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书评。部分发表于2017年12月3日《南方都市报》，作者授权本公号全文刊发。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一

读博时在历史系蹭课，时而看到一个让人疑惑的身影：面相老成如访问学者，执礼甚恭却仍是学生模样。若干年以后，才知道那是韩策，当初毅然从法学转入近代史，目前则是北大历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新书《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颇得史学界前辈的好评。

韩策是尚小明教授的学生，从留日学生、学人幕府，再到民国以来大学教员，尚教授多年来专力于士人群体研究，形成了一套综合人物行迹与量化统计的独到方法。韩策选择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是得自师传。癸、甲进士是中国漫长科举史上最后两科会试的成果，但其意义决不止于“最后”。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自辛丑（1901）科举改制的“策论举人”，实为戊戌以来朝野不断争论科举改章的产物。

科举改章废八股考策论，扩大了举子的知识范围。而成为进士以后，翰林院和六部的改革，进士馆的设立，进士留学的派遣，又进一步补强了这批最后进士的“新学”背景，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迥异于此前正途士大夫的进身之路。他们之间既是科举同年，也是新学堂（进士馆）的同学，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政学共同体。从后往前看，无论在科举史还是士大夫身份认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清末的官制改革、学制改创、预备立宪，为癸、甲这两科最后的进士拓展了迅速上升的途径，一改清中叶以来官场的拥堵局面。而随后辛亥革命的勃发，又使其出路严重分化。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如汤化龙、谭延闿、沈钧如、袁嘉穀、陈黼宸等，在民初政坛、法律界、文教界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往后看，清季最后两科科举所奠定的人际关系，在民国史上依旧影响深远。

韩策的新著所关注的，正是这批介于新、旧之间的“最后的进士”。众所知，“进士”是科举考试所能获得的最高身份，故从士的功名背景来讲，也可称其为“最后的士大夫”。这一选题和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其实颇具针对性。近年近代史研究界受外来新风鼓舞，颇张扬社会史、地方史、基层史等新视野；韩策此书讲的却是活跃于京城的士人精英，偏于梁启超以降新史学所不屑的“帝王将相”。其次，就晚清科举改制研究的小范围来讲，“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第16页）；韩策则更关注文教变革在中枢发动的机制，在制度史的基础上还原“活生生的参与者”，可谓有骨有肉。

二

中国诗学素有以身体比拟诗体的传统。明人胡应麟《诗薮》有云：“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其实“史之美善”也可作如是观。韩策此书便可称“骨肉停匀”，既关注“活生生的参与者”，又以制度和机构为骨干。

近来颇有学者忧心史学研究中“人的隐退”。数十年来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理论方法纷至沓来，强调整体趋势、结构、量化、长时段，带来种种启示之馀，其末流却未免有汩没情性之虞。特别在近代史时段内，材料多、头绪繁、数据样本大，制度变化频繁，除了少数几个大人物，多数人的个体命运在历史潮流中宛如沧海一粟，或仅充当所谓计量史学中的一个数字而已。遂使近年的许多近代史研究著作越来越偏社会科学，而日益远离人文性。这在我一个中文系出身而对近代史有兴趣的外行看来，诚为遗憾之事。我们或许该追问：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没有人、没有温度的史学有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固有的文史传统，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中，还有无容身之地？

了解这样一个背景，就会看到从尚小明教授到韩策，多年来致力于士人群体研究的意义。这些士人群体是近代史庞杂表象背后的精神所寄，他们有理想，有情感，有身份认同的自负（如韩策书中所举，翰林在进士馆中不服留学生教习的例子），也有个人的小算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在科举展期争论中的算计），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尚教授和韩策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不动声色当中，用扎实的考证、辨析和细节的呈现，延续着中国文史之学“把人作中心”（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的作派。

但是，人物研究不是写传记，人物群体研究更不是写群传，专业史学还要有一套身手。1960年代西方史学界提出“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最初仍重定量分析，相对漠视具体人的存在。近百年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到人物“史迹集团”的研究法，须以一个中心人物聚集人物关系。然而，韩策所研究的进士群体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最后进士”的特殊性，是戊戌以来制度变革赋予的，要给这些血肉找到骨架，还是要回到制度史。所以他向前追溯科举新章的形成，作为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延伸，接上了一个庞大且专门的研究领域；向后则以进士馆为中心考察进士的“新学”教育，又是近代教育史上新学制、新学堂的内容。具体人在制度和机构中生活，强调人物中心，并不是否定社会结构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韩策对制度框架的研讨又非静态。制度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和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晚清这么一个巨变时代，制度和机构时时处于动态变化，少数关键人物的思量和交际，甚至可以影响制度走向，关乎多数人的命运。在本书前两章，韩策对于辛丑科举改制中借闱、展期和分场等具体问题，特别是其商讨、争论和最后定议的过程，都有详细的铺陈，呈现了制度背后人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角力。其中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在教育史叙述中甚为趋新的张百熙，竟上奏强烈反对科举展期，不惜化身保守朝官的代表，诘责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第29-34页）这类细节的呈现，或可打破关于晚清人物新旧归属的一些刻板印象。而张百熙与张之洞之间的龃龉，有可能影响到两年后二人在京共商学制和大学堂事务的过程，其间纷扰亦非“新旧之争”所能概括。

