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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第三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19世纪的中国,诸多朝廷要员获得机会游历西方国家,现代中国游记得以兴起,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循旅行散文和山水诗的古老传统。文化上的好奇心是这类游历背后的动机,并持续贯穿于20世纪的类似举动(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联表露出特别的兴趣)中,尽管后者的兴趣更在于新闻报道,而非文学。与此同时,严肃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五四运动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对其穿越现代东亚时间与空间的位移进行文字重构,从中看到新的潜质,来探寻个人与集体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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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国际旅行,无论是去苏联还是去北美或欧洲,甚至是去在中国大众读者中鲜为人知的亚洲地域,所呈现的效果通常是仪式性的政治姿态。这一点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若干出色的作家,诸如司马文森、冰心、周而复及杨朔等,新政权确定自己在战后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定位,并部分地借此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晚清的游记作者们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找寻模式,而这些后代作家在游历东亚和东南亚、南美和中美、东欧、非洲以及中东时,则有意识地采用与自己的晚清前辈们不同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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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旅行写作

中国现代旅行写作与传统游记或旅行文学遥相呼应。自亘古始,关于真实的和想象中的旅行的记载即见于正统的和次要的文学经典中。从架构上看,《山海经》分明就是讲述关于在已知世界外的旅行,屈原的《离骚》也可视为一程漫长的宇宙旅行。中古时的山水田园诗如谢灵运(385~433)的作品,亮点就是其中的旅行元素;在《西游记》中,旅行则成为一种显著的中国式叙事方式,《西游记》部分地基于7世纪高僧玄奘(602~664)前往印度求取大乘佛教经典的真实旅程。作为一种专业行为,旅游散文将写作实践同旅行经历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追溯到宋代诗人范成大(1126~1193)的旅行日记。

上述和其他类似作家确立了旅行写作的传统。这一传统在16世纪末期演化为一种纯文学形式,强调闲适审美情趣。对这类作家及其后继者而言,写作旅行题材是一种精深的审美欣赏形式,涵盖在一系列文人阶层的休闲活动之内,这类活动还包括古玩品鉴、书法、绘画,以及诗歌创作。传统旅行散文中所描绘的当地景观或处所,要么成为被动的手卷,由作者在其上绘制自己高雅的并受过高度训练的情感表达,要么成为各种新奇事物与异域情调的集成,作为一种余兴节目供读者消遣。旅行写作为传统文人阶层的社交互动提供丰富的语境,除此之外,还要达到片刻的审美超越与灵性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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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的九尾狐


另一种旅行写作在16世纪末期兴起。晚明时的徐霞客(1586~1641)是16世纪末期最著名,也毫无疑问是最多产的旅行作家之一,他投入大部分精力复兴了旅行散文的传统。同前辈相比,徐霞客更加关注通过旅行和观察所积累的精确的实证知识,特别是地理文化知识。他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地域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同考证学的解释性修正主义相通。显然,徐霞客对制造“纯文学”并无兴趣,他的作品百科全书般渊博。然而,徐霞客有一项重要品质同现代中国旅行作家相同,即对实情表现出的执迷,并以精确的记述消解关于地点、人物和环境的以讹传讹的流行神话与幻想,而此类消解偶尔不那么令人舒服。此文是描述徐霞客卷帙浩繁的游记的一部少见的文献。

明清之交的顾炎武(1613~1682)的旅行散文是其对思想史的一大贡献,但不幸被文学史家所忽视。顾炎武的文化危机感同后世甚至今日的旅行作家息息相通。顾炎武感到,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儒学,特别是其意识形态束缚,忽视了实践和社会问题。徐中约指出,顾炎武“广泛游历中国北方,并研究地理、边防、农业和贸易方面的实际问题。从其地理调查中,顾炎武草拟了两部基于实际应用的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很少有人像徐中约这样将顾炎武对文本研究的重视同其旅游散文中的实证精神联系起来。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顾炎武将文本(儒家经典)与地貌(为文化所浸润的中国疆土)联系起来,以及他对于这二者均强调要积极探寻,并以实证证据支撑其思想立场。

