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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亦自助,助人去自助 | 九年前的今日,志愿服务与社工介入纪实

5·12首段


5·12小标

高队

2001年7月的一个黑夜,雷雨交加,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突然停电了,四周漆黑,但我的内心却在苏醒。第二天,骄阳似火,我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参加劳动了。我拿着简单的行李,匆匆迈出布满电网、有士兵值守的“从严队”,瞬间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4个月近120天的“小监”生活结束了。

在监狱里有一种叫做“狱中之狱”的地方,简称“从严队”,关押着三种人:逃犯、重大违法犯、余案犯。而我因为余案关了进来。1999年9月9日入狱以来,因为觉得给家人带去屈辱与伤痛,我想尽各种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事与愿违。进入“从严队”后,我每天只能做一件事情——盘腿打坐,开始从灵魂上自省:我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不断地追问自己。

我叫高思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家在农村。从我懂事以来,家里一直有人生病,疾病与苦难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为了减免1元、2元学费,需要多次求人盖章的屈辱和难堪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尽管我是一个非常懂事、刻苦的孩子,但很难像父辈期望的那样,通过读书或当兵来跳出农门。因为贫困,我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便走向社会,从普通打工仔到一般工厂小老板,从企业主管到地方商业激进青年。虽然我的家教很严,但我却是内心充满叛逆的一个青年。步入社会后,挣脱了家里的管教,我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被灯红酒绿的生活吸引,最终,走向我没意想过的人生。冰冷的铁窗、沉重的牢门,这是过去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情景,没想到在这里的生活成为我生命里一段重要的经历,而这一段历程也成为我一生的财富,对我的重生有关键作用。

年轻人敢闯、敢干,但也应该为自己的“敢”买单。监狱是另一个社会,相比外边的社会更为残酷,在这里,我对人性的认识及受到的人生的磨砺超出预期。7年监狱生活的历练不仅没有让我颓废,相反,把我初入监狱时播下的仇恨种子彻底粉碎。我知道,我需要选择一条脚踏实地、自我奋斗的道路!

当我远离了亲人,远离了家乡,在最为迷茫之时,亲人的温暖给了我前行的力量。再次回到家,父亲已经不在,我愧疚不已,我需要为家承担点什么!

在儿时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回家不到一周便开始上班,从一个普通职员逐步做到部门经理,其间还找到了爱情,有温暖家庭作为后盾,我有了不断追求有价值人生的动力。

不久,我前往西藏,开始进入商业领域。追逐暴利、假话充斥、大吃大喝、生活无节制,商场的工作、生活方式让我无比厌恶。我该怎么办?


5·12北川

2008年5月13日,北川


2008年汶川“5·12”地震发生时,我正在西藏。四川绵阳的北川县在地震中损失最严重。我是四川绵阳人,住在安县。知道地震的消息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家乡。当得知家里的房屋成为危房,但家人还安好的那一刻,我除了感谢上苍,便在心里想,一定要为灾区做点什么。

5月15日我在报纸上发现招募志愿者参与公益歌曲录制的消息,立即报名在西藏参加了为期3天的志愿者工作。其间,我从电视上、手机上看到、听到关于北川地震的消息,尤其是在知道北川中学遇难师生超过1000人、县城遇难上万人、家园被毁、人员伤亡严重的情况后,心里一直放不下,当即决定西藏的志愿者活动结束后继续回家乡做两周志愿者。恰在这时,我认识了曹鹍,他也是四川人,他和另外两人发起组建了QQ志愿者团队,准备前往灾区参与救灾,正愁无处下手,我主动表示愿意帮忙,于是,我们一起从西藏出发前往四川。在火车上,我们为这个团队取名为“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还制定了8条管理规定,我是其中一员。

