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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德宏:王明与毛泽东主要是理念间的矛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党史研究学者郭德宏文字实录,采访:唐智诚

嘉宾简介:郭德宏,196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编辑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第一研究部主任等,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王明早就承认毛泽东是领袖 称回国要当其秘书

凤凰历史:党史上的传统说法认为,王明1937年回国为了是夺毛泽东的权,您怎么看?

郭德宏:我认为,说王明1937年回国是夺毛泽东的权,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一,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王明如要回国夺权,是夺张闻天的权,而不存在向毛泽东夺权的问题。第二,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等人向他讲得很清楚,他回国的任务是帮助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拉住和支持蒋介石抗日,而不是夺权,所以王明回国不久就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第三,王明早就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说要回国做他的秘书或助手。据张国焘说,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书记处的第一名,但王明极力表明,他决无“夺帅印”的意思。王明后来在做检讨时也多次申明,他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我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信的。

毛泽东认为王明不把它放在眼里有三个原因

凤凰历史:王明自认为回国是要当主席的秘书或助手,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却认为王明不把他放在眼里?

郭德宏: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认为王明不把他放在眼里,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王明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的,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旨,在很多方面与毛泽东原来的想法并不一致,并含蓄地批评了自洛川会议以来毛泽东所主张的很多做法,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第二,当时的总书记虽然是张闻天,但毛泽东实权在握,王明在共产国际独断独行惯了,有些事仍然独断独行,没有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例如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书记处名单的调整,王明就没有在事前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直接拿到了会上,毛泽东虽然也同意了,但肯定很不高兴。第三,王明在长江局期间,虽然绝大部分问题都征求了延安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但毛泽东等人的有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和接受。例如王明等人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毛泽东等人认为其中有不妥之处,另外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可是王明认为已经来不及送交国民党,仍然送交了自己原来起草的《提议》。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报告后,让《新华日报》发表,王明也坚持不予发表。王明在后来的检讨中,也承认他在武汉期间,形成半独立状态。这些状况,肯定会让毛泽东产生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印象。

王明和毛泽东在要不要抗日等问题上观点一致

凤凰历史:那王明有没有跟毛泽东比较一致的观点?

郭德宏:其实,王明和毛泽东在要不要抗日,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要不要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等基本问题上,观点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王明因为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更加重视和强调与国民党的联合;毛泽东则因为一直处在与国民党斗争的第一线,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更多的警惕性。

王明心里对《论持久战》不一定很以为然

凤凰历史:王明曾经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誉为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您在书中写到,王明是第一个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的人。但是在王明的心里,他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究竟怎么看?

郭德宏:王明确实曾经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作出高度评价,但在王明的心里,不一定很以为然。例如毛泽东让王明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持久战》,王明始终没有发表,认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斯大林的思想,毛泽东不过把他具体化和充实了内容而已。他还把他的意见转告季米特洛夫,所以《论持久战》一文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民主主义论》,据孟庆树说,王明在毛泽东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就致信毛泽东,批评他“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的错误”,并作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在1941年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又发表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看法,说文章对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是不妥的,等等。所以,王明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

王明与毛泽东主要是理念间的矛盾

凤凰历史:王明与毛泽东的矛盾是为争夺权力而产生的吗?

郭德宏:王明与毛泽东的矛盾,既有争夺权力的一面,也有因理念不同而产生的一面。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提议改组书记处,不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进行集体领导,按张国焘的说法,王明“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在新设立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中,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也似乎有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意向。而在毛泽东眼中,当时的中央是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多数人是拥护王明宗派的,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码头”从王明宗派手中夺过来。这里就含有权力之争。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地是理念之间的矛盾:王明奉行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则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就不能不产生矛盾。

郭德宏:现在一般不提“投降主义”了,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事实上,也很难说王明在那时犯了“右倾错误”。

对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刘少奇、毛泽东都曾提出批评,说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但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的真正含义是:1、强调和突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并得到中国一切抗日党派承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他们合作抗日救国的牢固基础,使他们都尊重和执行这一政策。2、强调蒋介石将来也像以往一样,只有经过与中共谈判来解决有关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地方民主政权的所有问题,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实际首脑的地位进行军事指挥和下达行政命令。毛泽东故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这个口号确实说的绝对了些,但用意是好的,事实上王明也没有“一切”都“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仍然是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

至于“一切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并没有错。因为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当然,如果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王明并没有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

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这四个方面,只有第二个方面涉及是不是“右倾”的问题。当时王明的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建立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多说几句国民党的好话, “强调斗争性不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难就因此说他“右倾”。

王明不应为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

凤凰历史:过去很多著作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所以王明应该为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您认为这种说法客观吗?

郭德宏: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确实参与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一些文件和重大决策的制定,但一般不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问题表态,不对具体工作发布指示。相反,从1933年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王明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对国内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的很多“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例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 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策略;同年8月3日,他又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意见,并针对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主张,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听从王明的批评,仍然坚持“左”的一套政策。所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明确指出从1931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倾错误,由博古负主要责任。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主要应由毛泽东负责

凤凰历史:在苏区“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央代表团根据王明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精神,处决了红二十军大批排长以上的干部,所以有人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王明“左”倾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的问题,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郭德宏: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早在王明起草《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在肃“AB团”的过程中,已经有大批的党员、干部、红军官兵被捕杀。王明起草的决议,不过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意见和做法。红二十军大批排长以上的干部被处决,虽然与王明起草的决议有关,但具体决定还是中央代表团根据总前委的意见作出的。因此,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虽然有责任,但主要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负责。

来源:凤凰网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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