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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怎样写战争小说

通常来说,战争小说作家往往亲身参加过战争,在其战争经历的基础上进行战争题材的小说书写,如美国作家海明威以其参加过的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写成的战争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战争小说亦可由作家通过对参加过战争的人进行调研,在搜集到相关战争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书写,如李存葆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写成的《高山下的花环》。战争小说基本上以战场上惨烈的生死较量场景描写来表现参战者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军旅小说(又称军旅文学)常以军人的军营生活为基础,探讨军人在部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描写的内容与战争场面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军事小说则是上述战争经历或部队生活书写的总和。上述这种分类方式虽不是那么科学,但基本上可以把这几类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类型区分开来。这些战争文学作品的作者都亲身参加过这些战争或见证过这些战争场面,对战争小说拥有第一手的创作资料,其中只有少数作品是作家深入当年曾参加过这些战争的人当中,在充分了解相关战争背景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战争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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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类别小说的创作,作家从事战争小说创作的难度相对要大得多。对莫言的相关研究中,焦点之一就在于莫言对战争小说书写的创新,因为莫言并不是一个战争的亲历者。

莫言于1976年应征入伍,1997年退伍。他在部队的21年里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训练大队教员、干事等职,1982年被提升为正排级军官,部队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后被晋升为少校,为副师职军官。1983年,莫言被调到延庆总参三部五局宣传科任理论干事。1984年,莫言被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毕业后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工作。这就是莫言的全部军旅生涯。莫言的从军经历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差不多——虽然参过军,有过部队生活(即军旅生活)的经历,却并未亲身参加过战争。福克纳在初入创作领域时也曾希望能像海明威那样走上战争小说创作的道路。虽然经过努力,福克纳也写出了与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题材类似的小说《士兵的报酬》,但因没有战争经历而无法在战争小说创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转而在其文学地理“约克纳帕塔法县”上辛勤耕耘,终获成功。莫言从军期间,除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外,中国一直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所以,战争经历与莫言无缘。一个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怎么才能创作出战争小说呢?这不仅对莫言来说是个难题,而且也是新时期中国作家所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然而,莫言在战争小说的创作中不仅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还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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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当莫言还在军校读书的时候,有些老作家对青年作家谈道:“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斗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化大革命’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的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的回答是:“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我没有听过放枪但我听过放鞭炮;我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鸡;我没有亲手跟敌人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不是复制历史,那是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进化过程中很愚昧的现象,这种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有的老作家出于对青年作家战争经历和战争书写能力的怀疑,认为莫言的回答是“口出狂言”。莫言下决心用事实来回应这些老作家对他从事战争小说写作的怀疑。这也正是莫言民间抗日题材作品《红高粱》的创作初衷。

莫言作为没有亲身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能进行战争小说创作的依据是:小说家不是史学家,战争小说不是对战争的纪实。因而,未参加过战争的小说家在战争小说书写中应该另辟蹊径,这就是对战争中的人进行描写,探讨人在心灵上的扭曲和战争使人性发生的变异。在这一点上,不仅中国战争小说中没有先例,而且在具有战争小说传统的美国文学中也并不多见。如果说在域外小说中尚有类似书写案例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创作中可见一斑。然而,由于这部小说根本就没有把战争场面描写作为重点,与其说这是一部战争小说,毋宁说这是一部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军队中集权主义对普通军人造成心理伤害的社会批判小说。从这一点上看,《第二十二条军规》与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所要表达的意图类似。但这仅仅是类似而已,因为海明威的战争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揭示的是战争的性质和战争对参战者所造成的身心创伤,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则是对军队集权统治的批判。新中国的战争小说创作曾于1955年、1959年、1979年和1985年前后出现过四次高潮。这些战争题材的作品均采取现实主义的传统书写形式:典型的战争人物、详细的战争故事情节,配之以线性的叙事策略;在思想主题方面多以歌颂为正义事业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以负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的高尚品质为特点,其中人物的人性非善即恶、泾渭分明。莫言的战争小说创作在这个分期中属于第三个阶段。从进入战争小说创作的初始期,莫言就与美国战争小说家海明威、新中国成立后17年期间的传统战争小说书写模式和创作宗旨分道扬镳,开了和平时期作家没有亲身参加过战争但写出了优秀战争小说的先例。莫言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小说《红高粱》一经问世,就赢得了读者世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冯牧文学奖评委会认为这部小说作者“以近20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莫言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该小说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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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能在战争小说书写领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并不在于作家对战争或战场史实的描写,而是透过战争小说的书写展示了作家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揭示了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和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莫言的“红高粱”意象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文学再现。莫言小时候,家乡经常发洪水,矮棵作物受到水灾就被淹死,因而只能种高秆作物高粱。就如同“高密东北乡”成为莫言想象中的文学王国一样,“红高粱”在《红高粱》中也演变成为一种象征,即通过“红高粱”这一意象,“象征了民族精神”。在域外影响方面,莫言明确表示这部作品没有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尽管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也写到了战争,但莫言看到这部作品时,《红高粱》已经成形。因而,对这部作品真正形成影响的是来自家乡的人们以及以红高粱地为舞台所发生的那些往事,其成功也正在于“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