我们第一批人共17名,从5月26日开始参与北川漩坪乡安州驾校安置点的1700灾民的安置工作,6月2日前往北川任家坪参与志愿者服务。紧急救援时期,任家坪的许多灾民被安置到绵阳九州体育馆,可是,有的人根本舍不得离开家,很快从九州体育馆搬回来了,故土难离,毕竟任家坪才是他们的根啊!孩子们的家长或者忙于重新安家,或者过于悲伤导致或多或少疏于管教孩子,许多孩子处于“放羊”的状态,在破损严重的建筑物边奔跑玩耍,很危险。首先,余震不断,山上乱石飞滚,废墟上的建筑物随时会有新的垮塌,危房遍地皆是,还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其次,援建工作已经开始,川流不息的援建车辆忙碌地行驶着;再次,因灾后各种疫情还没完全得到控制,比如,当时十分缺水,有传言说水不能乱喝。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暂时没有复课,基层县、镇、村政府部门又几乎瘫痪,比如,曲山镇许多干部遇难,而幸存下来的或被调到北川县政府,或被抽调到救援指挥部,灾后一个月了,直接服务基层的干部各种灾后应急工作繁重,对学校复课的事自然是无暇顾及。

在走访中,我们遇到一个孩子,志愿者护士姐姐正在给他用碘酒擦脚,他的脚被垮塌的房屋上的钉子扎流血了;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地震惊吓常常哭泣,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就在想,环境这么危险,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至少我们可以把孩子集中在一起,给他们提供一个一起玩耍的场所,安全上有人管,心理上有可能在玩耍中压力有所减轻。对,办帐篷学校!经过与村民协商,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始共同筹备帐篷学校。

6月15日“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更名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志愿者人数一度发展到107人。我被选为一线团队负责人,人称“高队”。

紧急救援结束后,救援组织和大量志愿者逐渐撤出,但是我们所开展的助学活动因为具有持续性,在北川逐渐回归平静后,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继续留了下来,高队也留了下来。现在,大家依然叫我“高队”。我很为这个称呼感到自豪,因为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5·12小标

迷路上的本土社工践行者

我叫刘磊,出生在四川龙门山脉的平原地区,年画之乡——绵竹。山川地貌、历史文化环境并不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并不美好,没有父母太多的关心,离异、单亲、再重组的家庭对我有一些影响,也许是心理选择性忘记,我怎么也回忆不起很多童年的美好。正是因为我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关注度似乎也和别人不同。在亲人周围我好像特别受宠,特别是我的奶奶,算是一路护着我成长过来的。在读书期间关注度还是比较高,老师们都会更多地给予我关心,尤其初中班主任就像父亲一样,天冷的时候还把自己的外套拿给我穿上。也许是自己还算比较乖,我可以说是在奶奶的呵护下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奶奶信佛,在我未出生前就在当地的寺庙皈依了。2015年,奶奶在摔伤后躺在床上艰难地熬了三年便离开了人世。在送奶奶最后一程的时候,我没有流泪,只是不舍,直到亲自抬着她的棺木入土。

在生死的观念上,也许是受到过去社会环境或者皈依的影响,奶奶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为自己攒钱购买棺木。她说不想为儿孙添麻烦,自己的后事自己料理,于是买了一副好的木材来做棺木。后来,也就是奶奶临终前五年的时候找邻居木匠宋师傅做好了油红色漆的棺木,并拉回家用塑料布包裹好,算是完成了对后事的准备。

送走了奶奶,虽然是通过送葬入土的仪式感宣布了她已经离开我的生活的现实,但伴随一生的感悟和教育已经在我的生命里延续。


5·12绵竹

2008年,绵竹


2008年5月12日是我农历的生日,那天下午原本计划有一个美好的休息时间,但突如其来的大地晃动和惊慌的人群让我措手不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次地震灾难做思想上的准备,因而只能毫无抵抗地接受。

那一刻,我同家里的两位亲戚正在商店看衣服,我还在想是地面不平还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店员就惊恐地大声喊道“地震了”,接着所有的人在晃动和杂乱声中快速地冲到了街道的中央。大地摇晃的那几秒钟,我紧紧地搂着两位长辈,看着街旁房屋摇晃出来的灰尘弥漫在半空中,还有望不到尽头的街道中央挤满的人群。这样的场景就像电影里的灾难片,一股恐惧的情绪蔓延开来,还好有亲人相伴,随之而来的冷静让我慢慢理性起来,我们三个人也就是在这样乱而不慌的情境下随着人群逃到了宽阔的安全区域。

