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蒋与中共的关系，何时生变又为何生变？北伐期间的“清共”过程中，日本扮演何种关键性角色？北伐期间蒋与日本的关系，为何会从友变敌？本文出自《战前蒋介石与中共、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黄自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蒋介石与中共关系生变，主要是始自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为何会发生，至今仍是扑朔迷离，各方解读不一。认为自始就是苏联与中共党员共同策划者是其中一说，以李云汉为代表；认为是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设计的“把戏”者是其中另一说，以杨天石为代表；也有认为是蒋介石自导自演者，以汪荣祖、李敖的论述为代表。各家说法纷纭，但事件发生以前，双方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则是学界共识。有此诡谲空气，导因于主导权之争。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触目所及的，无非是苏联顾问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中共的势力更是与日俱增，已有喧宾夺主之势，对坚持国民党主体性的蒋介石而言，自然不能容许苏联及中共的影响力无限制地扩大，因而谋求反制。例如1926年3月8日，蒋在日记中云：“与季新兄商决，以为中国之国民革命未成之前，一切实权当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亦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对苏联及中共而言，蒋介石的所思所为，无疑是向党挑战，向政府挑战，认为蒋挟军自重，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排蒋之心，自然兴之而起。

鉴于蒋在事件中将制裁的矛头指向个人而非群体，此举使得蒋的反制行动，虽逾越常规，但与苏联的关系尚能预留可转圜之空间。此外，当时的苏联政府也不愿与蒋介石全面决裂，认为仅凭中共尚无法独挑中国革命的大梁，中国革命瓶颈的突破，蒋的军事领导仍扮演关键性角色。是以，事件以中共过于揽权、苏联顾问行为失当为结论外，苏联政府也根据蒋的要求，同意做了以下调整。首先是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N. V. Kuibyshev）及军务处长兼总参谋长罗茄觉夫（V. P. Rogachev）回国，由前任团长加伦将军（V. K. Galens）来华继任。其次，同意蒋提出的国民党整理党务方案，具体内容为组织国共联席会议，审定两党党员言论行动，中共对于其党员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人数不得占1/3以上，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

1926年5月20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方案，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一连串中共党政大员的纷纷离职，其中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伯堇、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等。从中共党政大员的离职，到国民党员的重新接任，这一进一退之间所造成的结果，当然是国民党主体性的重新确立。

中山舰事件的发难，让蒋介石觅得良机力挽狂澜，为国民党夺回中国革命的主导权，俨然成为国民党再造英雄。再则，中山舰事件，所造成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称病请假，也使得国民政府内部再也没有可牵制蒋介石的实际领袖。是以，当蒋介石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与蒋素称友好的张静江及谭延闿分别接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国民政府主席之后，由蒋主导的国民党体系至此揭开序幕。

至于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开展，则与北伐军之进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反共与地缘政治，是1920年代影响日本对华外交决策的两大要素。反共、封杀苏联势力在中国的发展，遂被列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首务。另外，日本政府依在中国各地利益层面的不一，而赋予对中国各地区政治活动不同的重视程度，基此思考，首重东北地区，其次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为第三顺位，华南地区又是排名华中地区之后。

北伐起于华南地区，因而日本政府对北伐采事不关己的旁观态度，不过，当北伐进入华中地区，如何激发北伐军反共势力与容共势力的矛盾，诱导反共势力与容共势力划清界限，进而扶植反共势力主导政权，乃成为日本政府在北伐军进入华中地区后的对应方略。

所谓“诱导反共势力”，就是指蒋介石。至于何以选中蒋，自然深有底蕴。日本政府开始注意蒋介石是在1925年的4月下旬。汕头代理领事内田五郎在致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中，对蒋介石做了以下的介绍：孙中山过世后，广东政局三分天下，革命派、联治派、统一派各占其一，联治派的代表为杨希闵、刘震寰，统一派的代表为邓本殷，而许崇智、蒋介石则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三派之中，革命派可谓是孙中山的嫡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训练部部长。换言之，蒋介石因身为孙中山嫡系以及军事系统中的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故开始为世人重视。

