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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 | 唯有开拓本土群学才能迎来“社会学的春天”

(★本文摘自新书《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第一章第一节,内容有删节,更多具体内容尽在书中。)


       只有重视并解决中西古今问题,中国社会学才能顺利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强调自主创新、非自主创新不可的时期。不仅是社会学的前辈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其他学科也马蹄声急。现在,科学技术界非常强调自主创新;企业界已经从市场竞争中得到深刻教训——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决定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兴亡。对于社会学而言,相当于“核心技术”的是什么?就是独立自主提出的关键概念和理论。


        最近,笔者读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书,感触很深。林毅夫在回顾几十年来他的研究历程时写道:“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约束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前沿理论中所假设的条件。……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现有的理论和诸多大师级的宏观经济学家既未能预见这场危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引者注)的到来,危机到来以后也未能对危机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帮助世界摆脱危机的可行办法。”

 

        但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踞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无一成功,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以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却经常是离经叛道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


        笔者比较完整地引述林教授的文字,是因为这确实发人深省。在西方,经济学要比社会学强大得多,西方经济学理论尚且如此,西方社会学理论又能多么灵光?说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教授,他在《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一文中指出:“(1)由于历史经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2)由于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酬赏体系,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由于历史和制度的限制,东方和其它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在本质上趋向标准化:即证明及应用公认理论……我们该如何实现理论‘突破’?或者,用一个熟知的中国故事打个比方:聪明能干的美猴王(孙悟空)总在唐僧(唐三藏)的咒语和控制下。只要唐僧认为孙悟空的行为越轨了,他就念咒勒紧永远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孙悟空疼痛难忍,并迫使他立刻循规蹈矩。只有这样,孙悟空才能得到嘉许。我们是否都要屈从美猴王式的命运?……


        我的这种回应也表达了一种忧虑: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因此,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公正’而‘偏狭’的态度,让我们深恶痛绝。这类问题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林南教授担任过美国社会学会会长,体验是最深刻的。像他这样温文尔雅的学者,都使用了“征服欲和文化殖民”这样严厉的词语。有趣的是,林南和林毅夫不约而同地都拿孙悟空做比喻,也都指出了“文化殖民”、“理论思维上的殖民”,是因为只有这种词语对刻画西方学术的本性才是恰如其分的,而不是尖刻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本性”是指它的学术习气、学术霸权,也包括某些学术制度,例如评价制度,不是指它的全部内容,它的内容包含科学的、理性的部分,那是应该肯定和学习的。

 

        “紧箍咒”是什么?就是林南教授所说的“标准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努力要“接”的某些所谓“轨”。西方人强调“标准化”,目的很明确,正如林南指出的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西方“公认理论的优势地位”。那么,我们去努力地与人家“接轨”,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发展中国社会学,认为“接轨”是有必要的,那么首先,“接轨”必须是双向的。双向接轨,不是一方单向地去遵从另一方,不是消灭多元,追求单一化,而是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和而不同。这就是艾森斯塔德讲的“多元现代性”,也是费孝通讲的文明的“多元一体”,“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样,文明才能保留丰富性,接轨才有意义。

 

        其次,“接轨”往什么时候的“轨”上“接”?例如,美国社会学是在宏观理论已经有了,中观理论也有了,需要再往微观上深入时,人家才批判“大理论”。我们呢?中国社会学的宏观大理论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就紧跟着人家去找细微的所谓有味道的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需要研究,也不是说“小题大做”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要接轨,先要考量一下时间、地点、学术阶段的需要。不然的话,没有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只能落得用中国的微观材料去验证西方的“公认理论”,怎么可能摆脱附庸地位?

 

        再次,“接轨”要以创新为基础和前提。阎锡山统治山西省时,为了保护地方利益,把娘子关以内山西境内的铁路都搞成窄轨的,外面的火车就开不进去。现在我们讲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要接轨,怎么接法?把中国的铁路都拆掉,这个办法太笨了,成本也太大;把西方的火车全改装,那成本也太高。拆铁路和砸火车都是破坏性的,不具有建设性。要建设,就不能采取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要想法搞创新,例如搞个转换装置。什么叫学术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创新就是发明一种“转换装置”。可见,接轨不是照搬,而是创新;不是单一化,而是丰富化;不是砸烂,而是建设。

 

        最后,更有甚者,一些不明就里者径直把“标准化”、“接轨”当作学术性、学术水平、学术精神本身,这就谬之千里了。学术本质上是一种智力的自由创造,如果能够标准化生产,那就不是学术,顶多是制造铆钉。就连高级的制鞋匠都讲究要适合脚型,因人而异,何况学术创造呢?学术需要探索、需要想象、需要破除有形无形的框框,想人所未想,见人所未见,“标准化”闹不好就可能扼杀创造力。而学术水平,归根结底要看有没有真知灼见,而不是看形式、看套路。至于学术精神,就更与“标准化”、“接轨”这类东西南辕北辙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是特立独行,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我们今天讲实事求是,没听说中国学术中哪一个是“标准化”创造出来的。就是在西方,如果法国人去与美国的“标准”接轨,能冒出皮埃尔·布迪厄吗?德国能有乌尔里希·贝克,英国能有安东尼·吉登斯吗?我们中国也有优秀的学术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推陈出新,让花朵绽放,在世界学术园地里争奇斗艳呢?

 

        诚然,中西之别,看从什么角度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就说过“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的话,他说的“本无中西”,是本“应”无中西,本“该”无中西,因为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中学西渐。而事实上分中西,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我们承认有“分别”,但绝不是主张故步自封,而是主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同样,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规范”,我们显然也不是否认任何“规范性”,问题在于所谓向“标准化”“接轨”,是用单一化取代多样化,根本谈不上平等包容,只能失去自我。中西之间不相互借鉴、相互推动,其实既不利于中国学术的自主创新,也无助于西方学术的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自问: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是否已经成了习惯?其实人家西方学术界一直在不断超越自己,他们形成了良好的理论更新、理论批判、学术评价的机制、风气和习惯。这倒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他们“主义”迭出、学派林立,你论我辩而不人身攻击,各持己见而又相互启发,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事不对人,只讲学术不论交情。这样,他们通过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成就了西方社会学历久弥新的局面。相比之下,西方人对自己的“经典大家”似乎未必像我们那么尊崇,对他们批评驳难,习以为常。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乔纳森·特纳等几位学者直接批评了“对社会学开创者的‘英雄崇拜’”,指出“社会学似乎相当依赖其开创性的一代”,他们问道:“物理学的教科书中是否也有一章专门介绍伊萨克·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生平与时代?回答是‘否’”,在生物学教科书中也没有关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平事迹或人生态度的章节。如果有,那“是历史学而不是社会学”。这些话虽然发自带有科学主义的背景和倾向,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这里讨论的是学术精神。缺失了独立自主,难言真正的学术精神;而解决不好中西古今问题,又哪里能有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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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

景天魁 等著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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