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8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回暖，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全球贸易呈扩张态势。但未来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回升基础仍然脆弱。

我国经济增长新基础初步形成，由降转稳拐点出现

经济增长企稳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新基础初步形成。2010~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10.6%降低到6.7%。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揽子计划”的全面退出；市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从31.3%降低到-7.74%）；国内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的投资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4.5%降低到8.1%）。经济增长新基础的形成：政策方面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强刺激转为适时适度调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发力；从偏重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并重，在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从偏重需求扩张转向稳需求与调结构、转方式、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加。市场方面，一是外部经济环境趋稳，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向明朗，受其影响，我国出口形势开始好转；二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正在积极解决，支持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特别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

全球化、国家战略等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2017年经济增长情况好于有关政府部门和多个权威机构的预期，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预测值应给出个区间，不是定数也许更好。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式在不断改进，政策分析的内容也应深化，以发挥预测应有的作用。

从我们对国家战略的研究工作看，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在增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从“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发布的资料看，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见，这体现了战略的引导作用，要把握经济发展就需要考虑并体现战略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准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新阶段，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把握经济总体态势，必须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做深入分析，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变化规律，在预测工作中体现这些规律，对于全国和地方而言都应这样。

从实践来看，新的发展理念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是国家战略和新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战略定力作用，成为我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国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成为制定宏观政策要稳、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战略基础。新发展战略和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我们要研究它的影响，以把握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

蓝皮书另外指出，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并行的，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提升，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值得重视的情况。各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利益不同，一国参与全球化的初期和后期所获利益不同，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各阶层获利不均，甚至有的阶层利益相对受损，引导全球化的国家可能感受到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比对本国更有利，而且全球化利益分配具有动态特征。各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我们是要面对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能进入或参与搭建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平台，这也是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原因。

有的国家表示出逆全球化的态度，这对经济全球化是不利的，但这是各国的选择，我们在对其非议时，应理性分析其中原因，衡量其参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利弊，分析总结其态度转变的原因。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近期和远期影响的利益评估，以及以“命运共同体”的思路评价共享结果等都很重要。要谋划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包括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建议将此列入2018年的谋划日程。谋划全球化有助于我们参与全球治理和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

现有对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没有能够将间接税有效地纳入分析框架，这对于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其财政再分配效应的影响较小,然而，由于我国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因此，将间接税排除在外，将极大地影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蓝皮书根据间接税归宿原理，将间接税划分为居民收入来源端间接税和使用端间接税，并纳入财政预算归宿分析、居民收入核算框架和MT指数测算组成的分析方法中。在此基础上，蓝皮书对我国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类重要的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综合测算，并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从全国、农村和城镇来看，财政再分配的效应均为负，其对农村的负作用大于城镇，即财政再分配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使用端间接税的负作用远大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支付税费的正作用，其对农村的影响大于城镇。

（2）不同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存在明显差别。从全国来看，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缴费和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为正，其合计贡献为93%，而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端间接税的再分配效应为负，其合计贡献为-191%；从农村来看，来源端间接税、转移支付的效应为正，合计贡献为8%，支出端间接税的效应为负，贡献为-107%；从城镇来看，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效应为正，合计为14%，社会保障缴费和支出端间接税效应为负，合计为-120%。

（3）中国与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财政再分配后也低于其他国家，但财政再分配的效应为负，不同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与10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也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为负，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正且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大，因此财政再分配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直接税的正向调节力度较弱，同时间接税的负向调节作用强。

为了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适应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变化，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此，蓝皮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这一方面可以增强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正效应，另一方面相应地减弱间接税的负效应。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一般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而在财政支出端增加调节收入分配的正效应。

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

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或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如期回升。但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相比，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大幅放缓，昔日风光不再。根据外贸进出口与我国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科学研究、自主技术研发存在因果关系,追本溯源，蓝皮书从上游我国科技发展、中游我国高端制造业最新发展，进行贯通始终的全面梳理，认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预计将有进一步改善。从内因分析，如前所述我国企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竞争力在迅速提高，未来出口高附加价值产品会越来越多，自主品牌产品会越来越丰富，产品质量会越来越好，档次也将不断提高。从外因分析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将保持较好势头。