在莫言看来,战争小说的书写无非作家借用战争的环境来表现特定环境下人的情感变化,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前那种小说追求战争场面再现的过程,也不再是将对战争描写的逼真程度作为评价战争小说的标准。

小说的虚构有时也需要“捕风捉影”。莫言自述《红高粱》的故事原型就是发生在家乡邻村的事实: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伏击了日军的一个车队,日军前来报复时,游击队已经逃得没有踪影,于是日军就屠杀了那个村子里的一百多口人并烧毁了全部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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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电影剧照


《红高粱》中这支“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的土匪游击队,在“我爷爷”余占鳌的一声令下,“响起了几十响破烂不堪的枪声”,“方家兄弟的大抬杠怒吼一声,喷出一道宽广的火舌”。“鬼子”的汽车冲上桥头,被奶奶事先设置的朝天耙齿把轮胎扎破。当“鬼子”眼见快要退出桥时,爷爷命方七点炮,方七手拿火绒,“哆哆嗦嗦地往火绳上触,却怎么也点不着”,还是爷爷夺过火绒,点着了大抬杠,打中了“鬼子”的汽车。当一个带着“雪白的手套,腚上挂着一柄长刀,黑色皮马靴装到膝盖”的“老鬼子”被一个日本兵从车厢里拖出来时,父亲举起手枪,手抖个不停,那个“老鬼子”干瘪的屁股在父亲枪口前跳来跳去。父亲“咬牙闭眼开了一枪”,打死了“鬼子”“一个大官”。余占鳌的游击队就这样伏击了这支日军车队,而且还击毙了“有名的中岗尼高少将”这个“老鬼子”。

莫言这段对战斗场景的描写最突出特点是突破了以往正面人物必定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将战争中的人,尤其是面对死亡时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既有“我爷爷”和“我奶奶”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也有恋生怕死的人物形象,还有方七和父亲既想杀敌但又心存惧怕的人物形象。方七看到其兄方六被“鬼子”射中,害怕得“哆哆嗦嗦”,连火绒都点不着;而父亲面对“鬼子”,也“手抖个不停”,甚至竟然连“稀里糊涂”地打死了一个日军高官都不知道。应该说,作者这种更加真实的战斗场景描写的方式也更加符合现实中的人性,是莫言对战争中的人进行书写的创新点。

在传统的战争文学书写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作家对战争性质的思考。作家参照的依据通常是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关注的是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于是,“战争不只是政治行为,而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的论断几乎成为作家进行战争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政治而发动战争就涉及正义与非正义的评价问题。这一点在美国战争小说家海明威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作品通常被视为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方的否定;《丧钟为谁而鸣》则被看成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一方正义性的肯定。前者的主人公或是在战争中身心受到伤害而成为“迷惘的一代”或是“单独媾和”而主动退出这场不义的战争;后者的主人公则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勇往直前,宁肯战死沙场也绝不后退。新中国的战争小说在突出政治标准的框架下,要么是《林海雪原》中杨子荣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要么就是小炉匠栾平贪生怕死的反面人物形象。这种战争人物的两分法在当代战争文学书写中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书写的创新是莫言为新时期战争文学开创的先河,也是在经历了多年思想禁锢之后作家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创新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战争小说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莫言对此现象的精辟结论是:父亲此处出现的“父亲”即《红高粱》中第一人称的故事叙事者“我”的父亲,系余占鳌的儿子。“永远没有达到这种哲学思维深度”,“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力图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

