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所强调的是“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消费文化将身体作为自我表达的重要工具，并着重强化身体的表现力度。在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消费”的问题上，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消费文化进一步物化了女性身体，女性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另有学者认为“身体是快乐和表现自我的载体”，消费文化出现是对女性身体的解放，使得女性拥有了一个自我表现的空间。

近代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经济上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产工业蓬勃发展，舶来商品更是汹涌而来。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陈列在上海鳞次栉比的大小店铺以及新兴的百货公司和商场中。当年上海女性趋之若鹜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公司，女性服饰、化妆品等都是其营销重点。尤其电影女明星因为职业形象装扮的需要，更是频频光顾南京路百货公司。而百货公司为了推销商品，更是邀请当红女星为商品做宣传和代言。

（胡蝶与先施广告月份牌）

在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生活中，商业文化发展迅猛，盛行的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则加速了女明星为代表的女性身体的商品化进程。这一时期的情况正如波德里亚所说：“身体被出售着。美丽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

到了民国时期，电影女明星已经代替清末以来的妓女、舞女成为都市社会新的偶像。许多电影女明星，成为影迷们追捧的对象。明星们的谈吐举止、穿着打扮均成为许多人模仿的对象。以女明星形象和名字为品牌的商品在报纸广告中随处可见。因为胡蝶是当时中国最当红的电影明星，《申报》中便有以“名副其实胡蝶牌擦面牙粉”为名的广告写道：“电影皇后胡蝶女士愿以其之芳名艳影作本擦面牙粉之商标足证此粉的确异乎寻常。”这些商业活动都把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体上，而这些女性总乐于以最时髦的姿态展现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女明星的“秀色”是作为商品的一部分被消费了。强烈的商业动机促使印刷品，特别是画报等大众传媒纷纷刊载女性身体图像。

随着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的逐渐开放，电影院成了提供给观众公开的情感宣泄与苦恼释放的场所，在影院中观看女明星的身体成为当时不少观众隐秘的心理。1931年，上海《电声》刊登了一则名为《我爱肉感》的短文中这样说：“我看影戏，只知道肉感，却不知道其他一切和一切，我看见了美貌的女明星，不管她表情如何、艺术怎样，只要她能够在银幕上供献我富有‘肉’的‘感’想，我就认为那张片子就是好片。”上述故事虽然不能代表所有观众的审美趣味，但至少说明了某些电影观众观影时的心理渴求。这样，对女明星身体的展示也成为当时电影创作身体消费的主要策略。而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票房，也有意拿女星的身体作为影片宣传的噱头。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如在当时流行的《火烧红莲寺》《盘丝洞》等影片，不少取材于评弹、鸳鸯蝴蝶派小说、野史甚至武侠小说等，这些题材大多脱离生活背景，“几乎每片必有古刹老庙和飞剑白光，并不时穿插裸女怪男的狰狞面目”。这里所谓的“裸女怪男”与“飞剑白光”是一种用来吸引观众的杂耍穿插。如源于《西游记》的《盘丝洞》中安插了蜘蛛精裸浴、半裸舞等镜头，加上为色欲所迷惑的猪八戒变成鲇鱼入池嬉戏众妖的场景。从现存的剧照可看到，衣着华丽而暴露的女主角，在蛛网密结的山洞里，玉体横陈地躺在地上，脚下是让人生畏的骷髅。当时的观众普遍对艺术的欣赏水平不高，这种包括女色在内的视觉奇观，对于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的吸引是可想而见的。

从早期华语电影发展的历程看，女明星在银幕上的身体裸露，始终能吸引不少观众的关注。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银幕下，女明星的身体都逃脱不了被男性色情化的凝视。

这股影坛上的黄色狂潮给上海电影界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一些人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这种行为。一个女观众来信愤怒地对此指责：“难道影片都是男人看的吗？否则影片中为什么有意插入种种女性的肉感呢？在我半年来所看的国产影片中，《残春》里有徐来裸胸，《一个女明星》有胡珊的曲线，《体育皇后》有黎莉莉的大腿，《良宵》有谈瑛的腋毛，它的作用无非为吸引一般趣味的男性的观众。但是请导演者不要忘记这一点，观众中女性也占有很不小的一部，我们是不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老实说，女明星这种露骨的形态，我们认为是全体女性的耻辱。”

（电影《残春》剧照）

黄色狂潮在上海影坛上出现的原因可为以下几点：首先，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商业的发展，是人们奢靡消费的物质基础，有着“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给那些抱着发财梦的各色人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投机发财、冒险发达，更多的人破产没落，这里有着供其醉生梦死、销金销魂的香粉妓院、赌场、烟馆，而黄色狂潮成为他们寻花问柳沉溺色情场所的指南；其次，一些都市小市民面对生活的动荡和无着，感到前途渺茫，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因而也沉醉于这一片花天酒地之中，影坛上的黄色狂潮顺应了这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这也部分地反映了其时上海一部分小市民生活态度的颓废和信念的缺失。