1925年9月10日，日本驻广东代理总领事清水亨在致币原外务大臣报告中，就指称蒋介石以国民党军的新领导者身份不断在扩张势力。9月22日，清水在致币原的另一份报告中，更指称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已被迫离粤，而许的部队也已被蒋介石的部队缴械。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声势不断看涨，不仅外务省的驻外使馆有此报告，日本军部的驻外管道亦持同样见解。日本驻广东的第二十五驱逐舰队司令在致财部彪海军大臣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国民政府的体系中，汪精卫虽以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席委员身份负责处理政务，但因汪本人无军权，国民政府的实权反而由国民党党军司令蒋介石掌握。

除了报告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声势看涨以外，肯定蒋介石政绩之报道也陆续出现。例如1925年12月25日，日本驻汕头代理领事内田五郎就在致币原外务大臣的报告中，介绍蒋介石除在统一广东省逐渐有成以外，对蒋在维持党军纪律上的贡献也多加肯定。此外，同年的12月19日，内田在致币原外务大臣报告中，除介绍蒋介石进军福建的情况以外，也对蒋在军队的整编训练及重建军政制度上的成就赞誉有加。

除了观察蒋介石的崛起及政绩以外，探索蒋与日本友好的可能性，也是日本驻中国领事馆亟欲进行的课题。其中，评估蒋与苏联的互动关系是切入重点。1926年4月9日，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在致币原外务大臣的报告中，就针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两人和苏联之间的往来模式做了一番对比。略称：

在世人的所谓左派中，实际上还可细分为两派，一种为全面接受苏联顾问摆布者，另一种则自有定见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持排斥态度者。蒋介石可谓是后者代表，汪兆铭则被归类为前者代表。

说明蒋介石是不会随意接受苏联政府摆布的国民政府政要以后，森田于同年4月24日在致币原的报告中，更指称将蒋定位为左派之说法已不合时宜，今后应将蒋定位为右派的领导人。

“必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决战”，虽是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的誓词，但日本帝国主义并非他首要对决的目标。相反，随着北伐军事的顺利进展，蒋期盼能和日本修好的动作，愈加明显。例如，1926年9月20日，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就代表蒋拜访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传达北伐军绝不赤化以及期盼能与日本缔结亲善友好关系之讯息。此外，北伐军东路总司令何应钦的代表，也在同一天拜访日本驻汕头领事，表达了对接受日本援助的期盼，并强调若北伐势力能顺利进入华中地区，将有利于日本在此区域的商机拓展。

借由代理人的几次试探接触，蒋认为已达到阶段性目的。自1927年起，蒋认为自己直接和日本接触的时机已趋成熟。首先，他于1927年1月25日，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在会谈中，蒋向大和保证，北伐军绝不采激烈手段对付列国，对既有的条约也持绝对尊重立场，此外，对币原外务大臣在年初日本国会演讲中所强调的对中国事务采不干涉内政原则，表示欢迎。

同年2月8日，蒋派遣戴季陶赴日本访问一个半月。 3月10日、11日，蒋又在南昌接见政友会众议员山本条太郎，双方都留下记录。在蒋介石日记中，第一天记载是“以中日俄三国同盟之意探之，彼甚绝于苏俄今日之政府也”；次日为“告其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应许其独立。诚能扶助弱小民族独立，则岂将中华民族一国对日亲善而已”。至于山本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只提到蒋期盼与日本能肝胆相照结为良友。两人记录强调的重点不一，但蒋有意与日本亲善之陈述，却属一致。