上述论述在于印证莫言战争小说对扭曲人性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莫言的战争书写就不关心政治。恰恰相反,莫言的战争小说创作不仅体现出作家对政治的极大关注,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层面上也做出了新的突破。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战友重逢》这篇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战争魔幻小说中。该中篇小说如果说是战争小说,从形式上看似乎离战争小说的要素过远,如果说这是一部典型的魔幻小说却一点儿也不过分。然而,从故事蕴含的意义上来看,将这部作品划归战争小说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说《酒国》是寻找结构的成果,那么《战友重逢》要比《酒国》更具有文学性,因为这部作品综合了魔幻、鬼魂显灵、妖魔、意识流、多角度叙事、时序颠倒等各种文学流派的创作手法,尤其对活人世界与死人世界之间沟通的描写,使这部作品成为莫言魔幻小说世界的珍品。莫言在这部作品的外部结构之下,将中国“诚信”的传统美德、战斗英雄亦存在人性弱点、从战场硝烟中归来的英雄仍在经受世俗的折磨、中越开战与再次和好的国际政治意义等宏大与微观各个层面的价值表现出来。一部中篇小说能够蕴含这么多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在战争文学中亦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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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重逢》书影


在《战友重逢》中,故事以“我”——回乡探亲的上尉军官赵金,因洪水过河未果时偶遇离别了13年的“同村伙伴、同班战友,在1979年2月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的钱英豪”这种魔幻方式“开讲”。已故战友钱英豪见到赵金,就马上要还开战前他借赵金的20元钱。中国历来有“人不死债不烂”的伦理道德说法。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层面来看,钱英豪已经为国捐躯,那么“人不死债不烂”的伦理信条已不对烈士生效,莫言将其改换成“人死债不死”。这个细节体现了中国军人的“诚信”伦理美德操守。同样的文学案例还体现在张思国拒认“滚雷英雄”称号的情节描写上。在战斗中,当张思国和尖刀班战友排除了五颗压发雷后接近了前沿阵地的一块小高地时,两个战友触雷牺牲,张思国也负伤。在张思国继续带伤开辟前进道路时,后边的人看到他爬到高坡上往下滚去,随后传来地雷的爆炸声。大家都以为是张思国用身体滚雷为胜利开路,战后为他请功,授他“滚雷英雄”称号。可张思国却坚持说:“我没滚雷。那地方没雷,又下着雨,我爬上坡去,受伤的腿不得劲,一滑,滑下坡,压响了两颗雷。我会排雷,干吗要去滚雷?那不是找死吗?材料说我一个人排了五颗雷,不对,我排了一颗,那四颗是大个子刘和郑红旗排的。他俩死了,大个子刘替我挡了弹片我才没死。你们把功给他俩吧,我活着就占了大便宜,不要功……”在功利主义严重侵蚀人们心灵的今天,张思国的“诚信”精神又是多么宝贵!

地下世界的战友从报纸上看到“中越两国即将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消息时,这些曾经在战场上拼死杀敌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怎么都想不通。莫言借用也已在地下世界的政委的话阐释了“打”与“和”的国际政治学意义: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团集合,为的是贯彻上级的指示。最近一个时期,围绕着边境开放,两国人民重修旧好的问题,大家心中都有些郁闷,还有一些不好的议论,什么“我们的血白流了呀”,“我们成了没有价值的牺牲品啦”,等等。同志们,这种思想十分危险,要不得啊。同志们,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命令我们打到哪里,我们就要冲到哪里。世界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当初我们与他们刀枪相见,为的就是今天的和平生活,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的需要和表现形势。我们的牺牲是光荣的,过去是光荣的,现在依然是光荣的,将来也是光荣的,任何对我们的光荣牺牲的价值的怀疑,都是错误的,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如果说《天堂蒜薹之歌》里青年军官在法庭上为被告的辩护是对政治学中处理社会矛盾关系的政治哲学精辟解读,那么《战友重逢》中政委的这段讲话就是对不同境况下处理国际关系的国际政治学再思考。不同的是,前者是在现实世界中对活着的人讲的,而后者则是在地下世界对烈士们讲的。通过小说中的这段讲话阐释了国际政治中“朋友”与“敌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莫言突破了以往战争小说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传统解读。所以,莫言在谈及《战友重逢》这部作品时指出,这部作品被译成越南文出版之后,“曾引起长达数月的争论,令我欣慰的是越南的作家同行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文学确实离不开政治,但好的文学大于政治。越南作家之所以读懂了我的书,是因为他们从文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的或国族的立场来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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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在其文学创作中不仅要关注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且还应该像英国小说家莫尔那样,也是一位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预言家。如同《天堂蒜薹之歌》预示了后来执政党的反腐倡廉行动一样,《战友重逢》也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中需要建立国际互信,进而形成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预言。对此,习近平同志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之所以要采取“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各国共同发展的策略,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和平发展受到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干扰,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了挑战。美国实行亚洲再平衡战略,在中国东海和南海外围陈兵;日本右翼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和教科书与参拜供奉有军国主义者灵位的靖国神社以及将钓鱼岛划入日本版图等行径不仅给中国而且也给亚洲的和平带来了威胁;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三股势力”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些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外部影响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好这些关系,这是首要的一点;其次,一旦外来势力真的敢冲撞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底线,那么中国人民就必须做好以武力保卫国家安全的准备。近来,为了处理好这些国际关系,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周边当事国,向他们阐明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举措。这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外交途径,而莫言《战友重逢》这部文学作品也为增进国际互信发挥了文学的舆情作用。因而,莫言的战争小说不仅关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而且在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对和平环境的建设也具有预示及促进作用。

