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领域，王明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关于王明的研究，一直相当零碎，不独没有系统性论著，连一部差强人意的传记也付诸阙如。郭德宏教授近日出版《王明年谱》（下文简称“年谱”），总算对这一空白有所弥补。

虽然作者早在1991年即与周国全先生编著有《王明年谱》，但此番出版之《年谱》，实属新作，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修订增补。新《年谱》不独在内容体量上远超旧版，在撰写体例上也差异甚大——将大量学界相关研究意见录入年谱当中，虽不合常规年谱的撰写规范，但或许适足以呈现作者内心不满足于《年谱》，而实有欲为王明作传的学术野心。至于何以最终仍以年谱形态呈现，而未能成就一部传记，自当是作者基于种种现实条件，所作出的合理裁量。简而言之，本书名曰“年谱”，实则介于《年谱》与《传》之间，正所谓“年谱其外，传记其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心之块垒，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年谱》在史料层面的新发掘及其重要性，作者在本书“编写说明”中已有交待，毋须赘言。值得指出的是，《年谱》虽发掘了诸多新材料，但却并非一部“翻案之作”。无论是从党史角度，还是以国史立场，王明均非值得赞誉的正面历史人物。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凿实的史料，摆脱了以往抽象的“左倾”、“右倾”之类的粗略描述，从而使王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不同的历史坐标，变得更加清晰可见。而以王明为线索和视角，延安与共产国际，乃至其他中共高层，如周恩来、康生、王稼祥、任弼时、康生等人，当年（尤其是延安时期）的历史坐标，同样也变得更加清晰。这种坐标的清晰化，不独对理解王明的历史，对理解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层政治生态的运作，同样不无裨益。

以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为例。《年谱》引用《彭德怀自述》，点明二人意见分歧之所在。据彭德怀回忆：“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王明这些论点来看，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P358-359）

此番分歧，实际上牵涉到的，是不同权力格局下，不同的政治抉择。王明回延安参加抗日，其主要政治资本，乃是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共产国际当日，实乃苏联利益代言人。中国政府能否动员一切力量抗日，拖住日军使其无力北进西伯利亚，是苏联当时在远东的最大国家利益。故王明所谓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在传达共产国际意志。其政治抉择，乃是共产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三位一体——1967至1968年间，王明甚至曾请求苏联出兵内蒙古，再攻打北京（P697）。由此不难领略，王明的权力格局与政治抉择间的关系。反之，在毛泽东的角度，需要达成的，是民族利益、中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三位一体。故而，毛泽东曾如此总结其与王明在抗日问题上分歧：“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P360-361）

这两大分歧，中共高层军政干部当日几乎悉数卷入，且支持王明者不乏其人，但历史最终选择了按照毛泽东的方案行进。洞悉此节，即不难明晰，何以新中国成立后，每每党内出现政见分歧，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绝大多数时候会选择抛弃己见紧随毛泽东。一如林蕴晖教授所言：“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每当重大战略转变关头，在中共领袖的集体中，毛泽东都曾表现出他杰出的智慧和才能，显示出他的意见总是高人一筹，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历史作用。因此，毛泽东提出的主张，往往被人认为比别人也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而与王明此番“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的分歧，正是其“高人一筹”、“力挽狂澜”的开端。

换言之，倘若不能明了延安时期党内高层政治的运作史实，那么也就很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层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而要明了前者，则必须使延安时期一度炙手可热，乃至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王明的历史坐标清晰化。而这也正是《年谱》独特的价值所在。

但《年谱》似亦有不足之处。譬如在“王明中毒事件”上，作者详细罗列了大量原始档案及相关资料，得出结论认为：“王明在1942年确实曾中毒，……但并不存在毛泽东指示李富春安排金岳茂有意害死王明的情况”。可以说，这个结论是中肯的，符合史实。但作者同时又定性称：“这次中毒是医疗事故”，则恐非合宜。就《年谱》所列举的材料来看，尚不足以做出这样明晰的定性，尤其是读过师哲回忆录《峰与谷》中《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的读者，自当对此更心存一份保守意见。然瑕不掩瑜，《年谱》的出版，确有其开拓性的史学贡献。

来源：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