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国共两党的近代史著作中．感情充沛、义正词严的“反动派”“匪军”之类的词汇先入为主．极大影响了读者印象的形成。更严重的问题是．本该具有学术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研究，被政治原因强行介入，使得学术的严肃性尽失。不仅如此，一些历史著述对史实进

行了裁剪和改造．使得其可信性大打折扣。因此．超越固有观念的桎梏，选择更为开阔的视角．对过往进行认真的审视和打量．成为了横亘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如此．黄仁宇先生提出了“大历史”的概念。“放宽历史的规角”；海外近代史大家徐中约在上世纪70年代写就的中国近代通史中．虽然同意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是要讲清楚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背景．必须将时间往前推。而他的这本教科书受到高度称赞．原因之—也是因为具有相对的客观。在我看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就同时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而其史料使用之丰富，在同类著作中更是前所未见。著名近代史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誉之为“并世无二”。虽有过誊之嫌．但从当下的同类研究现状而言，却是事实。

    在中国古代帝制中，素无政党的存在，只有以皇帝为至高权戚的官僚统治集团。进入“近代”之后，政党才开始出现。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揭示，孙中山创建国民党之后，由于需要俄国支持，同时借助共产党组织能力发展国民党势力等现实动机，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由此开始．国民党开始容共，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其后．双方开始了一段和谐的“蜜月期”。然而，由于两党纲领的根本分歧、党派利益的冲突、革命手段的羞异，导致最终的矛盾越来越大。因此．孙中山死后，由蒋介石发动的“清党”。不仅是蒋出于个人夺权的考虑．就当时的现实政治而言，也有着现实上的必然：在农民运动中．国民党军官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或随意游斗乃至被杀，以及商人、有产者受到的冲击．使得蒋介石的阵营获得了拥有武力之外的社会支持。其后，遍布全国的白色恐怖，使得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由此，国共两党开始兵戎相见。抗战爆发之后．在一边抵抗日寇，一边打打停停的情况下商谈合作，几十年纠葛一直至今。

    在杨奎松先生的著作中，学者王学泰所关注的游民问题，通过其无可辩驳的史实陈述得到了事实的印证。众所周知，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在革命之初多次借用会党的力量。及至蒋介石当政，在其“清党”运动之初，也充分动用了帮派的力量，捣毁各地的共产党机关。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在鼓动工人、农民起来造有钱人的反的时候．明确提出要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到的：“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袜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而游民文化，恰恰是不容于现代国家的。而顽固地盘居在人们脑海中的游民意识．则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有着更大的危害。

    由是观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充满了工具伦理的实用性摄作。这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等相比存在看根本性的差异。而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一_直没有达成真正的妥协，使中国走上另外—条道路．与蒋介石的专制意识等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能出于一群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以及具有现代观念的公民的共同缔造，决不会出现在以蒋介石为代表．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腐败，权力上垄断的统治集团，以及暴民和乌合之众的社会破坏之中。而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和政治和解．则有赖于执权者放弃惟我独尊的傲慢，以及对权力的过分迷恋和崇拜。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站到了更超然的立场．他突破了困扰中国近代史研究多年的问题．是一部真正的两党关系史著作，而不是各执一词的“国共”或“共国”关系史。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历史观，而且体现在档案的使用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那样．内地已有的研究著作，所利用的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而台湾学者的研究著作，明显对内地的史料使用不足。而杨奎松不仅查阅了两方面的大量高层档案．而且使用了海内外关于两党关系史的各种文献．包括刚刚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无疑，翔实的史料为杨奎松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角度的变换、力求客观的研究．史料运用的充分．使得读者在阅读“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时．总会引发一些新的思考．继而对现实之所以为现实产生质疑。中国为什么没有在50年代之前实现宪政和民主?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何如此艰难？是哪些因素从中作梗?国共两党的关系今后将会怎样?这些问题有待于学者和读者的共同思考。而一部历史学著作其价值和意义．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