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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 换一个角度看乾隆和他的时代

甲骨文 | 换一个角度看乾隆和他的时代

2014-05-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定宜庄


在中国,乾隆皇帝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执政时间最长,在他统治的漫长的60年中,“康乾盛世”被推至鼎盛,这使今天向往“强国梦”的中国人为之骄傲并缅怀不已。影视与文学作品中历时数十年不衰的清宫戏,更以乾隆皇帝为题材,演绎出层出不穷的足以供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故事。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乾隆朝也是清朝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史家眼中,它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开始,这种由盛转衰的契机和过程以及从中反映出的各种现象,从来都是史家关注的节点。最近二三十年,我国清史学界对乾隆帝及其所统治的朝代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仅乾隆皇帝的传记,就已经有六七部专著问世,大多数都出自治史多年、功力深厚的专家之手,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所涉及的诸多重大事件、重大议题,已经不限于乾隆一朝,而是有清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多年来颇为关注的问题。


不过,我们手中的这部《乾隆帝》,却不在上述提及的范畴之内,因为它并非出自中国的清史学家之手。本书作者Mark C.Elliott,中文名欧立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因其代表作《满洲之道:八旗与清代族群认同》,而被视为近年来在国内颇受争议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当今的中国清史学界,尤其年青一代的学者中,不知道他的人恐怕不多。但是这部乾隆皇帝的传记,却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而是一部以英文写作、面向欧美那些对中国史感兴趣的读者的读物,是常被美国的大学作为本科生学习中国史的教材来用的,所以,它的受众群比起纯学术专著,还要广泛得多。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我曾有过颇多不解。我不明白作者为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佳年龄,搁置起在我眼中更重要的学术研究,汲汲于这样一件对他学术发展道路未必有利的工作,何况撰写这样的作品也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吃力不讨好。而他自己对此则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在他看来,尽管乾隆皇帝是一位在世界历史中(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在中国历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在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他却仍然鲜为人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康雍乾”三世,对外国人而言,却依然相当陌生。而对世界历史来说,如果缺少了对乾隆皇帝与他的清朝帝国的叙述,则缺少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进而论道,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理解今天正在崛起的这个中国,就必须对乾隆皇帝所处的那个时代予以认真的审视。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向欧美读者介绍这个人物,提醒人们关注这个人物和这个时代,是他的责任。我感动于他的这种责任感和为此付出的热情,这是我愿意为本书的中译本作序,并向中国学界和读者推荐这部书的原因。


本书既然是为不熟悉、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欧美读者而作,所以,尽管对于乾隆朝的种种败象,作者也有深入具体的指摘和批评,就像中国学者常做的那样,但是作者更着力的,还是向读者展示一个繁荣强盛的东方帝国,它疆域辽阔、社会富庶、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这个帝国中最富庶的那些人控制着当时地球上最多的财富,它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效率,是其他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总之,对乾隆这个人物和清帝国,本书看来有过多溢美之词,但据我理解,这倒不是出于作者的个人偏好,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让西方读者知道,在18世纪的东方,也同样有过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不逊于西方同时代任何帝国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曾通过许多方式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并对这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指出过的。


说到这里,读者当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这部书是由美国学者向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写的,那它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有什么必要花费如许精力,将它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出版呢?


我想,首先是贯穿于全书的全球史的叙事角度。具体地说,譬如本书一开篇,就提到“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须知这并不仅指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甚至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对于这个在世界史中被视为具有独一无二重要性的“革命时代”,无疑应该将与之同时代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重要的乾隆时代包括进去,而且应该将后者置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观察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个概念在欧美学界被广泛认知的时间已经有20年甚至更长,也有一些论述早已译成中文,但在中国学界迄今鲜有回应者。我们仍然习惯于以“康乾盛世”的传统说法,以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描述它,而没有意识到,从这里入手来看待清朝,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盛衰规律来看待,才能够使我们对乾隆时代的研究有更多元更深层的理解和实质性的突破。