在晚清,西方列强在中国及整个亚洲日益强势,部分地由于这一形势,关于境外旅行的文字记述开始出现。此类记述通常由使节和政府官员所写,到19世纪晚期,可谓汗牛充栋。丛书广泛收录此类作品,包括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和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16世纪末期的旅行写作同欧洲作家的作品有更多相似之处,即作者的旅程缘起于对知识,以及关于世界的概念或知识的激情或需求,这一概念或知识通过个人观察到的、真实的状态展现出来,充当一种具有解放性的历史力量。旅行作家对文化比较的兴趣贯穿始终,这一兴趣促使他们审视旅途中的每一处细节,从作者本人认为具备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直至象征着文化差异的最不起眼的细微观察。这些观察通常在一种评估式的语境中表达出来,作者也承担着责任,代表中国接受或拒绝其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此意义而言,晚清旅行写作的寓言维度,以个人的真实的旅行象征着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旅途,观察不同的文化,并事无巨细地接受或拒绝。16世纪末期的游记同现代旅行写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中国的危机感,以及面对19世纪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经济、宗教及军事渗透所造成的痛苦和难题,忧心忡忡地为中国寻找出路。在很多人看来,针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在走出中国的旅途上,实实在在地走出去,去国外旅行和学习。因此,此类文字最负盛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恰好也最为积极地投身于当时最激进的文化革命中去。

传统中国旅行写作与该体裁后来的发展,其间的差异在于它们所投射出的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到19世纪末,中国旅行写作显然以变为文化批评的一个载体。尽管有一定数量的现代作品依然应被划分为“游记文学”,更多表现闲适审美,而非报告审美,早期现代外交使节和知识分子的旅行,在梁启超的作品中达到高峰,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直接、正式和主题性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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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游记

现代中国的海外旅行散文作者们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一样,始终关注外国社会、政治体系,甚至解决日常实际问题的方法,以资为中国镜鉴。这些作家所探寻的不是性灵的启蒙,也不是高雅的享受,他们的海外之旅,特别是关于海外之旅的写作和发表,紧密地同他们充任中国耳目的自觉意识相关联。换言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旅行写作的特征在于,作者将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贡献者。在此过程中,像其他类报告文学作家一样,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述的,首要的并非个人的自觉,而是文化的和集体的自觉。

此时,国际旅行具备了新的重大意义,相比于信息收集以及比较不同文化的优势与劣势,其叙事更多成为象征中国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寓言之旅。瞿秋白于1921~1922年乘火车穿越中亚,抵达年轻的苏联,其关于此次旅程的划时代叙事,将这次旅行描绘为一程将会帮助中国赢得新生的心灵之旅,这种角度突出了这一寓言性。瞿秋白从佛教徒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嬗变另有描述,但还是值得在此语境下重述一遍:瞿秋白的这种顿悟,亦即其本人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应该发生在洲际旅行中。此外,瞿秋白使用延展的叙事,在描述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时,带有强烈主观、抒情的元素,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这是一种创新,瞿秋白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瞿秋白相信,通过实实在在的投入、观察和行动,他的这种观察模式尽可能借鉴了共产主义苏联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旅苏游记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种时尚,其既源于知识分子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也在于其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向。以符合苏维埃当局希望的方式细致描述苏联社会生活新架构的作品中,胡愈之1932年的《莫斯科印象记》或许是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这部作品也确立了一种修辞模式,在中国左翼作家对他们所感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狂想与滥情的颂赞中,这一修辞模式大行其道。例如茅盾在其1948年的《苏联见闻录》中,对这一亚传统也做出了贡献,这一贡献并未得到太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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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苏联前,茅盾与郭沫若的合影


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版人邹韬奋已经为自己确立了和蔼可亲、兴致勃勃的新闻声音与“新青年”一代之友的地位,其时他开始了一程长达两年的欧洲、苏联和美洲之旅,游记合集名为《萍踪寄语》。类似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邹韬奋也将自己的旅程的主题定位为一个智识和文化问题,即在中国通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一条政治经济路径。对邹韬奋而言,这一问题简化为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即是苏联所象征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邹韬奋认为,已走到历史尽头,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所取代。邹韬奋旅行到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替代方案的地方,以这种形式来孕育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同他19世纪晚期的先辈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之处。在游历若干欧洲国家后,邹韬奋来到苏联,在那里,他的观察介于瞿秋白的痛苦批判与胡愈之的玫瑰色乌托邦之间。邹韬奋的旅程的终点是美国,在那里,他通过美国共青团的视角,对美国吹毛求疵。

