局限和挑战

第五节 路在何方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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