蒋的中日友好之呼吁，在华日本社团也持同样意见。例如1926年12月24日，在上海的日本企业家时局研究会，就以对“时局之建言”为题，分别致电外务大臣、陆海军大臣，强调若上海落入以共产党势力为轴心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手中，则日本在上海的经济基础将会遭到破坏。为维护两国利益起见，唯有支持蒋介石及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综上所述，当日本政府对北伐军的态度，从全面敌视，转换成对部分势力的友好，甚至还有意参与北伐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之时，随之而来的冲击是日英统一阵线面临瓦解，其次是北伐军内部斗争的公开化。这其中的缘由，自然和时代背景以及北伐军的内部矛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革命外交”是时人对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总称。由于中国的处境微妙，世界主要强权皆在中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彼此权力犬牙交错，因此，任何企图打破现状的尝试，不仅会遭遇到既有政治势力的反抗，更要面临列强的阻碍。是以，北伐对国民政府而言，蕴含两层不同的意义。对国内政治而言，是追求国家统一；对国际政治而言，是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平等。

所谓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就是指中国要从分属不同列强束缚的次殖民地身份中寻求解放。具体的诉求，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帝废约”之所以会成为北伐时期的重要口号，正是时代精神的充分反映。帝国主义在中国数十年来的横行霸道，对中国民众的凌虐所积累的民怨，则是民众愿响应北伐号召共赴国难的缘由所在，北伐之有成，实赖革命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1927年1月3日，民众在汉口英租界附近宣传，与英水兵冲突，第二天数十万民众强入租界，英水兵及巡捕被迫撤退，租界由中国接管。1月6日九江英租界亦以相同方式被收回，时称其为“革命外交的经典之作”。此等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当然和民众同仇敌忾、人人皆有不惜与英国一战之决心密切相关。

关于汉口事件的起因，同年1月7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向币原外务大臣提出报告，认为风波纯出于群众的自发行动。可是，作为当事国之一的英国，将汉口及九江租界的收回视为国民政府对它的挑衅。汉口及九江租界已失，英国政府的新底线是维护上海英租界，甚至不惜一战。上海原本就是各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总汇之地，不能失去上海，不仅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底线，也是各国极力要维护的既有利益。是以，当1926年年末北伐军势力逐渐渗入华中地区以后，上海工部局与各国领事不断召开联席会议，商议因应之道，主要是由各国增兵上海加强防御。特别是在上海各国驻军已达4000—5000兵力之际，英国政府又向日本政府提议，期盼两国能各再增派1个旅团兵力加强上海的防御。

对于英国再增兵的提议，日本政府持否定意见。按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说法，他不认为北伐军会甘冒与列强联合军作战之大不韪，进攻租界；而且其现有兵力早已足够维护上海治安。 

上海是否还应增兵，主要取决于对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认知。日本政府认为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是英国政府过度反应所造成的意外；因此面对上海防御，反而应该以不刺激中国民众为首要。至于英国政府，因将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视为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为避免在上海重蹈覆辙，认为唯有加重防卫，才能防患于未然。英日两国既然对中国政情的判断不一，自然无法在出兵政策上取得共识。最后英国政府于1月21日单独宣布增兵，派遣3个旅团的陆军，合计3000名士兵，前往上海。英国政府的不断增兵，不仅反映其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更凸显其在列国中的孤立。不料，南京事件的爆发，使得英国又有重新整合列强的机会。

1927年3月24日，亦即革命军占领南京的次日，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被劫，金陵大学副校长美人文怀恩(John E. Williams)被杀，英国领事受伤。长江英美军舰乃向城内开炮，中国兵民死伤30余人，是为南京事件。原本就对国民政府极端不信任的英国政府，将南京事件视为一连串有计划有组织的排外运动，认为英、美、日三国应结同盟体制，一致面对国民政府之挑衅。在串联美日两国驻华公使后，英国政府主张，应向国民政府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惩凶、赔偿及书面道歉。

相较于英国政府的强势主张，日本政府认为应从长计议，不主张立刻采取行动。双方的主要差距，还是来自对南京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不同的认知。南京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亦即3月29日，日本驻上海矢田七太郎总领事，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发出电报，指出事件系第二、第六及第四十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祖)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军官及南京地区的共产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性行为。

