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渝新欧蓝皮书：渝新欧沿线国家发展报告（2017）》。

本书选取“渝新欧”沿线我国重点交往的2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2006~2015年10年间这21个国家国际产能合作价值的发展水平、变化特征、内在动因及发展趋势。

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自身条件已逐渐成熟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为了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跨国产业体系中来，中国提出了一种包容性的全新合作模式——国际产能合作。

蓝皮书指出，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自身条件已逐渐成熟。

（1）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中国已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中排名第七，已经具备较高的整体产业竞争力。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形成了链条完整且层次丰富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其中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成套水平的完整体系。产业规模已经连续五年居全球第一。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占世界的1/3左右，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22%以上，其中机床产量、造船完工量和发电设备产量分别占38%、41%和60%，还拥有世界最长的高铁运营里程。总之，中国强有力的装备制造、建设和运营管理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有色、钢铁和建材等行业。中国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正加速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推进，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世界工厂”，目前中国拥有超过220种具有全球最大产量的工业品，其中，水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钢铁占50%，船舶占40%，“中国制造”享誉全球，相关领域富余产能性价比高，国际竞争力强，产能转移的基础雄厚，空间巨大。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我国在2014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制造行业有铁路、电力、造船、港口、建材、通信、轻工、冶金和家电等，并且达到世界第一水平的工业品有221种。中国经济在经历中低端→中高端的发展过程中，也必将经历服务和商品的输出国→国际产能合作开展和对外资本输出这一转变。我国在很多行业都有国际产能合作的经验，都不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对产业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中的角色，是强大竞争力产能的输出国。

（2）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十多年来取得显著成就，“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布局逐步完善，为大规模国际产能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在对外投资量方面位居全球第三，投资额6倍于印度，29倍于巴西，企业境外业务量超过英、德、加等发达国家。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全球设立3万余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从轻工机电等单一产品到高铁、核电等技术资本服务产品，多种多样、种类繁多。过去，我国的外贸产品主要为贸易、能源资源，现在则变为高科技、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的多成分结合产品，贸易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产品的种类更是涉及安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和行业。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国境外制造业到2014年前达到了42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存量，占行业总存量的6.4%。截至2015年6月，中国对外投资中，制造业方面同比增长63.1个百分点，金额有50.9亿美元左右。同时，目前我国的制造业装备“走出去”包括多个领域的产品，如有色、钢铁、铁路、建材、电力、轻纺、化工、通信、航空、汽车和工程机械等，这些产品都是国内最高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代表，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3）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为产能转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2014年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流量。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明显，工业化经验契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的占比有望快速攀升。目前，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因此，我国的优质产能颇具实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保障，创造了外部环境机遇

2013年9~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东盟时，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stCenturyMaritime Silk Road）的合作倡议，合称“一带一路”。蓝皮书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保障，外部环境带来机遇。

（1）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主要是以中国的优势产能、资金和技术为出发点，推动东部转型、西部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有不同的资源和发展优势，因此，双方能形成经济互补，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而合作的主要内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倡议为“渝新欧”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带来很多“新”机遇，它将成为我国转移产能的新路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其工业化发展迫在眉睫，因此市场空间很广，例如中亚、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国家，它将为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创造新空间。

（2）全球化分工为中国制造业产能合作提供强大动力。我国部分富余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为新兴高端产业腾挪出发展空间。发达国家同我国逐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从单向投资向双向投资转变。发达国家开始积极引进中国资本，同时受中国市场利益的吸引，向我国制造业尤其是技术研发、销售服务等高端、终端领域进行投资。

（3）外部市场机遇在不断增加。如今，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之中，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力度越来越大，这些都给国际产能合作带来了重要机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装备制造业产能合作提供了空间。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拥有强大的系统集成与综合配套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性价比、工程质量、工期、后续运营等多方面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4）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愿意与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如今，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其经济和工业化水平不高，非常希望能得到外来设备、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我国的独特优势在于：一方面，实用型的设备非常先进，且各项技术都已成熟，另一方面，产品性价比高，且无任何额外附加的条件。同时，中国的资本充足，且具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中国在今后的五年将有6500多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强有力地保证了中国产能的“走出去”。综上所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对我国的富余产能青睐有加，因此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我国企业有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和动力

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不是向国际市场输出落后产能，而是输出国际需求的、有竞争优势的产能，这将有利于合作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将各自生产要素投入全球化过程，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蓝皮书指出，我国企业也有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和动力。

（1）“产能过剩”推动企业寻求国际市场。近年来，我国很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逐渐显现。从经济学的供求关系角度看，国家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做一些调整，以避免更多的无效产出。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上的潜力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从国际上看，汽车行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时，OECD国家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就是促进产品和产能的出口或国际合作。日本、韩国均采用这一方式来化解本国的过剩产能。从我国汽车企业来看也是如此,在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2015年1~11月共出口67万辆，同比下降24%左右），很多我国自主品牌企业通过海外设厂、创办公司、海外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开展产能合作。例如，吉利集团2010年创造性地收购“沃尔沃”，完成了企业品牌的转型升级，2015年3月又出资2.3亿英镑扩建出租车工厂，全面进入英国出租车市场。目前，吉利汽车已出口至全球30多个国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还有比亚迪这几年潜心研究电动汽车的研发与生产，拿到欧盟国家无限制销售权“入场券”的电动大巴产品，还在伦敦全球首发了纯电动双层公交大巴。