那一天,再见到父亲的时候,我的担心也终于没有了,我想父亲也是一样的感受,因为后来亲戚偶尔还会提起他去住处找我时把车开到了墙上这件事情。灾难面前,虽然苦难不堪,但大家互助共渡难关的画面,还有陌生人之间的彼此问候却能让彼此感受到温暖和希望。随路载人的过路车辆,相互帮助找一些遮风避雨的东西搭建临时的家的三尺巷邻里,还有救人的临时医院,等等,我能够想到的这些场景,守护的都是满满的爱。

地震后的连续工作时间,我的白T恤在汉旺钟楼广场的食品分发点穿得直至发黄,最后不得不把它脱掉,只能作为一种回忆珍藏了。地震灾难发生致使我们所在的妇联办公大楼岌岌可危,没有了固定办公场所,只能借地方挂牌,作为单位唯一的男性,我被安排在汉旺钟楼的食品接收和发放处,同当地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一起负责受灾乡亲们的一日三餐。

汉旺的钟楼广场是汉旺镇救援的重要出口,也是龙门山脉内清平乡、天池乡出山口的第一救助点,三个乡镇的几万人的临时救助站杂挤在这小小的广场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多数是救助帐篷,有医院、部队和救灾联络点。在食品分发点,我们每天都会重复一样工作——整理分发食物,每天结束都会预估一下第二天的食物是否充分,刚开始的时候都很担心后续不足,是掐着食物数量发放的,后来救援物资不断进入,我们心里的担忧也就放了下来。庆幸的是,外地支援的装修公司年轻志愿者陆续赶到,缓解了我们食品分发点人员不足且疲惫不堪的问题。

除接收政府调配的食物外,我也接收、登记个人的捐赠。一位骑着比较旧的125摩托车的大哥从60公里以外的邻县出发,载着挂满了当地人出钱购买的矿泉水和几件早茶饼干送到我们的站点。在我们对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这些东西不贵重而有些不好意思,并反复地说“应该的,应该的”,我想他并不知道即便是这不多的物资在灾难面前也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仅仅从我们发放食品的站点接触到的灾后的事情,就能够看到再生的希望,这些力量让我们灾区老百姓度过了恐慌的时期,我常常会为此经历中人与人的互助感动不已。


5·12绵竹汉旺

绵竹汉旺东汽广场,定格的时钟


当我还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时候,就在妇联承担了汶川地震的灾后救助、灾后重建工作,我才逐渐地了解到群团部门中妇联的基层工作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在紧急救助阶段,我扛着捐赠来的奶粉和卫生巾进入帐篷内,按照需求登记分发,这样能够及时地解决灾后的困境让我很享受助人的幸福。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和变化。记得搬运一整箱卫生巾的时候,因为全是女性用品,别人问我是什么的时候,我当时不好意思回答。但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外来物资的进入,每天都会在各个灾民安置点分发妇女儿童的用品,在看到大家得到这份关心和帮助后,我开始更有意识地关注灾后救援中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

灾后救助及重建的阶段,我遇到了来自不同地方且不同年龄的同行者,他们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锁姐,昆明人,小时候在部队大院的环境里成长,专业背景复杂,主要是儿科执业医师及心理咨询师。汶川地震后直接进入了灾区——我的家乡。我们初识是在JN板房区,她的服务点位于我们分发物资路过板房区的核心道路旁,与居住区相比,对外开放明朗没有任何隔离的东西,仅通过不同的标识、颜色加以区隔,但都是一样的简陋。初次的拜访仍记忆犹新,感受到很热情和亲切。锁姐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房间分区,当然还有年轻的伙伴们,我想我是被这里吸引了,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但记住了可爱的同龄人,开始好奇锁姐介绍中提到的社工、社会服务、灾后服务等。

