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高莽绘

钱锺书与杨绛/高莽绘

小学课文《一天吃了六个墨水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世界文学》杂志、普希金、鲁迅、钱锺书、杨绛等人的画像……相信很多人对此都不陌生，而对于以译者、主编、创作者身份隐于作品背后的高莽先生，可能还有很多年轻人不是很了解。

戈宝权

按着指定的时间，我早早地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戈宝权先生准时到了。他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大家穿的是黄色军装或蓝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他戴着一副近视镜，黑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他谈话客客气气，只是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他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我回答不知道还有谁。他取出笔记本，念了几个人名。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然后用颤颤悠悠的声音说：“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

我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雪客、小四、肖儿、竹马、何马、何焉、野婴、野炬、乌兰汗、秀公、海子、谢桃等。戈先生开列名单时，以为是多位译者和研究者，其实他开出的那几个名字都是我的笔名。戈宝权大概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翻译文学作品和撰写有关文章的竟是如此一个毛头小子，更没有想到，他列出的笔名会是我一个人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座谈会是否还能开得成。在这么一位名人面前，我屏住呼吸，甚至连气也不敢大声喘了。戈宝权先生笑了，思考了少许，最后说：“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 

普希金/高莽绘

那年我23岁，很不成熟，与现在的23岁青年相比差太多了。他并没有因为出席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人而将发言删减省略，或应付几句了事。相反，他讲得津津有味儿，谈苏联文学现状、谈苏联作家、谈他与苏联文学界的交往，还谈了他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俄苏文学的道路，如何进行诗歌翻译。他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记不得我都说了些什么。告别时，他可能听出我的语文水平不高，文化素质较低，便鼓励我要加强中俄文字修养与锻炼，要刻苦，要勤奋。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讲授俄苏文学课，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而讲课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先生。我觉得，他很了解对方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的、我没有说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我，还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我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工作该有多好呵！没有想到，几年后，我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

高莽先生的书架

第二次见到戈先生，是1953年的夏天。

当时，我作为一名翻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火车经过7天7夜的奔驰，抵达了我向往多年的莫斯科。车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团的苏联人，他们手中捧着鲜花，脸上露着微笑。戈宝权先生也在他们中间，他是作为我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来欢迎中苏友协代表团的。在这种场合做翻译，我感到紧张。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语交谈，而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他的面，做口头翻译，经受俄语的考验。戈先生居然还认识我，大概意识到我的不安，主动提醒我：“要冷静，要沉着，要认真。”他看了看我，又加了一句：“遇到疑难我会帮助你。”多么温暖的话语，多么亲切的关怀！我如释重负，信心倍增。从那时起，我愿意在他面前从事口译，不怕出丑，因为在工作中可以时时得到他的指导，他随时随地以长辈的体贴口吻，纠正我翻译中的失误或遗漏。他的态度、他的声调，增强了我工作的勇气与信心。

1954年2月，戈宝权先生离任回国，调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当领导，我则是他管辖下的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我经常跟随他接待外宾。戈宝权先生知道我喜欢画画，喜欢画速写肖像，特别是文学界人士，所以，他有时会有意地给我留出一点时间来，让我满足自己的心愿。记得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那天，主客随便交谈，戈先生对我说：“你画吧，我自己与他们随便聊聊。”戈先生的俄语讲得很地道，知识渊博、词汇丰富，只是发音带有江苏家乡的味道。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讲话，使习惯于听我翻译的苏联客人毫无准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苏联客人以为我只顾作画，不做翻译，便催促我。待我说明之后，他们顿时恍然大悟。

戈宝权先生是学者、是翻译家，他从事学术研究态度严谨，从不投机取巧，更不回避困难。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查遍各种书籍，反复向行家请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戈先生又十分虚心，不耻下问，有时也找我们商量某字某句的译法，和我们一起探讨学问。有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谈话间他顺手拿出几页纸递给我。我一看，愣住了。原来，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发表的《〈阿Q 正传〉在苏联》一文，认为有用，又不肯麻烦别人，便亲手抄录了全文。那时，我国还没有复印机。这事使我深为感动。