电影艺术家郑君里把此现象归结为“明星制度”。他说：“‘明星制度’是电影的资本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机构，也是摧毁电影文化价值的一个有力的因子。‘明星制度’的终极必然是‘色情’电影的高涨，明星之间引起剧烈的‘性感’（Sexual appeal）底角逐，从梅·蕙丝到琼·哈罗都是在挑拨你们（指影迷）的性的情绪中获得你们的同情与拥戴的。”另外，这种黄色狂潮之所以泛滥也在于它们能为电影公司带来令人艳羡的经济利益，比如，20年代拍摄的《盘丝洞》影片，其中神怪氛围以及孙悟空精彩迭出的打斗，尤其是女妖们的色情场面，使得观众源源不断地涌来，在市民阶层中反响颇大，卖座率大大高出同期所有影片，公司大赚了数万元。

（有民国第一艳星之称的杨耐梅）

当时的上海虽然西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传统的商业大众文化中的色情倾向依然明显，为了满足都市男性观众的需要，女演员的性魅力和她们的才艺一起被作为商品出售，在很大程度上，她们仍然是处于市民阶层的色情化凝视之下，成为男性释放欲望的对象。

清末民初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使人们如何重新认识、塑造和设计一个新的女性身体。为了最大化地达到民族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利用，人们不仅仅要求妇女的生育功能国家化，而且希望女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中。人们以强健有力的身体为模板重塑女性身体，期待着一种健康朝气的新女子出现，和男性一起肩负起民族国家的重任。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的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国弱势的民族地位，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使社会上更加推崇朝气蓬勃的健康美。“健康美”的特别意义在于把“女性—体育—民族”有机结合起来,在造成一种流行风尚的同时,不忘强调它的宏大政治内涵。

（泳装是朝气蓬勃的健康美最直白的表彰）

1926年上海虹口公共游泳池对公众开放，上海进入了男女同游时代。1929年从南到北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游泳热，1933~1935年间多次夺得全国运动会游泳冠军的美人鱼杨秀琼大出风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成为不亚于明星的社交宠儿。当时的上海摄影场多集中在徐家汇，附近的游泳场是电影明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各种秀色可餐的女明星泳装秀时常见诸报端和杂志。拍泳装照也成为普通女郎的时尚之选。这时，身体作为一种时尚和美的象征，尤其是女明星的身体已经可以大方、炫耀地展示于公众面前了。

（王人美在《野玫瑰》剧照）

这种新的身体审美观造就了20世纪30年代新女性代言人的出现，有“野猫”之称的王人美，青春活泼、酷爱运动的黎莉莉就成为新一代女星的代表。王人美和黎莉莉这两个歌舞班长大的明星，都以健美著称。王人美有银幕“野猫”或“野玫瑰”之称。她的各种银幕角色大都是活泼大胆或泼辣，有一种野性的美。1931年，她在孙瑜导演的《野玫瑰》中饰演充满乡土气息的村女小风，表演淳朴自然，大胆泼辣，富于青春魅力。黎莉莉这个观众心目中的健美姑娘，以《体育皇后》出名，片中的穿着运动服奔跑跳跃尽显青春活力的林璎与黎莉莉本人的健康气质非常吻合。此片不仅奠定了黎莉莉的银幕形象，也在社会上树立了健康向上的女性美的新风尚。

（《体育皇后》剧照）

抗战之前，王人美和黎莉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大程度上，她们健美的身体迎合了当时社会日益危亡的形势。这蕴含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它表征了在国势颓危、民族危难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特定女性个体身体的生成和打造过程。而根据台湾学者黄金麟的研究，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以“国”的生存作为无限上纲的身体发展形式，认为身体臣属于国家和民族的统治，其国家化、工具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身体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因果关联是时代的主流。“这种国家对个人身体的征服与收编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时代性的举措”；“这种以国家存亡作为身体开发取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身体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

（胡蝶在《盐湖》中饰演种田儿女）

20世纪30年代初面临着民族危机与电影业的内忧外困，中国电影必须寻求一条发展的新路。在左翼电影进入创作高潮的1933年，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进步电影人组成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我们必须⋯⋯来探讨未来的光明，来扩大我们有力的电影文化的前卫运动，来建设我们的新的银色世界。”

包括胡蝶在内的20世纪20年代既已成名的女影星们也纷纷开始改变戏路，调整她们的银幕形象。原本擅长演大家闺秀的胡蝶，在《盐潮》里卷起裤管演种田儿女；摩登女演员高倩萍和时髦女郎严月娴双双在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蚕》里，梳起传统“油光曲辫子”，穿上“矮领布衫”，扮演辛苦劳作的粗壮村姑。这对于生活在繁华都市的摩登女星来说，出演左翼影片中的下层女性，她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表演技巧的欠缺，而是对下层阶级生活的陌生。“我们这些表演都会人物的个性惯了的演员，一旦说要他表演那种纯粹的农村人物，在当初的时候，这个困难实在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摩登女星们“到民间去”的行动，被台湾学者周慧玲评价说：“左翼人士口里喊着社会改革的口号，实则力求在通俗与教育——或者说，在商业与革命——之间，取得平衡。这样的策略，摆明了挪用好莱坞以美女扮装的策略，一面取悦中产大众，另一面则靠近想象中的下层社会。三十年代初期这群走向民间的光腿村姑，可以说是左翼与好莱坞混合体的化身。”

（以上摘编自李建华《都市欲望·家国政治·左翼革命——民国上海电影女明星的身体解读》，收入《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梁景和

定价：98.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8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