最后,再说萧乾。20世纪40年代早期,萧乾是一位旅欧青年记者,他不仅为中国读者带回奇风异俗与社会经济观察,也带回了关于处在崩溃边缘的西方文化的第一手报道。萧乾在国内时受到诸如斯诺等西方人的训练,后又在剑桥留学,因此,他对于所观察到的域外民族的普遍人性有更自觉的认识,以此,他将战争更多视为一场人性的灾难,而不是敌对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力量间的巅峰对决。虽然萧乾也是位短篇小说作家,但从这时起,他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新闻记者,将自己的创作能量投入探寻让人无法抗拒的故事中。对他来说,这些故事展示了他所描绘的人们的人性与共同性。因此,在萧乾的旅行写作中,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地理差异都不再具备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无论在何处,他所探寻的都是人类的戏剧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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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第三世界


· 语境和组织

20世纪早期的作品,特别是关于苏联的,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记写作的范本。从“中国报告文学丛书”中收录的作品和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原版出版物衡量,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之间,中国作家有记载的国际旅行的数量出乎寻常。除了关于亚洲和非洲的旅行,我还发现描绘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游记,同亚非游记有颇多相同之处。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品包括峻青1956年的《欧行书简》,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周而复1961年的《火炬》,主要描写在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古巴)的旅行,但也有关于欧洲的内容。这两部作品同上述关于亚洲和非洲的作品相比,其差异(至少是引起我注意的)在于,峻青的东欧游记大体上是记录令人敬畏的观光之旅,作者并无意图为自己的体验赋予历史性;而周而复的作品则在本质上具备高度的新闻性,基本不适用任何文学意象或象征。

此外,这些旅行大多以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为对象,以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主题。此种现象或许同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有关。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治代表团及记者和作家参会。本次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亚洲、中东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展示实力和团结,强调文化交流。此项关于国际文学交流的议题的细则包括增加翻译,研究世界文学趋势,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学,拓展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间的交流。具体说来,中国作家要同苏联之类的“兄弟”国家的相应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并选派新锐作家赴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接受文学训练。这些互动公开同中国作家参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即支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关于与世界文学界的研究与互动,除苏联外,特别列出的感兴趣的国家有“各民族的民主国家,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作家团体建立联系,有计划地派遣作家出国访问,考察各国文学发展情况;同时有计划地邀请作家来我国访问。帮助外国作家创作表现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推动中国作家创作表现外国人民生活的作品”。

亚非会议也许同翌年召开的作协会议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们的确都赞同,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们应该访问彼此的国家,互相交流经验,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并以原创文学作品的形式,记录这些旅行的经历。中国作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成中国作家访问非洲、中南美、中东和东南亚各国,而此前,这些地域和文化并未吸引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兴趣。

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策与新举措下应运而生的其他组织同作协有所重叠。中印友协(著名五四剧作家丁西林出任主席)、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委员会、作协对外关系委员会为作家们的旅行提供理由和资助。现有材料显示,在特定时间专门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司马文森)、印度(冰心)和锡兰(杨朔)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但随后的十年则是非洲(韩北屏)、中东(峻青)和拉丁美洲(周而复)。对此,如果不参照其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很难确定,而且旅行似乎比写作更多。


· 中国作家与第三世界

很多情形中,文本自身就能告诉我们,即便非常短暂,作者在某个特定国家在做什么,通常是参加同上书文化交流议题相关的会议。冰心告诉我们,她作为中印友协成员访问印度。更为显著地,韩北屏的《非洲夜会》中收录的关于赤道非洲的文章可能创作于1958年在开罗举办的亚非人民会议期间。杨朔是出席1963年坦噶尼喀莫希市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当时写作的非洲游记后来收入《生命泉》中。此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游记中,几乎所有所描绘的国家,在此期间,都是亚非人民团结会议的成员,包括阿尔及利亚、锡兰(斯里兰卡)、埃及、加纳、几内亚、伊拉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我们几乎可以将“第三世界”定义为该组织成员国,因为这一说法即源于其成员身份,反映了后殖民国家间团结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第三世界”这一说法所意味的。需要注意,最迟至1984年,会议还在继续举办,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即终止派代表参会,而且在后毛泽东时代似乎也没有继续下去。近年来,中非关系再次引起大量关注,但此类关系的前提与行动同20世纪中叶时相比有显著差异:今天,中国在同非洲经济体接触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快速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以及投资者、雇主和资源消费者。

