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美国使节佩里（Matthew C. Perry）率领舰队访问了日本。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起点。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佩里舰队的访问实现了“连接环绕世界的蒸汽船航线”的宏大目标。但是当时并未确立国家间交往与贸易关系，日本只是对美国船只开放了两个港口而已。然而，来自外部的这一微小刺激使两百年来安于孤立与停滞的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激变，并由此开始对外领土扩张，改变了与中国、朝鲜、俄国等近邻国家的关系，引起了全球规模的国际关系剧变。现在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东亚的国际秩序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变革。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日本实施“锁国”政策。所谓“锁国”，是指除了与有限的几个邻近国家及荷兰保持一定往来关系外，与其他各国没有国家间关系或贸易往来。更准确地说，就是限制日本人出国与回国，同时限制外国人来访。同一时代的大清国与朝鲜也实施了这一政策，而日本实施得最为严格。大清国允许国民出国前往长崎，同时规定外国人只能访问有限的几个港口。朝鲜则禁止国民出国，同时也严禁外国人进入朝鲜国境，但每年向大清国派出朝贡使团，或迎接来自大清国的使团。并且这两国对国境的实际管理比较松懈。例如，朝鲜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入境。日本与此不同，锁国甚至适用于官员的出入境，只有遭遇海难的日本漂流民是一个例外。同时对外国人来访的限制稍微宽松，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严格。日本与周边的朝鲜和琉球保持着国家间交往，每当德川将军换代时，两国使节团来访。日本与大清国之间没有国家间关系，只有大清国的商人来到长崎。为了保证德川政权体制的稳定，基督教被认为是危害日本社会秩序的邪教。近世初期，日本与借贸易之机进行传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断绝了往来。至18世纪末，日本更是禁止所有外国船只进入日本，只有朝鲜、琉球、中国、荷兰的船只例外。

Matthew C. Perry

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试图控制全球的动向保持高度的关注。于是产生了下列问题：面对来自西洋的威胁，怎样保卫日本？是强化封闭，还是扩大与西洋的往来？换言之，在近世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是如何处理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限制日本人出国。而到了19世纪初期，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成为焦点。是应该加强限制，还是应该扩大交往，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19世纪中期以后成为争论焦点的“锁国”与“开国”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本书概括地考察了在上述新情势之下，日本的对外关系经过进一步锁国后，往开国方向逆转的过程，时间涵盖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主要分析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知识分子的对外认识以及国防构想。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不仅有对19世纪日本历史的概述，还包含更多的整体思考。笔者期待读者把这一段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中不时发生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的案例研究来阅读。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如何应对已经预见到的危机。正如不少人所指出的那样，佩里的到来并非突发事件。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将波及日本，这是一个长期的噩梦，而这一已经预见到了的危机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西方占据着军事与技术优势，擅长贸易，终将不断地提出交往的要求。然而，谁也无法预测这是否会成为左右日本命运的重大危机。19世纪初期，俄国使节曾两度要求到访。遭到拒绝后，俄国在虾夷地（今北海道）与日本发生了自江户时期以来的首次冲突。不过事态不久得到平息，在锁国状态中恢复了和平。此时，德川幕府的官员认为西方不会从地球的另一方出发进攻日本，从而否定了重建在长期和平状态中已经不复存在的军备，同时下令沿海炮台开炮驱赶来到日本近海的西洋船队。这是基于过去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判断。不过民间知识分子中有人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终将波及日本，主张应当故意引起与西方船只的冲突，以此刺激幕府，达到重建军备与改革国家的目的。这就是产生于水户藩的“尊皇攘夷论”。这只是基于特定思想的一种臆断而已。然而，当1839年英国向清朝派遣军队并战胜清朝时，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推断，不如说是发自特定思想的臆断与极端论调更切中事实。

上述历史告诉我们，人在想象超出自己生命长度的长时段危机时会面临怎样的困难。重大危机或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但这样的担忧或许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杞人忧天”，即使发生也不会发生在自己在世时。要预防未来的危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然而由谁来接受这一建议并承担所需费用或做出牺牲呢？所以，终日在担忧中度日实属无益之举，而快乐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是更有意义吗？这样，已经预见到了的危机就会逐渐被淡忘，人们更乐于继续眼前的安逸生活。

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历史中找到不少类似的例子。以近期为例，太平洋沿岸有可能发生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发生的海啸地震为千年不遇的强震度地震。但是，即使是烈度较低的地震，如果发生在人口密度极高、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东京的地层下，不仅会危害当地居民，整个世界也将遭受重大打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以百年为周期必定要发生的事。此外，还有存在于超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中等规模时段的问题，例如资源与环境的制约问题。据研究，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在21世纪枯竭，同时工业文明排出的二氧化碳与氧化物时刻侵蚀着地球环境，但谁也无法预测这将是二三十年之后发生的事，还是两三千年以后发生的事。以笔者管见，上面一类问题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然而，19世纪前期的一部分日本人曾预见到了长时段危机，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这一史实，或许能为人类应对未来危机提供一些参考。

