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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十大好书”系列丨“科举改制”救得了清朝吗?

谈论“科举”的另类视角 

科举制度初萌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善于宋,兴盛于明清。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制度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研究向来是史学重点,晚清改制更是重中之重,但把全部重心放在癸卯(1903)、甲辰(1904)二科的力作,并不多见。韩策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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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征引文献从P369至393,分为八个部分,以第一手资料为主。P394~404按照音序排列了“人名索引”。绪论之前还列出了全部的图表目录。韩策所采资料有很多是已刊档案、官书与资料汇编,比如《大清新法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清史稿》等官方史学。这表明作者论史的基调围绕着清廷的政策动向而展开。 


这部作品并非大众读物,基本上抛开了叙事性,韩策直接抓取各种材料,分析公文奏章、日记书信等的语言内涵,以及其中的细微变动所透露的信息。


早在1895年9月,刘坤一就上奏《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批判八股的空疏无用,倡议在书院中添聘精于西学的教习,并“于通商各埠设立学堂,延师教习,给肄习西学的士子以秀才、举人等科举成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呼吁应以“修备储才为要”,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刘、张在早期推崇稳步改革,适当学习西学,是改良主义倾向的。1903年之后为何趋向激进?这不只是刘、张的个人表现,而是要探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行驶了那么久的科举列车,为什么猛然加速以至于倾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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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借闱河南”。英国公使萨道义在“辛丑谈判”中坚持北京五年内不可举行乡试、会试。那么,何处可科举?南京曾是借闱的首选地,但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消极态度而改置河南。这一过程的复杂缘由显然也牵涉到朝廷的派系斗争,并且影响到广大考生的日程。韩策的视角就此由高堂大殿移向民间的士人生态。


废八股改策论,诸如《时务通考》、《洋务经济通考》、《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等应试书大量出版、发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震的《汤氏危言》、张之洞的《劝学篇》等政论类书籍也极为畅销。正如时人所言:“方今国家讲求实学,广征经济之才,用备维新之佐,取中学之体,西学为用,于是经世文编,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但是,新学昌盛亦暴露丛弊:教材良莠不齐,荒谬芜杂;合格师资缺乏,鱼目混珠;传统桎梏思维,连主考官出题都闹了不少笑话。诸般种种,突显教改尴尬境地,与改革初衷差之千里,可谓晚清兵荒马乱、病急乱投医的一个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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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刘坤一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大英百科全书》有言:“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科举传播海外,为朝鲜、日本等国挪用,亦引西人歆羡。科举制度促使人们重视教育和文化,并且提供了一种上升的比较公平的渠道,就算是屡遭抨击的陈腐的八股文,朱光潜在《我与文学及其他》中也肯定过它在锻炼思维和语感等方面的积极意义。科举的问题,在于它本身的存在需要和当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清末朝野对科举的批判,虽不乏明见,然大多舍本逐末,回避了最根本性的原因,即专制帝制和官僚主义统治,把弊端一股脑儿算在了科举头上。故废科举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清王朝将之作为替罪羊,希图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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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改革,最重要的往往不是如何“破”,而是“破”之后如何及时地“立”。科举场内的失落,并不意味着科举场外无所得。韩策在最后一章指出“流风遗韵:癸、甲进士的人文事业”。陈黻宸、商衍鎏、郭家声等一大批癸、甲进士风云际会,他们在个人思想和价值取向方面各自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有资格、有能力对历史予以充分反省。“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废科举救不了清王朝,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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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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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 著

2017年5月


本书以档案、科举录、日记、书信、诗文集、报刊等大量新史料为基础,提出了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整体研究思路,切实扩充了清季科举改制的研究内容,呈现了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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