游记的中国作者通常是某个代表团的成员,而代表团中只有一部分人是作家。作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观察这个国家,同当地人互动,从而产生写作素材。简言之,这种任务同战争年代解放区文工团的工作并无二致,只是在外国,而非中国农村。尽管有些作家满足于对自己所经历的做事实性记述,如冰心、周而复,另一些作家(司马文森、杨朔、峻青)则痴迷于旅行的象征和寓言意义,并尽可能地以艺术性的方式呈现他们的经历。通常,这些作家会有当地的导游或旅伴,这些人貌似也是还算有名望的当地作家,因为作者会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们很难从中文译名中辨识这些当地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此外,一位更加平民的当地人也会出现在文本中,通常作为首要东道主的助理。实际上,这些更加正常的人构成了此类作品中若干最有力的形象,因为无法逾越的语言障碍使得这些人在感官上更加引人入胜,也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作为这些作品所展现的国际经济和社会力量受害者的身份更具示范性。

如前所述,访问本身通常是高度礼仪性,庆祝被访问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在冰心的《印度之行》中,我们看到对共产主义中国(毛主席的天堂)这一身份的特别强调。司马文森的《班芝兰》描绘雅加达的唐人街全副共产主义式的“欢迎中国老大哥”的奢华。杨朔的《海市》包括有关作者在1958年伊拉克推翻国王后不久访问该国的记述。《巴格达条约》(显然从未签订)象征旧秩序,违背“亚洲和非洲民族的团结”。在《春雷一声》中,作者访问了旧日的王宫,观看国王及其头号将军的卧室,在此语境中,简略描述了政变。军事政变头目的故事讲述了逃命的皇族和首相如何尊严扫地,但终不免被弑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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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文森


· 以杨朔为例

文本本身主要并不是描述旅游或观光的行为,尽管这类叙述可能被容纳其中。此类文本的艺术包含在发生在异国环境中的场景、事件和剧情,而外国环境对中国作家的重要意义则来自它们的社会历史情境。正是在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中,这些作家可以开始走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试验跨民族、跨文化模式的身份认同与团结。尽管此类团结在整个中国左派的历史中得到大量口惠而实不至的颂扬,但这些海外旅行让作家有机会通过实实在在的体验将自己的抽象认同落实在被压迫民族身上,并同读者分享这种来自体验的认同。对于历史和政治主题的情感投入同自身的感官体验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些作品超越了空洞的宣传,上升到艺术的地位。

其时,因其在抗战期间的工作,杨朔在大陆已是位知名作家。他不止一次作为参加亚非文化活动和聚会的中国代表前往非洲。《蚁山》描述杨朔出席(最有可能是作为观察员)在加纳阿克拉举办的泛非大会的相关事件。据作者本人讲,会议于1958年召开,距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后仅数月。作家在酒店邂逅了一位美国记者,产生了一段非常生动的经历:

我一到加纳,对每个美国人都特别留意。我不能不留意,他们是我正在暗中角斗的主要敌手。请想想,我带着中国人民海样深的情谊,飞越高山大海,到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来参加全非人民大会。不曾想在会场悬挂的旗子当中,右边挂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在左边,竟吊着两面蒋匪帮的旗子。四面旗子遥遥相对,明明是故意布置好的“两个中国”的阴谋。

同在杨朔的艺术散文中所常见的一样,天然的形象被上升为象征某种人性的东西。这位美国记者被不厌其烦地勾画为一个令人作呕的、娘娘腔的恶棍(事后证明是个间谍),视非洲人民如蝼蚁。文本的中心故事将美国人的邪恶诡计同开头部分介绍的蚁山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个美国人偷偷走到作者的本地朋友、酒店门童巴考身后,当巴考正在向作者讲述其过去的斗争时,拧巴考头发里插着的铅笔,让巴考给他叫车。这美国人对非非洲人低三下四,同他邪恶的心灵形成反差,这一点在他走上汽车时得到证明。一队蚂蚁在他面前横穿,挡住他的路。“几只黑蚂蚁,还能挡住我的路啦!”一边说着一边残忍地用脚将蚂蚁碾死。杨朔接着讲述了他自己的胜利:他在非洲大会的朋友经过斗争,成功地将台湾的旗帜从会议中心取下(杨朔毫不犹豫地将台湾旗帜的出现归咎于在场的美国人),美国人也因刺探国会秘密会议被加纳警方带走。从所有这些中,杨朔学习到,非洲蚁群的集体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们全身心地投入建设自己的社会,并从整个非洲大陆消除殖民帝国主义的痕迹。

在关于他访问科纳克里(几内亚港口,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举办地)附近的一个本地人经营的菠萝园的文章中,一开头,杨朔将非洲想象为一个巨大的人体:

莽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瞧那肥壮的黑土,不就是巨人浑身疙疙瘩瘩的怪肉?那绿森森的密林丛莽就是浑身的毛发,而那纵横的急流大河正是一些隆起的血管,里面流着掀腾翻滚的热血。谁知道在那漆黑发亮的皮肤下,潜藏着多么旺盛的生命。

