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仪　刘东超

　　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症候作出诊断是思想者的必要工作和应尽责任。黑格尔认真地履行了这一责任，他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

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三联书店，1956年版)这是黑格尔对十九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社会的精神症候做出的简明诊断。每当读到此处，笔者都产生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在表现着相同甚至更为明显、强烈的东西——对利益和琐屑的过度重视和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过分忽视。不过，今日中国毕竟远远不同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这种相似仅是一个小的方面。全面系统地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作出诊断，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工程，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完成。借助《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一书提供的某些思想材料，笔者对此测窥一斑。

　　此书是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术论坛”的讲演汇集，涵盖文学、历史、法律、教育、艺术、语言等学科领域。严格说来，这些报告记录稿本没有系统的学理一贯性，但这些讲演者大都是比较著名的学者，具有较好的学术敏感和较深的社会认知，所以其讲演正好从多侧面多角度表征出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陆离斑驳、五彩缤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时代精神面貌和精神症候的文本。

　　感知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症状有许多途径和方式，金元浦先生通过分析对“美丽”的消费揭示出时代的精神困境。他在讲演中指出：“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当今的中国，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美的消费更是不平衡的。这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惑。一方面是悦目的盛宴、辉煌、奢华，极度侈靡，一些人去参加俱乐部的美容，学学瑜珈，一掷千金乃至万金。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多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还有多少人根本无法谈及所谓的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的贫困群体几乎与‘美丽’无缘。”（第360页）在此，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直观矛盾：一方面存在“景象”的繁荣和“美丽”的盛宴，这个时代的精神症状之一是近乎狂欢式的、无休止的过度“景象”生产、消费和浪费；另一方面却是贫乏者对此的无力享用，这揭示出对此繁华“景象”的享受不公——富有者的疯狂自悦和贫穷者的无暇一顾。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悖论之一。但是，历史地看，“景象”的繁盛并不必然意味着享受的不公，前者是一个人类文明前进必然导致的结果，后者则是这个时段社会体制不完善（从某种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二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相遇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真正来自历史必然性并构成时代精神症候的问题是：这种“景象”的繁盛释放出了基于人类心理和生理构造的巨大感性欲望和感性内容。这本是人类文明进步和提高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内容。但是，这种感性内容的繁荣毕竟还处于人类文明的较低阶段，包含低俗、野蛮、丑恶甚至属于兽性层面的东西，人类必须向更高的理性层次前进，使自己的精神在理性层面获得更为高尚、纯洁的满足。这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景象”贫乏（以及物质贫乏）的超越和否定，但它肯定还会被下阶段所超越和否定。而这种否定一方面将继承前一阶段的某些内涵和成果，另一方面还要较大地纠正其过度和偏颇。

　　黑格尔曾充满激情地说：“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在这时代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从后来的史实和今天的逻辑来看，他期望的那个时代还远远没有出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先生针对当代精神症状开出的思想方药——“那么，就请留给审美一块休耕地吧，不要把所有的自然都祸害殆尽吧，留给天地一点，留给后人一点！”（第361页）虽然有些文学式的煽情，但我们完全可以解读出它指向下个文明阶段的意义。人类期望的更高的精神时代终将曲折地、艰难地出现。也许那将甚为久远，但我们不可丧失信心，因为这是思想的力量穿透时空的结论。

　　（《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王光明、胡越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30.00元）

文章来自： 《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17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