戈先生诲人不倦。我喜欢向他请教，他从不拒绝。有时，为了帮助我，他不惜停下手头的工作，拿出很多时间与精力为我写出很长的解释文字来。这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也使我渐渐不敢去过多地打扰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

用镐刻的鲁迅头像

1992年年底，戈宝权从美国回来，下飞机便直接住进了医院。我急急赶到医院去看望，先生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床头悬着输液的玻璃瓶，腰部插着排泄的导管。

我望着这位师长，心头阵阵酸痛。他可清醒？可认识来者？可听得见我的声音，我讲的话？“你说吧，他能听见！……只是他说不出声来。”戈宝权的夫人梁培兰轻轻地告诉我。

戈先生的两只眼睛眯缝着，我知道，有一只已失明多年，另一只视力很弱，是常年劳累的结果。当年他头发乌黑油亮，如今已染上了白霜。他的皮肤颜色本来较深，现在在一片白色的病房中，显得更黝黑了。他的脸抽搐了一下，眼皮动了动，手指头尖微微弯曲了几次。我立即弓下身去，凑到他的嘴边，只见他轻轻地蠕动嘴唇，却听不到声音。他大概是在跟我打招呼，也许是在表示什么。

我坐在他的身边，追忆在戈先生领导下工作的经历，一晃已经40多年了。在这40多年里，我的工作有过几次调动，但都和他在一起。在工作方面，他一直是我的领导；在学术方面，他一直是我的老师。

戈宝权先生是我国介绍、翻译俄苏文学的杰出学者。他接过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曹靖华等老一辈的接力棒，奋力地往前奔跑。在学术领域，他拓宽了研究文化交流的范围，写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学交流因缘》为书名问世，其资料之翔实、之丰富，是前无古人的。戈先生的学术活动加深、扩大了与俄苏作家的友谊与交流，很多苏联老作家都认识他，他也悉心保存了他们寄给他的信件、赠书、题词等。几年前，他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成立了“戈宝权藏书室”，并捐款3万元，设立戈宝权文学奖金。半个多世纪苦心积累的文化财富，如今变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宝贵资料，显示了他博大无私的胸怀。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也挂在“戈宝权藏书室”内。

戈宝权/高莽绘

戈先生80诞辰之日，我又来到了他的病床前。好像是春天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笑着接过鲜花，与我攀谈。他的声音低微，吐字尚且含糊，但从他那红润的面颊上，知道他已经摆脱险境。他又开始关心别人，嘘寒问暖，鼓励晚辈。他盼望自己早日出院，重回书房工作，他不能不工作，他还有许多理想等着去实现！戈宝权先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

2000年5月15日，戈宝权不幸逝世，消息传来，我悲痛地说：“我万分痛心，因为我的成长与他分不开，他的为人、他的译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高莽先生寄语

我一直在想，“衰老”这病或许也有自己痊愈的一天。去年我应邀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画像。突然觉得自己的腰不痛了，浑身充满了活力和干劲。仿佛“衰老”顽症自然消逝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活了32岁，其身残志不残、顽强拼搏的一生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仿佛明白了：人是否衰老，是否死亡，不完全取决于年龄，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他的事业、他的精神。

高莽先生

2016年，在藏书家张期鹏先生帮助我编著《高莽书影录》的过程中，我曾写信对他说：

时光匆匆过去，90年竟是如此之快。

自己全身是病，头脑昏昏沉沉，思维不能集中，走路晃晃悠悠，视力衰退，双耳失聪，且有盲妻瘫痪在床，需要照顾。

但，回顾往事，还是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译了一些外国文学著作，写了一些随笔散文，画了一些美术作品。

家庭和美，互相体贴，低调做人，谦虚谨慎——这是我的生活的基调。

*内容来源：《高莽》/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致歉）

《高莽》

高莽 自述 / 杲文川 整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