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对中国而言，当前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接见航天科学家的时候明确提出，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大国，不建成创新型大国是不行的，而创型大国建立过程中，不善于使用创新型的工具是不行的，而学术期刊恰恰是一个创新型工具，它要很好地反映你这一代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期刊真有贡献并拿到世界平台上进行交流、对话了，就有地位了。我是搞出版的，搞了30多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触动最大的是我不久前看到的英国的一本书，20世纪科技思想史，那本书把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展、管理经验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梳理，各个国家地位高低一目了然。在上个世纪那个时候西方远远领先我们，当中国成为创新型大国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科学知识来支撑的话，国际地位是不高的。一种文化只有优秀了，世界同行才会尊重，一种文化只有有用了人家才会借鉴吸收，所以当前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对我们国家而言，在建成创新型国家方面意义重大。

李培林：我讲一下小众期刊怎么做成大事业，是要有人文关怀。人文社会的集刊是小众集刊，但是有要做成大事业的抱负，中国正在发生巨变，我们要关注这些重大问题，关注民生问题，关注这种巨变规则的理论创新。如果一本集刊只是小圈子的读物，只是若干精英人士的孤芳自赏，很难说是大事业，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无论什么样的人文学术集刊，都应该体现学者的人文关怀。我是觉得我们中国，和美国等还不一样，美国有好多我们觉得很好的期刊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化读物，圈子越来越小。我上次跟他们的主席讨论，他们大约数了数，很多期刊，能看得懂的人，全世界大概不到30个人。如果杂志，当然我们不否定这样的杂志它的学术性，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方向。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和大众怎么来对话，你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实中发展的最急需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我们这个杂志可以不关心人文，不关心民生，不关心当前社会发展，当然这个供大家思考、讨论。

谢寿光：我觉得办好一本集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坚持一条专业化的路径，这也是真正的集刊的立足之本。无论你怎么去下定义，下一步怎么去做，其核心概念都是专业化，你一定要坚持集刊是专业的。就在刚才，沈教授说到的为什么有一些集刊不怎么样，但是某一个栏目可以用，就是当今世界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专业化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甚至是包括其他所有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在内的立足之本。你不专业，你想去做高大上的东西，你做了大家是根本不会去看的。只有定位于专业，守住那个特有的瓶颈，做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刊物，坚守这个定位才能做好集刊。在我这里，集刊是坚决不允许做一个综合性东西的，你要涵盖文史哲，肯定不在我这里面做，一本书里面怎么可能涵盖这么多东西，这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尽量在专业化上做，每一个同行，大家一定坚持好，敲定好这个定位，而且越专越有特色越有价值。所以在圆桌会议上有一本新的集刊——《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第一本发行出来，国际上的影响力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