另外，种种迹象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面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基本可以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人工智能引发的积极效果将远远超过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三次科技产业革命。2018年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大型装备制造、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家政服务等多项领域或将取得更多成功，从而推动世界经济、贸易更快增长。

数字经济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将会发生变化，也意味着发展的侧重点和解决发展瓶颈的着力点将发生变化。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新的破解矛盾的手段和方法。随着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5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占据四席，影响世界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有三项与互联网相关，等等，这一切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让互联网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

1.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十九大报告给出了答案，“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数字经济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使人民的获得感得到提升。数字经济的强渗透性、高参与性和深融合性，让其能与我国发展的诸多领域产生交集并发生渗透融合，促进不同领域变革创新，提升各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发展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和创新应用使今天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与便捷。互联网可以“打造”美好生活：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经济发展成果被更多的人所共享；从政治角度来看，互联网为人民群众和政府部门搭建起一座无形的桥梁,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度；从文化角度来看，互联网打通文化领域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业态的整体升级，网络文化市场日益繁荣；从生活角度来看，互联网催生了移动支付、滴滴、共享单车、O2O等商业服务模式，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给人们带来便利，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从社会角度来看，互联网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一方面，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平台，中国人平均每天“在线”时间大约3小时，另一方面，互联网吸纳了大量社会就业。

2.数字经济可以创造性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红利，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健康和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发展出现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这一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瓶颈。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方面，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围绕破解新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科技和创新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目前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可以创造性地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以扶贫为例，传统扶贫模式，如果缺乏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很容易出现返贫现象。互联网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思路，并创造性地解决了部分问题。近年来，部分贫困地区开展电商扶贫，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进驻贫困村，帮助贫困地区搭建电商平台，连接农村到城市的物流体系，贫困户可以直接利用网络平台销售本地优质土特产，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电商扶贫模式，由于进入门槛较低，让很多农村贫困人口有机会就地进入劳动市场实现稳定就业。

建议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的就业奇迹

从中国统计公报显示的2010~2016年GDP增长速度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或者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关系来看，现在奥肯定律解释的那种变动规律并没有出现，反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就业不是同向变化而是相向变化，难道奥肯定律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失灵了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状况和经济结构变动的状况做更加深入的分析，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并没有逃逸出奥肯定律的轨迹。蓝皮书的理由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并不代表中国劳动力市场实际就业总量的增量由于中国目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率平均以1%的速度增加。在城镇新增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农村也消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从局部看2016年的确是城市新增就业人员1314万人，但是算上农村减少的就业机会和城镇每年几百万名退休人员，2016年全年总计净增的就业人员大约为300万人。这样看，就比较接近奥肯定律了。

（三）中国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

劳动参与率既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又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国劳动参与率高达80%。后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曲线后弯，中国劳动参与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76.0%降到2011年的70.8%，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69.8%。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服务业结构性增加的背景下是上升的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自2011年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之后，我国服务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增速连续4年实现对GDP和第二产业的“双超越”。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提高。电商、滴滴打车、代驾等新经济业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2016年，我国GDP增长1个单位所能带动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50万人，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明显增加，比历史最低时期翻了一番。“十三五”时期随着新技术、新制度的加快成长，服务业分层和个性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容量将加大，另一方面与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

（五）中国的“双创”功不可没

据部门统计，2016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51万家，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家，比2014年提升20%，远高于改革之前的6900家。其中，初次创业小微企业占多数，这些新增的小微企业对发展创业式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双创”目前的效果只是1.0，未来还有2.0、3.0，需要持续推动，久久为功。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连续三年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人数“双增长”。其中，中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持续上升，一方面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收入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大学生自主创业存活率明显提升。

（六）对中国的就业形势既不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

“十三五”期间，中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安排就业的人数仍然维持在2500万人，就业的总量压力非常大。其中，约1000万人是登记失业人员，约1500万人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人员。此外，“十三五”期间每年还有近30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所谓不悲观，就是要充分看到宏观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一面，我们绝不能消极懈怠，必须积极作为。所谓不能盲目乐观，就是也要充分看到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化解过剩产能导致的职工分流、人和岗位不匹配等问题将依然存在，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