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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上真理子|近代科学思想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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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武上先生2012年4月至2017年3月末在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科学史,主要研究对象为孙中山。今日特别推送其所著《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一书的书摘,借此表达对武上先生的悼念。其详细生平,请看澎湃新闻发表的纪念文章《怀念武上真理子先生》。


孙中山科学观的形成过程

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科学观主要是把阅读得来的科学知识逐一灵活运用到其所思考的问题中而形成的。具体事例已见各章,此处则以绪论第三节所述故居藏书为线索,明确其阅读倾向,并再次确认其涵盖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科学观的结构及其形成过程。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除单行本外还包括若干杂志。其中就有《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滨野末太郎曾与晚年的孙中山交谊颇深。据他回忆,1923年5月8日,他曾在粤汉线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上看到孙中山正在“浏览”这份杂志。可见孙中山无疑曾订阅该杂志。该杂志主要刊载工程学、化学的相关文章,可以说是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实用科学全盛时期的记录。虽然每期封面都印有贴近读者的绘图,但文章内容,若非关心该领域者则殊非易懂。滨野的回忆显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出版后仍在努力汲取与工业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技术信息。


若就自然科学各领域进行观察,则孙中山藏书的著者目录所收34名著者的简历,在绪论所述鲍勒著大众科学图书著者一览中都有记述,可见所涉领域之广泛。其中天主教牧师2名、科普作家4名(含小说家、诗人),其余则为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科学专家,包括物理学家5名,天文学家4名,自然史学家3名,数学家、植物学家、心理学家各2名,动物学家、生理学家、地质学家、化学家各1名。由此可知,各领域科学家以普及科学为明确目的而撰写的众多图书,都是孙中山涉猎、了解自然科学众多领域的绝佳读物。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知识的来源,则有“家庭大学图书馆丛书”(The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该丛书以古代希腊史研究权威默里(Gilbert Murray,1866-1957)为核心于1911年创刊。如其副题“新刊综合丛书”(A Comprehensive Series of New and Specially Written Books)所示,该丛书由史地、文艺、科学、哲学、宗教、社会科学等各领域的一流学者执笔,目的在于普及优秀而实用的知识,也因篇幅适中(每部256页)而赢得读者广泛好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仅在大西洋两岸(伦敦和纽约)即总计发行至少100万部。


萱野家所藏丸善书店的供书单显示,孙中山在1914年春流亡日本时曾集中购买这套丛书。其中收入故居藏书者几乎都盖有宋庆龄藏书印(即“孙琼英”藏印)。考虑到这些图书购入时宋尚未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故购书决定应出自孙中山本人的判断,宋庆龄开始使用“孙琼英”藏印,最早应在同年秋天赴任、翌年结婚之后。具体日期难以确定,但该藏印应是照顾孙中山读书和起居的宋庆龄认为“家庭大学图书馆丛书”值得留下“孙”字才加盖上去的。总之,孙中山认为该丛书十分有助于收集有用信息,可谓慧眼独具。1913年出版的《神经》(Nerves)所附丛书目录显示,此时该丛书已出版109册;而孙中山购得其中34册,约占1/3。不妨认为,孙中山由此所获得的丰富知识,就是《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广泛引用的典据,形成了他(广义)科学观的骨架。大量援引阅读所得丰富知识的情形,也见于《实业计划》。如第三章所述,孙中山该书关于建设基础交通体系的设想,着眼点在于将以三大港为门户的国际海运和以全国铁路网为基础的国内交通有机结合起来;而这个思路极可能来自他发表英文《实业计划》的《远东时报》所刊文章。实际上,除该杂志外,故居藏书所收被称为“美国交通学鼻祖”的经济学家约翰逊的著作,也可能曾对孙中山构思其计划产生过重大影响。约翰逊从硬件(工程学)和软件(服务)两方面对交通做系统把握,论述交通必须与政治、经济结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工程学基础知识。在将发展工业也纳入其国家综合工程计划并希冀其被付诸实施的孙中山眼中,约翰逊无疑是值得学习的老师。不可忘记,《实业计划》原是设计、谋划中国政治和社会建设的《建国方略》的鼎足之一。想必从考察铁路系统入手,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河运、海运并将其成果反映到国家政策的约翰逊的著作,无异于照亮孙中山前路的灯塔。藏书所收约翰逊著作5种6册,内3册留有孙中山亲笔签名,就是他对这些著作曾产生共鸣的明证。

如上所述,藏书倾向反映了孙中山曾发挥其信息获取和运用的杰出能力,将涵盖自然、人文、社会等领域的广义科学知识为我所用。不过,这也仅仅显示科学对孙中山是“有益知识”而已。下一节将从孙中山如何运用知识,更进一步探讨孙中山围绕科学深化其思考的过程,以考察本章开头所提出的第二个课题,即孙中山思想由科学深化到哲学的特殊性质及其意义。

 