其次，本书的后半部分考察了因佩里的到来而产生的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际困难这一问题。佩里的到来发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美国人与日本人的首次接触。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略通对方的语言，而这难以保证顺畅沟通，因此在谈判时不得不使用荷兰文。当时，东亚地区通用的外交语言是汉文。在谈判中穿插使用汉文，但很难保证荷兰文与汉文之间的准确互译。

语言上的隔阂与翻译时的困难使得日本与美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出现了两个文本。

这一条约包含了在伊豆半岛的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的条款，但谈到实现这一条款的条件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以谈判时使用的荷兰文文本译成的英文版本再译成的日文版本中规定为“两国政府中的一方认为有必要时”；而在根据汉文版本译成的日文版本中则规定为“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如依据前者，当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开设领事馆；如依据后者，则必须经日本政府同意方可开设领事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开设领事馆问题不仅关系到保护在日的美国人，还关系到开展对日贸易以及日后扩大对日交往等重要问题；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则是有可能发展成导致否定原有锁国体制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会发生如此出入?经过对史料的考察可发现，根本原因是两个集团之间语言沟通上的困难，特别是以此为背景而发生的日方翻译以及日方使节团的两重故意造假。

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于佩里之后访问了日本，在谈判中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当事国的代表在进行语言交流时困难重重。英国来访者没有缔结条约权，只是由并无缔结条约目的的海军军官签订了协议。其间还发生了日本方面的荷兰文翻译自杀的事件。

使用不同语言民族间的沟通与交际困难这一问题，对于生活在地球村时代、人员与信息交流十分平常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不易理解。而在19世纪中叶，那是一个十分切实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歧视与不信任感构成的重压对当事者造成的心理压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使用不同语言民族间的接触以及关系的正常化也逐渐开始从语言与外交礼仪两方面改变着国际关系的规则。在原来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以中华帝国为顶尖的垂直型秩序体系，朝贡礼仪与传统语言的模糊性使用支撑着这一体系。随着西方国家的到来，东亚的国际关系朝着主权国家间的对等秩序、追求对等的礼仪以及语言的明确性，形成由部分主权国家、从属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结构转变。由佩里到来引发的将日本纳入西方世界的事件就是这一变化过程的第一步。

再次，19世纪中期日本的这一段经历是一步步走出重重隘路与困境的典型事例。人们时常认为变化总是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推移，因此19世纪的日本也是理所当然地朝着开国的方向发展的。然而正如本书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德川幕府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世界的变化却主张加强锁国。特别是时任首席老中（老中，相当于内阁成员，一般五至六人，辅佐将军掌管政务。——译者注）的阿部正弘在那十年之前就主张加强锁国，并为此已计划加强军备。然而，尽管他不欢迎佩里，却同意与之缔结条约，并于三年后转向支持开国的立场。假如他当时拒绝妥协，不下决心调整政策方向，日本或许也与相邻的中国和朝鲜一样，陷入同西方抗争与被侵略的困境之中。在后人看来，19世纪的日本先是一步步地陷入隘路，后来又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遇毁灭的最后机会。

对于以历史为参照的人来说，从隘路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这一类事例实在饶有兴味。人无论是选择职业，还是择偶成家，必须要做出一定抉择。然而这一抉择是否正确与妥当，却并非一件容易判断的事。常常是身处其中的当事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抉择正确与否。而包括后世的人在内的旁人则按照与当事者不同的标准褒贬这一抉择。笔者在此不打算对这一褒贬的意义作深入探讨。不过在旁观者看来，当事者所作出的无法满足自己的目的与价值观的抉择，正是“陷入隘路与困境”的典型特征。另外，有时当事者做出的判断与抉择或许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环境的变化，逐渐发现实际上那是不妥当的决断。这时也可以称之为走出隘路摆脱困境。

日本于1930年代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当时，日本除了遭到中国的谴责之外，还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却意外地建立了“满洲国”。与此相反，对始于1937年的日中战争，日本政府在早期已经意识到应该和谈与撤兵，但却未能付诸实施，而是把战线扩大至全中国，最终陷于无法收拾的境地。陷入这一困境之后，日本又与欧洲的德国及意大利结成同盟，与英美开战，这一妄举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的灭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察觉到了陷入隘路的困境，最终采取行动摆脱了困境。1930年代的日本虽然也察觉到陷入了困境，但采取的侵略行动最终让日本尝到了千余年来首次被外国占领的耻辱。在日本于1894年发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对近邻国家的殖民扩张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内含于这一问题中的同样结构。最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支持对外扩张的政策。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日本政府的殖民扩张路线。然而，此时日本陆军的唯一假想敌沙皇俄国已经在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华盛顿体系下的亚洲国际秩序趋于安定。在这样的形势与氛围中，知识分子很难表明自己对日本政府的怀疑态度。相反，出于对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担忧，社会舆论日益倾向于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路线。其结果是日本战败，给邻国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创伤，后世的日本人也在经受这一记忆带来的长久痛楚。

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域也可以观察到陷于隘路与困境而难以自拔的事例。美国对越南以及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典型事例。仔细考察19世纪日本的经验，再与1930年代的日本作对比，可以从中得出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深刻洞察。

（本文选摘自《黑船来航：日本开国史》中文版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