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BRICS）由“金砖四国（BRIC）”发展而来，囊括了全球最大的五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国家。近年来它们作为新兴市场涌现，经济发展现状备受瞩目，其经济走向对全球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金砖五国的城市化也在以各自的步调推进着，促使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发生着或剧烈或渐进的变迁。

金砖国家与城市化

人类社会是从觅食、狩猎和聚居为生存方式的原始状态逐渐演变和发展成愈加复杂的组织形式的（Maharajh，2013）。经过不同生产模式的演变，例如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逐渐进入耕作和定居，集中居住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协调劳作、知识积累和跨代技能传播。城市化无疑促进了农业和医疗领域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更为稳定的营养和更好的疾病管理能力。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David Harvey等理论家认为，在目前的背景下，“城市化扮演了特殊而活跃的角色，它伴随着军事开支扩大的现象，同时也在消化资本家在追逐利益过程中生产的过剩产品”（2008）。联合国认为，全球大约8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在城市地区产生的（2013）。

直到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主要人群才开始在城市中生活。当“城市”这个名词蕴含着不同的意味时，“城市化”越来越多地被看成“一个通过快速变化的人口和土地覆盖而呈现的、具有多面性的过程”（Elmqvist等，2013）。尽管存在定义方面的问题，到2010年，地球上最大的十个人口聚集地中的六个在金砖国家，它们是：德里，圣保罗，上海，孟买，北京和加尔各答（UN，2012）。

城市化与不平等

21世纪共同时代下不平等的担忧笼罩着组成全球系统的所有国家。但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并非人类社会生来就有的现象。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不平等是社会经济建设的必然产物，是具备结构化和周期性特点的，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系统决定的，而人类则是在这个系统中得以组织的，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在这个系统中得以创造和生产的。政治经济指“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Mosco，2009）。正是这些核心的社会关系建构了不平等现象，其结果是弱势状况代代相传。

正如Peter Critchley提出的，一个“具体的城市并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并通过其呈现的特殊的功能和形式嵌入的政治经济而存在”。对于藤田训子而言，“现代城市理论常常认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化和技术变革是不断增长的贫富阶级分化、贫困以及城市中的社会和空间极化的结果”。

在所有五个金砖国家中，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例都呈现上升态势。而上升的比例有所不同，人口数量也有巨大差异，因此，相应的结果也并不均衡。金砖国家在其官方定义的城市地区生活的人口比例通常相对较小。在变化率上，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边际减少，这是城市化减缓的一个信号（数据参考：UN（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

除了人口总数巨大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的主要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地区。巴西的人口城市化程度最高，之后是俄罗斯、南非、中国和印度。Martine和McGranahan认为，巴西如今面临的主要困难的原因表现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结构，以及对长期大规模城市化增长未能有效地预见、承接和计划”。

不过，经合组织—欧盟的新兴经济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的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头十年末期，在除巴西外的所有金砖国家中，家庭收入不均都扩大了。

不平等与经济结构

Becker等人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受到阶级对立、社会和种族不平等及垄断抗争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其结果并未导致城镇危机。安家聚集没有受到干扰，却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更多要求形成冲突”。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饱受这种折磨的国家。Yeh等人（2011）认为，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三十年前“让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带动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发展，而现在则到了应该强调这个口号的后半部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由于两国均强调市场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将彻底转变，显示为进一步加大的城市不平等。

Kundu（2011）认为，印度农村不平等有所减少，“城市地区不平等现象部分可归咎于缺乏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均”。

对于在全球范围的不平等状况尤为严重的南非，Turok（2012）认为，“学校、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有效社会网络的不平等差距进一步加剧了收入高度不均以及空间隔离，其结果是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空间因素重合并相互作用。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区，除非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安排，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支付购买或者租用非常小的房屋或者土地的费用。许多家庭被逼入贫困的旋涡，处于城市边缘。这种由劳动力市场导致的不平等进一步在土地市场中呈现出后果，即最贫困的家庭不得不占用‘剩余’土地，进一步加剧了他们面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时的脆弱性”。

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归入贫民窟居住条件的城市人口数不断上升。联合国人居署将贫民窟家庭定义为：在城市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一群人，他们缺乏以下一项或者多项基本需求：①能够抵抗极端气候条件的、牢固的永久住房；②充足的生活空间，每间房屋不超过三人同住；③容易获取安全的、便利的用水，并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④可获得适当的卫生设施，其表现为合理人数共同使用公用或者私用的卫生厕所；⑤稳定的土地或房屋使用权以避免强迫迁出。

Mike Davis在他的《贫民窟星球》（2006）一书中，通过精练的文字，对1945年以来“全球贫困城市化的重大趋势和重大变化进行了阶段划分”。虽然正如Richard Pithouse认识到的那样，在这种富有雄心而庞大的陈述中，“对贫民窟政治和文化进行了过度概括和灾难性的描述”（2006）。无论如何，UN（2013）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的数据告诉我们，贫民窟的情况具有快速变化的特征，以五年为阶段进行的测量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异说明，在很多情况下，解决由贫民窟导致的排斥和不平等已成为改革和变革的当然责任和义务。

经济结构与权力累积

在城市环境中，生产、消费和交换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通过组织形式嵌入国家治理中的权力结构发挥着重大作用。随着金砖国家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其积累的特权、生态及地理边界之间固有的冲突无疑都将加剧矛盾和压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来自印度、中国和巴西的证据清晰地表明，减缓不平等带来的减贫红利，远比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措施更加巨大”（2010）。在此说法的基础上，Joan Clos在欢迎联合国人居署管理委员会代表参加第24次会议时进一步表明：“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一直是社会向更高级发展水平进步的过程。事实上，我们可以断言，尽管城市化和发展之间存在由于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但事实证明，两者间的关系更为有效和积极。多数金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亚洲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是发展的驱动器”。

David Harvey（2008）则认为，“如果被剥夺财富的人们重新获得他们早已失去的城市控制权，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剩余资本的控制新模式得以机制化，对城市的权利民主化和构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来实现民主愿望则成为必需”。在应对城市不平等带来的挑战时，确保包容性的参与和透明的形式为金砖国家提供了保证其实现公民获得更好生活的另类道路。持续不断的城市不平等需要勇敢坚定的行动来打破发展不足、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

（作者Rasigan Maharajh，南非Tshwane技术大学经济和金融学院创新经济研究所主任，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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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不平等报告集

乐施会 主编

2017年7月

本报告集汇总了由欧盟委员会和乐施会共同支持和开展的有关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现状和政策建议的部分简报和专题报告，包括全球不平等问题报告、金砖国家整体的不平等问题报告，以及金砖国家面临的不平等现状和挑战的报告。本报告集从不同维度对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不平等现象和问题．特别是对教育、医疗不平等问题的形成机制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