战争中的爱情就如同寒冬雪野中绽开的一朵玫瑰,是中外战争小说家在作品中致力于表现的一个主题。莫言也不例外。在谈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长篇战争小说中的爱情书写时,莫言认为最值得推崇的是《苦菜花》中德强和杏莉之间的生死恋。战争环境中的传统爱情书写方式常常以英雄美女终成眷属的喜剧而告终,但在《苦菜花》中,作者把杏莉被害作为结局,让读者“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的那种悲剧美”。

于是,莫言在《红高粱》中就把“我奶奶”戴凤莲描写成在给游击队送饭的路上被日寇射杀而死的结局;在《战友重逢》中把赵金等战友对牛丽芳的爱也化作虚无;在剧本《我们的荆轲》中,莫言则突出了帝王“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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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轲》话剧剧照


莫言在《战友重逢》这部战争题材小说中,在从正面表现政治价值的同时,给予更多关注的仍是人的灵魂扭曲和人性变异。在战场上曾经立过三等功的郭金库复员回乡后心情不好,在赵金的劝导下,终于“想通了”:“我是当兵的!我为什么要逃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怎么可能逃脱!说实话我真盼着能有个机会为国牺牲了,牺牲得轰轰烈烈,到处树碑立传,关键是我的老娘可以衣食无忧,也不枉养了我这样的一个儿子,现在这样子,算什么?兄弟,窝囊啊,生不如死啊!”

莫言在战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在继续解构先前的“非善即恶”或“非恶即善”两极对立的原则时,建构起战场上的英雄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战场上并不惧怕死亡,然而,这种“伟大的”担当精神的“关键”却是为了让老娘“衣食无忧,也不枉养了我这样的一个儿子”。在“唯政治论”的年代里,这样的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一定要受到批判;在“去政治化”的时期,人物形象塑造的前半部分就一定要删除。莫言在文学界和批评界处于两极分化和矫枉过正的年代里,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战争小说的文学性、政治性和人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战争文学断想中,莫言归纳出该类小说书写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人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人在异化的社会里,人自身也在异化,人性与兽性在同时发展,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将兽性表现出来;第二,战争并非仅仅由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所驱动,人性自身的缺陷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战争文学的美学和美德亦有不同层次,有正向价值之美,亦有负向价值之美,在一定程度上,战争扭曲了人性,战争文学唤起的审美愉悦感是非人道的、非人性的审美愉悦。

莫言将过去战争文学的功利性也总结为三点:第一,歌颂伟大思想的胜利,为伟大思想进行注解和说明;第二,歌颂正义战争,否定非正义战争,结局往往是正义一方的胜利和非正义一方的失败;第三,歌颂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即歌颂英雄对某场战争有直接意义的牺牲精神。这已成为以往战争文学创作的定式。由于战争使人类灵魂深处的兽性奔突而出,战争是人性和兽性的绞杀,因而战争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最大歧途。

因而,莫言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和抗日战争中的人进行书写时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莫言在新时期的战争文学书写中,借鉴中外战争文学中的利与弊,就是要突出体现以上这几点,并在对传统战争文学解构的基础上,开创自己独特的战争小说书写新路径。

莫言战争小说书写的文学案例也是对“作家与其个人经历对等”的传统书写范式的突破。从鲁宾斯坦论述的作家创作与时代背景之间的紧密关系来看,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人,若从事战争文学书写,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又并不是不可为的事。莫言战争小说的成功表明,即使作家本人并没有亲身参加过战争,但仍可以创作出战争题材的小说。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以色列作家阿摩丝·奥兹在与莫言单独对话时说道:“我们都曾是军人,但时至今日,我却从没有作品描写过战争,描写过军旅生涯。您却成功地描写了军旅生涯,这一点的确令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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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胡铁生《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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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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