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中心开始向亚洲转移，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呈现出新一轮高涨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由领土、海洋事件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各国国内政治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使然，但还有其他更深层次原因，比如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

本书从岛礁事件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现代化转型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结构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地区一体化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等角度入手，深入地探讨了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发展的趋势，试图揭示周边民族主义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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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礁争端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民族主义的根基纪委身后，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妥协的可能性甚微。在岛国日本，滋养其国家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是业已植入日本国民骨髓的民族优越感。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这种优越感较多地体现为对本民族精神的夸饰，甚至是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度诉求。

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势力合流，岛礁主权争端更趋复杂和难解。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出现高涨势头之时，社会思潮的右倾化也会日益严重。在日本，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经常抨击政府外交软弱，要求政府在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争端中持强硬态度。上述两种社会思潮在相互渗透中，均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并影响、冲击到日本有关领土争端的政策制定和行为方式。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时曾宣称自己买岛的目的就是要在钓鱼岛建造建筑物、停船设施和灯塔，还要把灯塔记入日本的航海图，并计划长期采获钓鱼岛海域丰富的海洋生物，尤其是高级海产品。石原的购岛行为，得到了日本舆论和民众的广泛支持，日本右翼势力更是认为“谁购岛谁英雄；谁强硬谁正确”。以前，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看重，但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以来，一些右翼分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狠话、爆猛料，舆论对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露骨言论也不再追究和谴责，友善的言论反而没有了市场，甚至受到攻击。日本国民被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言论股东或洗脑后，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国内社会背景下，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争端所持的主张很难出现松动和让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争端的持续，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会越来越冷淡和相互厌恶，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也会越来越难解和复杂化。

日本民族主义与其海洋强国意识互为增强，岛礁主权争端定会出现长期化态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沿海国家纷纷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由于新的海洋法制度规定岛屿也享有与陆地相同的海洋权利，相关国家的岛屿主权争端进一步加剧。而恰在此节点上，日本国内出现经济泡沫崩溃等一系列问题，促使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崛起。在日本的学术界和舆论界，“海洋日本论”迅速抬头，日本有关主张海洋立国的著述纷纷出现。其中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影响甚大，此书把历史上出现的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中国台湾和美国联合，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所谓日美协调为主的“海洋民主主义联邦”的观点曾甚嚣尘上。安倍晋三在第一次组阁时就曾推出过《致美丽的国家》，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强调以美国为首，构建“日美澳印四大海上强国同盟”。2013年1月，安倍首相在第二次组阁后发表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再次表示要联合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国家，开展以全球为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而安倍重新夺回政权后对东盟诸国的亲近和对中国的继续强硬，即可视为其所提出的“战略性外交”的实践，而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日本要走“海洋强国之路”，从海洋入手。基于对抗中国的需要，钓鱼岛主权争端无疑会继续成为日本民族主义最得力的抓手。

 黄岩岛事件与菲律宾民族主义

历史上，菲律宾群岛上散落着诸多部落，也出现过吕宋、苏禄、麻逸、古麻剌朗等封建王国。1521年，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远征队到达菲律宾群岛后，菲律宾逐渐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西班牙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菲律宾人民备受剥削和折磨。19世纪后期，西班牙殖民帝国已经走向衰落，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其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对当地民众更加残暴。对于这段历史，一位菲律宾学者写道：“殖民地政府（西班牙）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无能而又贪污。本地人民则忍受着残暴的西班牙当局的压制和镇压。他们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教自由；他们也不能免于恐怖和穷困。殖民地的任何爱国人士凡敢于维护人民事业的，就立刻被杀掉，因为凡是反对政府官吏的神圣意旨或反复无常的人，死亡、流放或囚禁就是他们的命运。”不过，正是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压迫、勒索、虐待和种族歧视，不断激起菲律宾人民的愤怒，使其超越部落的隔阂，而把自己团结成为一个民族。1872年1月20日晚，菲律宾甲米地兵工厂的士兵和工人为了反对取消他们长期拥有的权利（免纳贡税和免服强迫劳役等）展开了一次武装起义，西班牙当局借机陷害“俗化运动”的领袖。1872年2月，菲律宾三位俗化运动的领袖——戈麦斯、布尔戈斯和萨莫拉教士以煽乱与叛国的罪名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以绞刑，一批仁人志士也被捕入狱。该事件引起了菲律宾民众的极大愤慨，他们认为，这几位教士并没有罪。这起在菲律宾历史上被称为“戈—布—萨殉难”的事件种下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种子，“在反对西班牙的穷凶极恶的怒吼声中，以及在他们极端悲痛之中，菲律宾人忘掉了往昔的地区分歧和种族成见，加强团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斗争”。