在《菠萝园》中,叙事者穿过野生芒果林前往菠萝园,而菠萝园则象征着民族进步和几内亚人民同大自然的斗争。身体象征主义是规则,特别关注人民的鲜血,以及人们劳动的比喻性的、集体的鲜血。工人们背上背着中国制造的喷雾器施放成长添加剂,象征经济合作及中国对发展的贡献。另一个值得引用之处是,叙事者品尝菠萝,并描述其味道与食用感受——他笑了,他身边的工人也笑了,叙事者思考笑声的重要意义,及其同菠萝的美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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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


杨朔更著名的《赤道雪》和《生命泉》让人想起司马文森关于日里种植园的、象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文章。《赤道雪》围绕游历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噶尼喀,即今天的坦桑尼亚)展开。杨朔通过暗示性的对偶句构建其对于山、周边景色及人的体验:“历史应当重写/道路正在草创”。叙事者将当地人的神话作为证据,说乞力马扎罗山不是德国人“发现”的,而是当地人发现的。叙事者还分享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轶事:维多利亚女王如何将乞力马扎罗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威廉皇帝。当地神话同中国文学典故及东非丰富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相比较或互补,由此引出文化暗示。叙事者还讲了几则逸闻轶事来展示当地各部落人民诚实、和善的品质。

由于没有足够时间登顶,叙事者只能同一位叫伊萨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一道乘车游览,但即便行程短暂,他们还是包揽了自然风光:

一路上尽是荒野,土地肥得要流出油来,渴望着生育,就生育着长林丰草,一眼望不见边。丛莽稀疏的地方,有时露出圆筒形的小屋,上头戴着尖顶草帽模样的草盖,本地人叫作“板塔”。

《赤道雪》的第二部分来自上述对偶句的下半部分“道路正在草创”。这部分关注的问题是,尽管国家已经独立,但工人们依旧受到外国农业公司的剥削,并以达累斯萨拉姆为引子,讲述坦噶尼喀非洲人的成就。在《生命泉》中,作者和一位阿拉伯朋友一道驱车前往肯尼亚的一处旅游胜地某绿洲。作者看到各种野生动物在这口泉或井边聚集,于是将这个地方视为非洲大地滋养万物的象征。他注意到,周边沙漠所有的动物被它聚拢到一起,正如反抗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斗争将所有国度的原住民聚集在一起,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站起来,对抗严峻的全球氛围。在自然中找到人类真理,这一姿态不禁逆转了拟人化的机制,更使得他所积极观察的环境与他所阐述的历史题材体系相契合。

诸多此类文本隐藏了文化中介,仿佛作者无须协助即可同当地人完美沟通,抑或应用绝对不能使用语言沟通作为主题,反衬普遍性理解(通过肢体语言、行为等)。《孤儿行》回忆同塞得港的一位孤儿男孩间的亲密关系及再度邂逅,在彼此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能够充分交流。作者关注并同情孤儿的困苦,以及孤儿童稚的乐观信念——坚信自己的父亲终将从战场上返回。另外,《赤道雪》充分利用作者对当地语言的熟悉,将许多词语直译为汉语,并解释其文化含义。由此,尽管多数情况下微不足道,沟通水平可以依照作者的主题目的加以操纵。

在《生命泉》附记中,杨朔解释了他的旅行散文为何柔性,而不具思辨性:

这十几篇文章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写的。这两年,国际反帝斗争更加复杂尖锐。我又经常奔跑在亚非两洲,参加斗争,常常是在斗争间歇当中,抓起笔来,写一些自己的见闻感想。写得仓促,自然显得零碎。

有些读者也许会怪我说:从这本集子里,看不出斗争的尖锐化。说得对。但是,或许你能从字里行间,稍微听到一些儿声响吧?但愿有一天,写作条件能允许我弥补这种缺陷。暂时,恕我只能献出这本单薄的东西。

杨朔的自辩在我们听来有些怪,特别是如果我们不熟悉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时的文艺界中,作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制造纯粹的宣传材料,文学形象的力量和重要性即在于此。杨朔的自辩足以证明这一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作者在强调自己的信念,即应用明白无误的文学方式(象征、比喻、抒情)来传递甚至是所真实经历的真相,无须被怀疑为在政治上自相矛盾。


(作者Charles A.Laughlin,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系,韩松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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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2017年第1辑 总第2辑)

曹卫东 主编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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