缘分就这样悄悄地来临并有了美丽的继续,锁姐和社工欢欢、冯令为一线服务的工作人员开展了一次灾后的心理解压工作坊。在破冰、互动的团队交流下,我们开始慢慢释放身心,独自感受自我的内外,然后有一些心理调节互动,体验个人和彼此的独立和依靠等。作用虽然没有评估,但感受到彼此的欢乐,我认为从未有过的体验在慢慢影响着大家。如果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想在和锁姐的一次对话或者说治疗过程中深有体会。偶得一次聊天的机会,锁姐为我做了一次心理咨询,我庆幸有这样的机会将过去的经历重新梳理。那天下午我哭得不行,过程中锁姐只是简短地鼓励和语言引导,我将埋在内心深处过去原生家庭和灾后的故事宣泄了出来。像这样能够认真倾听和鼓励自我去理解并疏导的机会几乎没有,而这一次我感觉到一种彻底的放松,我开始更明确地认清我的过去,重新构建了过去生命中的支点。这也是感受到的助人者能够带给我们的力量,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2009年初,因工作安排,我以带路者的身份和最初的QH社工团队到FX镇探访遇难学生家庭。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心情和状况进入这个家庭,只感觉我们都受灾,当大家都围坐在院子里,听到家长的诉说后,我的内心变得很沉重。狭小坍塌的院落里气氛凝重,我开始感受到痛失孩子的心情。我还记得当时的画面:遇难学生的父亲伤心地不断诉说地震中小孩遇难的事情,带队的两位老师同排而坐,认真地听着,时而点头时而皱眉,偶尔轻轻拍一下对方,以示支持和鼓励,其他人都默默地走开或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得很慢,我基本都不敢吃,我看到陪伴的老师和学生的父亲把白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学生的父亲说了一会儿便哭诉,声音时高时低。这一场景我直到后来才慢慢理解。

2011年初,在项目终结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QH社工中心的民乐村阳光社区项目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年的项目里,我第一次驻村,接受和送走了4个社会工作专业的志愿者,认识到了已经驻村两年多的FP基金会工作人员。我们在村里和老人互动,开展一些他们喜欢的社区活动,组织妇女参加一些文娱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尝试建立一些自治组织。到离开的时候,我感受到我们带给村里的一些好的变化,村里老年人围绕马大爷负责的念佛堂继续开展一些老年人活动,但村里年轻人的文化活动在我们离开时停滞,可持续的作用不大。这一年乡村社区服务工作,带给了我一些鼓励,也让我看到我们力量的微弱,但也看到希望。在经历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和社会组织寻求生存的思考后,我们带着些遗憾等待着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指导。我想作为当地人在社会工作专业参与服务的各位同工的帮助下,是需要一些承担和牺牲精神来追求梦想的实践的。

2014年我再次选择回到了机构,除了社工中心项目申请下来的原因之外,还有自己想为地震后再生育家庭做一些事情的想法。想法是基于板房期间我们探访再生育妈妈及家庭的需求的一个延续,后来总想着能否为震后新生的六七岁的小孩在成长的道路上做些支持和鼓励。但直到现在也未成,也许是个人能力有限和精力不足的关系,还要考虑机构使命和项目服务内容方面,也需要不断探索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和本土化等问题。


5·12小标

映秀母亲

“汶川”,九年前曾刻在很多人心上,悲怆彻骨的一个地名,借助自然之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地。映秀镇,这座隶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秀丽小城在这场重大地震中被夷为平地,一瞬间,映秀众多家庭的生者与逝者阴阳两隔。我们在那里也目睹了幸存者在废墟上苦苦呼唤逝去的亲人,当时真正地感受到“让逝者安息,愿生者坚强”这句话所蕴含的善良愿望和厚重分量。

我们当时接触的妇女中有一位冯大姐,家住映秀镇某村某组,33岁。她曾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一位能干顾家的丈夫,一个乖巧的10岁女儿,一个活泼的8岁儿子,还有慈祥健康的公公婆婆。丈夫在附近的铝厂工作,她就在家做饭喂猪,照顾老人,教育孩子,晚饭后经常一家团聚,一起散步。平凡而温馨的农家生活让冯大姐赢得了村里很多人羡慕的目光。5月12日那一天,仅仅几十秒钟,房屋倒塌,冯大姐失去了丈夫和乖巧的女儿,活泼的儿子虽然逃过一劫,却面临被截肢的命运,年迈的公公腿部受伤,婆婆因过度刺激,神志不清。