“戈—布—萨殉难”后，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菲律宾知识分子发挥了先头作用，特别是那些在殖民宗主国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承担了主要的思想动员工作，在菲律宾历史上被称为“宣传运动”。这次运动旨在实现的目标如下：一是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二是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三是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四是菲化或俗化菲律宾的教区；五是赋予菲律宾人以个人自由，例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请求申冤的自由。从这五点诉求来看，被平等对待和个人自由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主要诉求，而所谓的民族独立却丝毫未被提及。这就奠定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并在未来的历史中一直引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而独立的诉求也只是在这两项目标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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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岩岛问题，中国与菲律宾都应该避开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外交途径安静地解决问题。关于菲律宾民众准备在中国使馆游行示威，国内的媒体做了很多主观的评价，实际上马尼拉经常发生游行示威事件，这是菲律宾社会的一种常态。马尼拉还经常出现反美示威游行，但没有人据此会质疑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一次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当然，最终只是一场“闹剧”）就质疑中菲关系，是不全面的。媒体的片面报道极大地提升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成为处理黄岩岛事件不确定根源之一。还有，选举文化是菲律宾政治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政客就是希望通过极端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来刺激选民，达到吸引选民关注的目的。如果用一种平和、常态化的态度看待菲律宾政府或“前官员”的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可能无法形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媒体进行片面的报道，并加以放大和联想，那么菲律宾的言论反倒有可能形成实际的影响。任何诉诸民族主义情绪的举措都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大国因素与韩国民族主义

韩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是敌对、受害意识以及高度自我评价。韩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并发展于与周边强国的互动过程中，指向与之关系密切的所有强国。朝鲜半岛上先是出现了反抗殖民者的对外民族主义，之后才开始对民族的语言、文化与历史进行重塑，才开始培养民族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这种情况下难免矫枉过正，出现对自身的认识过于夸大和偏激的情况。正因如此，韩国放弃了有史料记载的“箕子东来说”，把神话人物“檀君”作为祖先。其在野史学家的“大陆史观”缺乏历史证据，但是在韩国却能得到部分人的认可。韩国人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民族解放，解放后仍然在安全上依附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政府要振奋民心、领导民众实现民族崛起，必然要刻意塑造积极向上的、自信的民族精神，这也人为地提高了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对于中韩交流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谨慎引导。如果从19世纪末算起，到1992年中韩建交为止，两国之间的交流中断了约一个世纪。这期间中韩两国之间没有互动，但韩国的遭遇使其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与百年前完全不同。随着中韩社会文化交流的扩大，中韩两国民众在很多历史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已经很明显。

韩国对强国不仅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而且其民族自尊心也非常敏感。今天，韩国的发展程度高于中国，一些韩国人看待中国仍然具有优越感。

中韩两国都在经历迅速现代化的过程，都处于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加之两国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观，中韩交流中出现民族主义碰撞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中韩两国社会都应该充分了解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阐明两国社会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多沟通、多介绍，不使这些问题集中爆发。近期内，可以以“和而不同”的原则谨慎正确地引导两国社会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讨论。中韩两国在地区安全和经济等诸多领域里有着共同利益，针对两国间存在的民族主义冲突的隐患，应该防患于未然，不使其影响两国间的合作，甚至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