在认定南京事件为共产党所设计的陷阱以后，币原反对英国政府的主张，认为这只会满足共产党期望，无端制造蒋的困扰。在币原看来，共产党设计南京事件，目的就是要打倒蒋。当列强愈高姿态要求蒋惩凶、赔偿、道歉，就愈会陷蒋于两难。也就是说，在列强的强势要求下，若蒋妥协，有顿失民心之虞，也可能面临政敌整肃；若蒋不妥协，也会造成列强与蒋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更有毁灭的危机。

要言之，日本政府不愿意为了一个少数外人牺牲的事件，而断送与蒋合作的机会。至于日本政府为何会将南京事件视为合作之契机，这与革命党的内部情势有关。

北伐的顺利推进，实赖革命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中共在湘鄂的活动原已有6年的历史，北伐军到达以后，民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其中湖南是以农民运动为主轴，武汉地区则以工人运动最为激烈。而共产国际视中国革命不局限于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甚至将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列为斗争范围，使得排外运动也成为两湖地区民众运动之一环。

及至1927年初，在苏联顾问鲍罗廷（M.Borodin）、左派势力联手主导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更以扩大农民运动、排外运动为能事。影响所及，社会动荡不安，与列强的关系更是愈加严峻。其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对蒋多方限制。

对蒋而言，打倒军阀顺利统一中国，本是北伐之宗旨，自然不愿因南京事件与英国为敌。可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加之英美两国炮击带来的创伤尚未抚平，倘若骤然接受英国严惩肇事者、赔偿损失等要求，不啻签署城下之盟，而有遭受舆论反弹之虞。

其实，双方皆处骑虎难下之势，有不得退让之苦衷。蒋的困窘，在于腹背受敌，无论是英国或中共，都属不能轻视的强敌。而英国政府之难处在于，被逼放弃汉口、九江租界，已是奇耻大辱；接着而来的南京事件，更被视为对英国主权的挑衅。为表达英国在维护既有权益上不惜一战之决心，77艘军舰，17000名士兵，开始陆续进驻上海及香港。

在此空气中，日本政府除向中国表达抗议外，也曾善意地提醒蒋，应于第一时间内主动出面负责善后。蒋从善如流，即刻派出办事处人员分别拜访列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表达慰问之意；此外，也特别向日本政府致意，希望在南京事件处理上能得到日本的协助。南京事件的爆发，竟使蒋介石与日本政府之间开拓了合作平台。

这时，蒋决心反共，另立中央。周全之部署自不可少，尤其得确保在进行“清党”运动之前，不能腹背受敌，与英国军队有擦枪走火的意外。为此，1927年4月2日，黄郛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拜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正式传达“蒋已准备在国民政府内部执行“清共”政策。现正召集将领研议执行细节，可望于四、五日以内行动；南京事件的善后则在清共政策执行完毕以后，才能着手”等信息。同时也对日本政府表达期许，希望日方单独行使抗议权，或者至少不与英美两国共同行动。

由此观之，蒋在准备“清共”以前，实无余力去为南京事件善后。惟此事若无法立即给英国交待，又恐英国立即动手，故而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面。再者，若日本不与英国合作， 希望英日两国秉持英日同盟的合作精神，共同面对北伐所带来的中国之变局，一直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在这种思维下，英国希望日本能坚守与英国为伍的立场。蒋自然有更大的空间和英国周旋。

日本政府全力配合蒋的请托。首先，日本依然参与列国的共同抗议行动，却刻意将日、英、美三国的合作扩大为五国，让在南京事件中没有实际损伤的法国、意大利参与，冲淡了列国与中国的对抗。其次，联合美、法、意，逼使英国放弃封锁、定点攻击等武力报复措施。最后，劝说英国放弃限期回答的最后通牒。

由英、日、美、法、意驻华公使提出的通牒，不包括具体的恐吓信息，又没有要求限期回答，显然不具军事威胁性。特别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斡旋，此一通牒拖延到4月11日才提出，距南京事件发生已有17天，让蒋有充分时间优先处理党内斗争。

