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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赴日签丧权辱国条约

1895年2月12日,威海卫战役已基本结束,北洋舰队的覆灭及威海军港失陷已成定局,清政府赖以撑腰的军事力量已损失殆尽,主战派在朝中已难言再战。此时,主和派则兴风作浪,大肆活动,四处游说,大谈“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老调,鼓吹求和是清王朝的唯一生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明确表示决定求和,并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决定派李鸿章为和谈全权大臣,赴日议和。第二天,清廷正式颁布谕令,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深谙权谋的李鸿章也深知此行任务艰巨,吉凶难测,况且眼前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李鸿章估计日本由于在战场上的一连串胜利,侵略胃口受到极大的刺激,恨不得将中国一口吞进肚里,此次议和,必定提出极为苛刻甚至难以接受的条件,如果答应日本的条件,必将在青史上留下骂名,遗臭万年,朝中对立面官吏也定会借此兴风作浪、百般弹劾。如果不答应日本的条件,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能议和停战,回来后还是无法交代。前思后想,李鸿章觉得此去凶多吉少,遂上表称病,不愿前往。而朝中一些官吏对李鸿章拥兵自重、大权独揽又一贯消极避战的作法早就深恶痛绝,此时纷纷交章上奏,指出清军之所以一败再败,李鸿章应负有直接责任,并嘲讽李鸿章贪生怕死,不以国事为重,既然已经由他一手造成这个难以收拾的局面,也只有由他出面才能了断此事,“圆满”地处理对日交涉。清廷碍于众议,断然拒绝李鸿章的请求,责令他克日准备,即择期赴日和谈。皇命难违,李鸿章只好受命,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李鸿章先以其子李经方曾出使日本两年,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字为由,奏请挂参议一职,头衔仅次于全权大臣;继而选拔各级随行官吏,共计33人,内中仍然有科士达。此外,又带了厨子、茶房、打杂、轿班、剃头匠等大批仆人,又特聘法国驻华使馆慈巴茨斯医学博士作为随行医生,总计135人。3月14日晨,李鸿章登上悬挂着黄龙图案的德国商船,离开天津,前往日本,开始了一次注定他一生耻辱的求和谈判。

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则已先期到达马关,和谈地点定在红石山下的春帆楼。20日下午,双方开始第一次谈判。日方代表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傲慢无礼,飞扬跋扈。在互换敕书后,李鸿章即提出中日双方先行停战,再议和约的建议。伊藤博文则推托“此事明日再议”,随即以上次和谈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为辞,极尽讽刺诋毁之能事。李鸿章则低眉俯首,强赔笑脸,甘心受辱。双方第一次谈判,就在这种极不平等的气氛中结束了。

3月21日下午2时30分,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在会上首先发言,无理地提出以日本派兵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及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停战期内军费由清政府支付等停战条件。显然,这个过于苛刻的条件是难以被清政府接受的。李鸿章听完译员的口译后,大惊失色,连呼“过苛,过苛!”并再三恳求伊藤,先行停战,具体条款慢慢协商。他还厚颜无耻地对伊藤博文说:“贵方所指之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实北京之咽喉,直隶之锁钥也。倘贵军占此等要地,我方则反主为客,岂不令人有宛如异国领土之感?”并进而说:“贵国先要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就是这样的哀求,也遭伊藤博文的断然拒绝,第二次和谈,只得作罢。

为进一步威胁清政府,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砝码及为日后夺取台湾作准备,日本在拒绝中国停战要求的同时,悍然发动侵略澎湖的战争,以期以此为跳板,进占台湾。


摘自:《甲午战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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