我们是从邻居口中听到这位农村妇女不幸的故事的。一个晨雾缭绕的早上,我们跟随村民来到冯大姐的住处,这个简易的棚子是震后村民和铁军(济南军区)官兵协助搭建起来的,由于夜里下雨,木棚子外有明显的积水。此时神志不清的婆婆正在煮猪食,公公拄着拐杖从废墟中努力地把残缺的木块拉出来,冯大姐则在后院喂猪。当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手里正拿着猪草,眼睛盯着远处下雨塌方的山石。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当我们对视时,她迅速地用手臂擦了一下眼睛,但泛红的眼眶里的泪水仍然依稀可见。


5·12映秀

2008年,映秀


初次与我们交谈的时候,她有些疲倦,神情比较凝重,总是低着头,手里还玩着一只蝉。她不大主动去谈地震的事情,总喜欢露出腼腆的笑容回应一切事情。她唯一主动谈起的亲人就是在外住院的儿子,她喜欢拿出儿子住院时拍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中儿子的笑容非常灿烂,截肢的部位缠着厚厚的纱布。“如果我的儿子早一天救出来,他就不用被截肢,如果教室修得牢固点,那水泥板不会掉下来,我儿子的腿就不会被压着了。”冯大姐摸着照片中儿子的腿气愤地说。

女儿的尸体至今还在学校废墟下面没有被挖出来。她回忆起地震那天早上,女儿本来发烧请假在家,她担心影响女儿的学习,上午急忙带着女儿打针吃药,下午退烧后就让女儿上学了。她说如果不是她非要让女儿上学去,如果她肯让女儿好好在家休息,女儿肯定会平安无事的。“如果不是我,女儿肯定还在这里。”每当说到这些,或者看到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的时候,她经常会一只手狠狠按住自己的太阳穴,泪水不自觉地从脸上流下来。她说经常梦见女儿在学校废墟里,被厚重的水泥板压着,在痛苦地叫着“妈妈,救我!救我!”半夜惊醒,尤其在雨夜,她几乎整夜不眠,一闭上眼睛就感觉女儿在喊救命,想救却救不了,往往要靠喝酒和安眠药入睡。

丈夫的尸体被挖出来已经是震后第12天了,模样已经模糊,只认得生前穿的衣物。冯大姐说有人看到她丈夫在地震时跑出来,刚好跑到门口被砸死了。她说她总感觉丈夫没死,已经跑出来了,很快就会回家的。每天傍晚她都会站在木棚后院眺望着远方震后铝厂的废墟,盼望着某一天丈夫能从那里出来和她挥手。现在冯大姐虽然分到了两间板房,但她不愿意搬过去,她说害怕丈夫和孩子回来后找不到家。

现在她们吃晚饭,冯大姐会习惯性地摆好6副碗筷,当坐下后又迅速地收起3副碗筷,她说不能让公公婆婆看到,他们已经老了,不能经受这些刺激,她一定要坚强起来,让父母放心。“很多人都以为我受不了,想不开,其实我很好。”有时冯大姐在擦完眼泪后又像给我们保证一样说出这样的话。

当提及未来的打算时,冯大姐一脸的茫然。“我只会养猪,其他的什么我都不想做。”冯大姐认为在外面打工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只要负责好家里的事情就够了。“家里的那些电器都是我家里那个打工赚钱买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一无所有,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她对未来的考虑和地震来临的那一刻一样,不知所措。

其实,像冯大姐这样的个案在汶川大地震中比比皆是,震后的汶川尤其是映秀镇到处是满目疮痍,人员损失惨重。从伤亡情况看,映秀镇原有户籍人口12000余人,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近8000人。整个映秀镇几乎家家丧亲,户户悲痛。众多家庭在面对丧亲的悲痛时,也面临家庭的支离破碎、邻里关系不复往昔的景象。