4月12日上海的“清党”、4月18日南京新政府的成立，既是蒋反共事业的高潮，也显示了日本在蒋反共斗争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不过，主政的宪政会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外交政策在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上没有明显积极作为，遂被日本舆论界讥评为“软弱外交”。

继若槻内阁的是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田中一向主张扩展大陆政策，在野期间，就宣称北伐已不是单纯的内争，而是东亚危机，影响世界和平。他表示：“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而袖手旁观，无非是放弃我帝国在东亚之地位，也是坐视东亚大局秩序崩溃于不顾。身为东亚盟主的日本帝国应以保全大局的立场，更改对支外交，维护我帝国权益。” 

田中义一组成内阁后，自兼外务大臣，他对蒋介石的态度，首见于1927年5月20日发给上海及沈阳总领事的训令。在这一训令中，他谈到对“近日中日政局”之看法：

在南京的蒋介石一派，目前正在积极清共，为恢复国内秩序而努力……若蒋介石能够持续此一态度，帮助他完成心愿，自然是最能符合我方之利益。假设蒋介石下决心要领军西进，我等要助蒋一臂之力，不仅不能让张作霖或其他北方派系牵制蒋，反而应主动出击，为双方营造和解的空间。

由此观之，田中对中国的思维方式，仍未脱离南北对立的窠臼。他对蒋定位为在中国南方的友好势力，将张作霖定位为在中国北方的友好势力。以此为前提，假设蒋与武汉政府开战，则支持蒋。再则，为了巩固蒋在南方的地位，在蒋与武汉政府决战过程中，绝不容许张作霖南下。除此之外，他也希望蒋能专注于在南方发展，与北方的张作霖之间能达成南北分治的妥协默契。

换言之，将中国视为三分天下的日本政府，其首要政策是以打倒武汉政府为目标；为了达此目的，乐意支持蒋。不过，支持政策不是没有限制，底线以山东为界；日本将华北及东北地区视为禁脔，视张作霖为日本的嫡系。

因日本视华北为禁脔，当北伐军进入华北时，日本政府不惜三次出兵山东，以求阻吓。这其中，特别是1928年5月3日，两军在济南发生冲突，导致日军在济南屠城，造成中国军民死3254名、伤1450名的济南惨案。这是让蒋放弃长年与日本合作、共谋亚洲大局幻想的关键。 

济南事件爆发后翌年，蒋介石于5月3日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发表《誓雪五三国耻》演讲，提及：

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

而蒋在日记中对日本的怨恨，更是处处可见。例如他自五三惨案爆发后的5月11日起，开始改称日军为倭军，日本为倭寇，此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943年7月，他准备参与开罗会议时止。尔后他才开始倭寇与日本互用，直到抗战胜利。至于对五三惨案的记载以及回响，他首先于1928年5月12日“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得忘此仇乎”；其次，5月14日开始将“每日必记灭倭方法一条”列为每日日课等。

就此而言，北伐不仅是蒋个人缔造军政之功的里程碑，也是他开始与中共、日本交恶的起点。自1930年12月起，至1934年10月止，蒋对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坚持一举歼灭之。与后者的关系，则在于执行反帝废约政策，首先，于1929年3月，针对济南惨案，与日本达成协议，并依此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兵；其次，于翌年5月，强迫日本与中国另订新关税协定，收回中国关税自主权。对1928年12月29日的“东北易帜”，蒋除表示欢迎之外，并将收回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列为下一阶段的执政目标。

收复中国固有权益，对国人来说是理所当然。可是对日本人来说，从根本上就否定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认为中国早在1900年就丧失对东北的管辖权，日本的权益是来自继承俄国，为此日本曾付出20万人的死伤，17.4亿日元的战费。何况，在东北现已有120万的日本移民，为照顾这些人的权益，日本也不应该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