（2）劳动力和资源瓶颈迫使企业寻求国际供给。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发生很大改变，虽然劳动人口数并未很快下降，但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将快速进入老龄社会，这意味着一直以来的人口红利优势将逐步消失。另据统计，201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为46431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91%，说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失去。同时，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高物质消耗、低经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资源缺乏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走出去”寻求廉价劳动力和更加丰富的资源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渝新欧”沿线各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合作价值在地理空间上基本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

国际投资也称为对外投资或者海外投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发展而发展。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生产规模快速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日益扩大，进而出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为了化解这一矛盾，资本开始向外输出，这就是早期形态的国际投资。随着国际经济交易内容的不断丰富，国际投资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化，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运动，即以国际借贷、国际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间接投资，出现了跨国银行；其次表现为生产资本的运动，即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是执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代表。

为了能够清晰地了解2006~2015年“渝新欧”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价值的总体排名情况，本书选择对各国分报告中2006~2015年国际投资合作价值的均值作为衡量这十年间各国国际投资合作价值的代理指标。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十年均值排名第1~10位的国家依次为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捷克、哈萨克斯坦；第11~21位的国家依次为克罗地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

根据国际投资合作价值的具体数值，本报告将21个国家排名进行分类，即最优对象群、较优对象群和中等对象群。国际投资合作价值最优对象群包括德国、荷兰、比利时3个国家，这3个国家同属于西欧；国际投资合作价值较优对象群包括法国、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捷克、哈萨克斯坦、克罗地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乌克兰15个国家，其中除哈萨克斯坦为中亚国家之外，其余均为中东欧国家；国际投资合作价值中等对象群包括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及罗马尼亚3个国家，均为中东欧国家。

根据具体排名和分类来看，“渝新欧”沿线各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合作价值在地理空间上基本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即国际投资合作价值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国际投资发展更靠前的西欧地区，国际投资合作价值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国际投资发展相对靠后的中东欧地区。

“渝新欧”沿线主要国家存在着很大的政府腐败风险

宏观制度效率是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宏观制度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国际投资合作的开展。总体看来，“渝新欧”沿线国家的宏观制度效率并不高，从腐败程度方面展开分析，蓝皮书发现，“渝新欧”沿线主要国家存在着很大的政府腐败风险。

腐败程度是宏观制度效率评估的一个二级指标，用于评估一国政治体制的腐败程度，取值范围为0~6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其中，商业领域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最为普遍的腐败形式，其往往与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税收评估、警察保护或贷款相联系，导致商业效率低下甚至造成外来投资暂停或撤离。腐败最大的风险是导致一国政治机构重组甚至导致一国法律和社会秩序崩溃，国家失控，因此是衡量一国宏观制度效率的重要因素。2006~2015年“渝新欧”沿线国家腐败程度平均得分如图24所示，从图24可以看出，腐败程度得分最高的是俄罗斯和德国，得分均为5分，这表明这两个国家具有较高的商业效率，能够较好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但由于受地缘政治因素、石油等初级商品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俄罗斯FDI流入量在2014年下降近70%。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逐渐填补了FDI的空缺，2014年中国5家企业宣布在俄FDI项目合计金额超过50亿美元，如果按绿地资本支出计算，俄罗斯现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热门目的国，仅次于美国。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腐败程度得分均较低，说明“渝新欧”沿线国家的腐败风险较高，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得分最低，仅为1.5分，其腐败风险最高。从以上关于政府稳定性得分的分析可知，哈萨克斯坦的政府稳定性得分是最高的，但腐败程度较高降低了哈萨克斯坦的宏观制度效率。哈萨克斯坦反贪污和经济犯罪局新闻发言人茹曼拜指出，2009年哈萨克斯坦国家采购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行为导致该国遭受了超过20亿坚戈（约合1365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茹曼拜进而又指出，国家采购项目中的贪污腐败行为有47%发生在建筑领域，其中甚至包括公立医院和学校的建设项目。2014年11月，哈萨克斯坦前总理艾哈迈托夫因涉嫌在卡拉干达地区任职期间有腐败行为接受调查。因此，哈萨克斯坦频频爆出的腐败丑闻，也表明这个国家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这也对国内外投资产生严重的阻碍。哈萨克斯坦政府也深知腐败对于国家建设的破坏性，积极参考各国反腐败行动的经验，全力打击腐败行为。哈萨克斯坦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反腐计划，采取了多方面的反腐措施，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反腐败机制和健全的法律框架，明确腐败犯罪的立法与定罪，增强行政部门的透明度，并设立了专门的反腐败支持机构以促进反腐策略的实施及执行。但是哈萨克斯坦腐败程度得分并没有随着国家反腐的深入而提高，近年来其得分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