她们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沉重,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她们悲伤低落的情绪感染着我们。我们也不断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自己面对这样的灾难会怎么样。抚慰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们急切地想为她们做点什么,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切入点,当时那种焦虑的心情实在也是一种煎熬。通常这种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想到的一定是哀伤辅导,但地震过去才40多天,她们失去挚爱亲人的悲恸还需要慢慢平复,不可急于进入干预过程。我们一开始能做的只有聆听,尽量贴近她们,开始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也希望这种聆听,能给她们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5·12映秀刺绣

汶川藏羌绣馆


第三次到张家坪帐篷区的时候,董姐和我们聊到很多孩子以外的话题,关于她的过去、婚姻还有最近去都江堰走亲访友的一些活动。蔡姐与其他姐妹也来到帐篷里,很多时候是她们自己在谈,不过我们的到来给了她们一个聚在一起谈的由头。在她们那里一起吃了午饭。饭后,余姐拿过来一张十字绣的画稿。原来,这里的妇女有刺绣的传统,羌藏妇女一般都会做传统的羌绣、藏绣,汉族的也会纳鞋垫、做十字绣。

董姐这些天就正在做一张十字绣的“福”字,她说这个字最简单,先做着玩玩。住在帐篷里,板房还没有分,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她离了婚一个人,孩子又没了,天天吃了睡、睡完耍,一到晚上心里就发慌。不如做点手工,什么都不去想。董姐还告诉我们,她特别疼女儿,她说“我对女儿什么都舍得。别人家的孩子拍照都是借藏服穿,我给女儿买了两百多块一套的藏服,不心疼……我女儿不爱出门,就爱自己在屋里头看书、画画,一天不出门都不觉得闷……有一次她怎么找也不见了,我出去找了一圈,都说没看到。孩子去哪里了?我有点发毛(紧张),邻居说你再在屋里找找看,找得仔细点。我回来仔细一找,你说她在哪里?原来床上有两个大枕头,她睡在两个枕头中间,再盖上被子,那么小个人,我根本看不见……最后悔的就是三八节的时候她要出去跳锅庄(藏族集体舞),我没有让她去……要是能再让她跳一次锅庄有多好……”两个女儿在地震中双双遇难后,她总是难以释怀。女儿们生前的衣物过一段时间她还会拿出来清洗,女儿们生前剪下的头发她常常拿出来摩挲。还有小女儿留在墙上的壁画、美术作业本,她也常拿出来看。董姐说,她想把孩子的画一幅一幅都绣出来。让别人知道,女儿是个绘画天才。

也就是董姐的这句话启发了我们,我们开始设想,能不能利用当地妇女的特长,培育出一个妇女刺绣小组。我们社工可以做一个资源链接,帮她们到外面寻找资助和发掘潜在的市场。这样,她们既可以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做刺绣、谈心里话、彼此支持,又能在做刺绣的过程中转移注意力,让她们将心思放在刺绣上面,不要每天都想那些悲惨的事情,又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说说笑笑,互相安慰,互相支持。因为妇女们告诉我们,挑花讲究对称和工整,绣的时候需要用“数线子”的办法确认针与针间的距离。一旦绣错,就需要拆掉重来。也就是这样,绣花的时候一定要心静,什么也不能多想。这样,刺绣不但能成为一个疗伤行动,还具有发展成生计项目的可能。我们的这些想法,还真是妇女们给予的启发。但是,我们没有信心妇女们一定愿意一起干起来,当时的映秀镇外部援助的资源非常多,政府也有不少承诺。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资源不一定都能到村民手上,但也许会给村民一些等待的幻想。

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们去找妇女们商量,问她们愿不愿意绣。开始跟董姐和几位积极的妇女谈我们的想法,想不到她们的反应是那么的积极,消除了我们之前的疑虑。她们都说活着的人总要活下去,但是地震后土地没有了,不能种地,镇上的工厂毁了也不能打工,外面做工程也都是要男的,她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刺绣可以,她们还是很乐意的,而且有的本来就很喜欢刺绣,只是地震后针线什么的都没有了,要不然她们早就开始做鞋垫了。因此,我们鼓励妇女们一起刺绣。短短两个月,由张家坪村到枫香树村,再到中滩堡村,妇女们在帐篷里、废墟旁、板房前重新拿起针线做羌绣,开始了她们震后自力更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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