三

韩策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点，是精于史料辨析和阐释。

近代史研究史料猥多、体裁丰富、载体芜杂，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却对史料辨析提出了更高要求。近代以来流行的“平等看待史料”之说，其实甚有问题。史料从来就不平等，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史料的物质属性、载体、文体有别，都将造成阐释有效性的差异。与发掘新史料同等重要的，是还原史料的文献属性，辨析史料层次。

比如前些年研究界颇为看重的报刊材料，其意义就有待重审。韩策此书前两章探讨庚子以后的科举展期、借闱之争和奏定新章的过程，就指出先行研究存在着过分倚靠报刊资料的偏颇。他利用档案、电报、信札等更可凭信的一手材料，考出许多报刊载录之不可信。如辛丑年三月报刊盛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申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几乎众口一词，一些研究者也信以为真。韩策则在书中利用中枢与李鸿章往还电牍，证明李鸿章这一时期正为顺天山西等地乡试及北京会试努力交涉，不可能贸然奏请停考。（第40-41页）关于辛丑科举新章，以往研究也多从报刊钩沉，韩策则发现新章有众多版本，报刊所载之“八条”、“十二条”多有错漏，并非政务处与礼部会奏之“十三条”定本。（第50页）三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分歧，涉及拟题者、命题范围和命题标准。最终确立的章程中，由皇帝钦命的题目只有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包括《九通》内容。这些原则都跟报章所载有较大差异。

又如在科举史研究中，朱卷集成、乡试录、会试录向来是考察科场文字和衡文标准的重要材料，为研究者所爱用。而韩策却指出这些文献（特别是其序文）所标榜的原则和试卷本身往往多有差池，应该结合阅卷的实际情况来审查，以免为表面文字所欺；朱卷集成中的考官评语，也有事前事中事后等不同情况，且多属空谈，不足为训。就此而言，阅卷过程中产生的日记、书札等材料，反映了考官心态和科场惯例，透露出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反而更加重要。

韩策此书依据新出史料纠正先行研究误判之处甚多，却并不矜才使气。所谓“史料辨析”，不仅仅是辨伪（哪些史实说错了），更是梳理文献记载的层次。换言之，也就是历史真实的层次。比如报刊记载固然把史实意义上的真实弄错，却往往能表现了当时舆情的真实（如第106-112页所举进士馆的舆论反响），或者说是趋新派心态的一种真实，甚至可能是在放政治烟幕弹（第105页）。又如第151页指出“会试闱墨”普遍经过考官润色，固然不可当作考卷原样，却恰可看出考官眼光。所以，本书并没有因为依据了所谓“更一手”的史料，就把二手、三手材料一概抹消，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历史真实的不同版本与折射。每一次折射都有它独特的介质，其对最初事实的偏离，正可反映出介质的属性。其实何止是报刊，连笔记、小说、诗文集等文学性材料，都被韩策拿来驱使。这正体现了一个史家的技术，也是该书在史料学上特别予我启发之处。

此外，沿袭尚小明教授幕府研究的风格，韩策此书中载有大量表格和专业的定量统计。被他纳入统计的数据，多出于片段记载，一鳞半爪，散件于海量的档案、函电、题名录、诗文集等，需要很多联络、钩沉、拼接的工夫。但我所看重的，仍是韩策在数据面前的清醒。他注意统计方法的反省，更注重数据的分析，警惕过度分析。比如有学者根据癸、甲两科不同地区的中额，想要说明沿海与内地的风气差异，而面对内地少数省份中额较高的数据，又说这是人为调控的结果，结论先行，前后失据。相比之下，韩策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解读就要复杂得多。（第167页）

四

韩策此书虽以考证、辨析、统计见长，却不是东鳞西爪的碎片化研究。全书有严谨的结构设计，从变改科举这件事情的根源谈起，到庚子以后的乡会试的展期之争，然后才是科举新章的制定和实践，以及进士馆建制的原委。这些都是癸、甲进士这一群人——所谓最后的士大夫——能够产生的前提。往后则进一步论及进士馆的出路、留学，并按照翰林、部属、即用知县等类别统计他们在仕途上的分化，看到最后两科进士的前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黯淡；在有些层次上，他们的补缺、晋升，甚至改观了晚清官场拥堵的状况。

书末论及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之际的浮沉，许多现象值得深思。比如这两科进士因为知识结构较新，且在进士馆或留学期间接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所以其中的部属人员在辛亥以后多留任，与翰林的凄惨结局形成对照。但从清末学部到民初教育部的转型却是一个特例，学部—教育部在鼎革前后的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这或许体现出文教事业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联，即便在学部、教育部这样导入科层制的近代新部门中，亦未曾消解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缠绕。（第305页）

最后，作者还勇于尝试在史实基础上总结一些“模式”。比如论及清末科举由“渐废”转为“立废”的过程，韩策提出了“交互激进”的模式。（第83页）最初，只是袁世凯提出“增实科”，同时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改革后科举的新旧学对半开，旧额最终仍可保留。孰料号称老成的张之洞更为激进，声言“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袁世凯随即提出“渐废”旧额。下及1903-04年的三科递减方案，直至1905年的立停科举，都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陶模、端方等督抚之间竞相以趋新为政绩，“交互激进”而使变革加速度不断飙升的结果。对这一模式的总结，不仅可以阐释清末科举由改而废的机理，更可推而广之，用以观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

2017年11月29日于丰台花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