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一书是中国国民党史系列中的一部。

    该书从国共平等的角度．利用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多方查证重大史实．全面论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诸多方面。

    ——编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内在对共产党问题上主要有三派意见。一派以白崇禧为代表，力主乘中目形成僵持局面．马上开始实施军事“剿共”计划。一派以贺衷寒、张治中为代表，主张通过谈判化解双方的对立。但蒋介石比较倾向的，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他们相信和平解决共党问题已无可能，但“目前非武力解决共党之时”。到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最为适当。”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共产党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束缚，直接挑战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蒋介石剿不得，抚不得，倍感头疼。

    让蒋深感庆幸的是，在皖南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竟接连发生了两件对中国国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西部防线土崩瓦解，莫斯科无暇东顾，被迫停止对华军援。二是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牵制日本的目的，美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在蒋看来．苏德战争使苏联自顾不暇，也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国际支持，短期内不再可能危害国民党了。

    让蒋介石印证了自己判断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21天后在苏联治病的原八路军115师师长，他过去的学生林彪突然回国，并且一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专门经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其中，因

为苏联很可能是急于要缓和国共紧张关系．推动中国抗战，以确保日本不会乘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蒋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在严密监视下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即受到国民党当地军政负责人朱绍良等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果然，林彪一回国就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他说．两党间之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对此，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甚至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进而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示诚意。

    此前一直强烈主张进攻的毛泽东，此时也主张力谋缓和。7月初，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七七”宣言，宣布“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毛泽东决定采取缓和政策，除了莫斯科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因为这个时候中共的秘密工作出现了严重的破绽。自1941年底开始，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1月下旬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期间，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被连续破获。

    另一件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

    更严重的打击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瘫痪。还在1941年7月，国民党已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被捕人员自首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不知底细的中共南方工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交通站，与江西省委与粤北省委接洽工作，于1942年5月26日被捕，郭在生活与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要求被答允后，即于当晚叛变。郭并带领特务人员于29日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省委组织部长饶富君及交通、译电员等15人。30日，化名周织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廖承志被捕。几天后，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等25人，与县委一级40余人亦告被捕……这一连串打击，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中共中央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且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只保留县委，如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当然，无论是莫斯科的态度，还是中共秘密工作连遭破坏，都并不是中共中央采取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主要原因。促使中共中央相信有必要采取此种步骤的，根本上还是国际大势。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向被视为国际反共势力的美、英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预示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定会是一种妥协的局面。因此，毛泽东相信，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不难看出，苏联和英美之间关系的改变．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

    1942年7月5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之意．并强调仍将坚持1937年9月22日宣言拥护蒋委员长，服从三民主义的承诺。11日，国民党高层讨论后，再派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接洽谈判事宜等。

    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明确提出，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当即复电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当周恩来去电兰州。向正在兰州视察的蒋介石报告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度又电周。称：“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目，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周恩来这时尤其不摸蒋的底细，一再劝毛不必表示见蒋愿望。然而毛泽东确信自己有见蒋的必要。周恩来不得不于9月5日再致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他特别以自己屡次要求回延。蒋置之不理一事提醒毛说：一旦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然而，毛泽东仍旧坚持认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此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当然，依照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同意暂不见蒋，但他坚持，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    ·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由于山洪冲坏公路，林彪于14日才得以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出发，17日才到达西安。而蒋已不及等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了，但留话要林彪转往重庆面谈。据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谈后即应转赴重庆。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

    林彪到重庆后，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国民党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及众多黄埔生。据林彪的看法，多数人“对国共关系态度，较党棍公平得多”。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显然相当满意，因而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但周恩来仍旧坚持不同意见。考虑到蒋与林彪第二次谈话中没有再提约毛谈的话。至此，毛泽东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暂时不去见蒋。

    1942年11月中旬，蒋介石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对此，毛泽东等立即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曾向郑延卓表示，战后宪法实施，共产党合法存在，得有保障，不致被消灭时，中共党军亦可取消。他进而称赞蒋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随后，毛还亲自致函蒋介石，说明情况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共产党的积极反响，同样颇为国民党方面所重视。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

    12月24目，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口头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谈判方案，重点在取得合法地位。

    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不想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因为自1941年以来，中共在敌后处境异常困难，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磨擦作战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再加上日军这时停止进攻，蒋判断日本有进攻苏联的计划，美国军援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军力会大大增强，这样，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自觉不自觉地幻想着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

    1943年5月22日，作为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这一消息使国民党认为苏联无力支持中共而受到极大鼓舞。张治中据此与周恩来、林彪谈话，委婉劝说中共交出军队。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受命鼓动其主持下的各种社会团体群起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和武装，统一到国民政府军令、政令之下。6月下旬，胡宗南也有乘机夺取囊形地带(陕甘宁边区南部的关中地带。为国共争议地带)的意图并将进攻时间定在7月28曰，形势就此转为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