将乾隆朝与其他前现代帝国进行比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机械地罗列出二者的同异,它需要作者具有对这些不同帝国各自不同性质的深刻的洞察力,这样的要求对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过高,何况也不是区区一部小书能够承担的任务。但本书在这方面,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些有启发性的尝试。譬如在提到满洲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时,虽然也强调了满洲特性以及统治者为保持这种特性所做的努力,但也特别强调了清朝与传统中原王朝之间高度的延续性。作者注意到中原王朝的历史为满洲统治者所提供的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系统,认为这是导致乾隆皇帝不能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那样开展大规模革新的原因。这些比较,以及比较背后的思考和分析,虽然可能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还是能够促使我们换一个新的角度,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乾隆乃至有清一代的性质,分析乾隆朝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原因。


前面一再说过,本书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书中所述乾隆漫长一生所涉的各个方面、各种问题,大多数也并非来自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采用了近二三十年来清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但更多的还是美国学者的著作。在本书的第九章中,作者将他所采纳的各种成果的出处一一做了具体扼要的说明,使这样一部篇幅并不很长的书,几乎成为美国近年关于中国清史研究的一个展示。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美国学界对于乾隆帝乃至乾隆所处时代,着重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有重要的被公认的成果,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争论,又有些什么时下最流行的议题和面向。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由于作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费正清东亚中心的教授,多年来始终位于学术研究的前沿,近水楼台,有交流与研究之便。再一个,便是作者的概括能力了,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将这些学术成果准确地、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是作者为自己订立的目标,我认为这个目标是达到了的。第三,这也体现了作者对其他同行的尊重。然而,本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可以为中国研习史学尤其是清史的年轻学者,提供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途径。这对于作者,可能是无意为之,我却认为,这是将本书译成中文的最有价值之所在。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包括史学,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必须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了解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成为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这个“国际地位”不仅包括当下,而且也包括过去,也就是历史。我觉得,力图跨越中美之间的文化障碍进行更深入广泛的交流,应该是中外学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欧立德教授,我一直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称他为Mark。他早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时,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远赴台北和辽宁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历史,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口语,而且在学习满文上也颇下功夫,因而能够顺利阅读汉文和满文的文献档案。他1990年再次来京进修期间,经日本神田信夫教授推荐引见,专程登门拜见我的恩师、中国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自称从先生处受益良多,遂对先生执弟子礼,从此与我,便以同门师姐师弟相处,转眼竟已24年矣。我俩的博士论文选题相似,同样从爬梳满文档案开始,同样从研究八旗制度起步,二十余年多有过从。常言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则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扇窗,Mark于我,就是一扇可以从这里看到国际学界精彩纷呈风景的窗子。我为有这样的师弟和朋友庆幸,也祝愿他越走越好,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春,我曾为我的两名博士生开设了一门“美国中国学”课程,计划带领他们阅读一些美国史学家最新出版的英文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室几位年轻同仁得知后甚感兴趣,主动加入进来,随后又有几位其他单位的年轻学者、学生参加,于是组成读书班,相约于每周三上午在我们研究室的办公室聚会,所读作品由大家共同选定,轮流担任主讲。年轻人信息灵通、思维活跃,每到讨论时,场面或严肃或激烈,我虽忝为导师,却深感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启发和教益,已经超过我对他们的给予,欣慰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这个读书班坚持一年有余,Mark这部《乾隆帝》,即是我们当年曾经阅读并认真讨论过的作品之一。此后数年,我的博士生已经卒业,我本人多数时间又在台湾或国外游学,凡着手翻译、校对以及联系出版诸事宜,都是诸位年轻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贾建飞博士所付出的辛苦尤多。如今本书中译本得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力支持并慨予出版,我为Mark高兴,也为诸位年轻的译者高兴。愿以此文,纪念我与Mark并诸君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


是为序。


2014年3月于北京上地寓所


本文为《乾隆帝》([美]欧立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