科学与哲学的沟通

第一章曾就孙中山在其科学哲学的集大成之作《孙文学说》中提出的“生元说”进行探讨。“生元说”明确显示,孙中山不仅相信科学终将阐明人体的功能系统,而且重视生命整体内在的协调性和发展潜能。如孙中山本人所说,该学说的依据来自美国人圭哇里著《细胞的智能》;不过,促使孙中山关注“生元之知”和“生元之能”的,或不止该书。比如,上述“家庭大学图书馆丛书”中留有“孙文藏书”印的《人体》(The Human Body)叙述的是人体器官进化的“历史”。该书将进化论观点引入解剖学,明确否定万能造物主的存在,同时赋予人体器官发育发展机制本身以特别意义。同样盖有“孙文藏书”印的《生物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一书则认为, “所谓生命不是有机体的活动,而是有机体活动的统合过程”,并试图以哲学立场探究生命的动态自律性。二书的著者凯兹和琼斯顿是科学家,在分别从事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同时,试图根据个人见解与机械论生命观划清界限。尤其是琼斯顿,他自己也承认,其观点和方法论曾受杜里舒和柏格森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启发,故需加关注。他们的观点都属于生机论(vitalism)的谱系。一般认为,“在生命论上承认生命现象的合目的性,并主张合目的性是有机过程本身特有的自律性的结果”的生机论,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渐被视为前近代、非科学的迷信,已完全失去与其对抗概念机械论对垒的力量。但是,进化论出现后的新生机论(neo vitalism)已将生物学的发展动向纳入视野,承认生命的自律性和自发性,并试图通过动态目的论(dynamic teleology)来论证进化,而并非要把生命及其活动神秘化。管见所及,孙中山似并未受到新生机论提倡者杜里舒的直接影响,孙中山藏书中也不见杜里舒本人的著作;但是,丸善书店的供书单及《目录》表明,孙中山至少曾受到柏格森的影响。如深町英夫所提示,柏格森将智能的发生也置于“生命冲动”所推进的“创造性进化”的过程,这对理解孙中山的生命观、科学观十分重要。


柏格森把动物界的进化视作向本能和智能两个方向的分化。其著作《创造进化论》有如下论述。“完全的本能是使用并构成有机工具的能力;完全的智能是制造并使用无机工具的能力。”本能和智能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但只有到了人,智能才能获得胜利。然而,本以无机性自然即物质为对象的智能却“使其自然方向发生逆转,除非屈身于其自身,则不可能思考真正的连续性、存在的随意动性、相互渗透等,要之,不可能思考生命这一创造性进化”。比如,智力即使能够分解和分析细胞,却难以接近生命的真正连续性。因此,我们必须在两股涌流——智能及本能和直觉——的对立中探求生命进化的源泉。就这样,“哲学的作用始于科学的作用结束之时”。

上述柏格森的思想作为主张生命主义的“生之哲学”,在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日本被广为介绍,在学术界以外也流传甚广。但在当时的日本,另一位作为与柏格森齐名的生命主义的旗手而拥有巨大影响的是奥伊肯。1914年11月,曾倾向于购求政治、经济图书的孙中山突然开始集中购入哲学图书。供书单显示,在16册(15种)图书中,哲学(含宗教)类竟占15册,其中英文本柏格森哲学入门3册,奥伊肯著作英译本和英文奥伊肯哲学入门分别为4册和1册。姜义华也曾指出,该时期孙中山的兴趣无疑集中在柏格森哲学和奥伊肯哲学。尤其是试图通过人的伦理反省和伦理行为实现更高层次“精神生命”的奥伊肯的理想主义人生观,对流亡中的孙中山应是极大鼓舞,有的奥伊肯著作留有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人的藏印。


先于笔者注意到孙中山“生元说”哲学指向的姜义华曾这样论述:“孙中山借助《细胞的智能》,并结合以孟子的‘良知良能’,强调‘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这是对叔本华、柏格森、倭铿(即奥伊肯)生命哲学新的补充。”叔本华的悲观主义(pessimism)是否等同于上述柏格森哲学和奥伊肯哲学,不无疑问;但将他认为“表象世界”的底层存在“生命的盲目意志”的思想包含在生命主义的大范畴之中并无不可,而且叔本华著作英译本也留有“孙文藏书”印。有鉴于此,叔本华对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也应是值得探究的课题。不过,此处不拟深入,而暂做确认,即孙中山于1914年秋曾在东京接触到当时生命主义代表性哲学家的著作,使其本人对“生之哲学”的探究也得到深化。


较之理性主义(rationalism)、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强调理性,哲学史上的“生之哲学”重视的是作为直接性存在的“生”,不仅对个体的生命活动,而且对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历史也试图从“生”的冲动的角度做直观把握。不妨说,以“科学”观点把握微观细胞(生元)到每个人生命的孙中山,进一步扩展其视野,从而构建了以完善更大的“生”为目标的实践哲学。对孙中山而言,由每个国民作为“生元”而构成的、每个“生元”在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保持理想调和状态的有机集合体即国家,也拥有无可替代的生命。不用说,如果每个“生元”不能完善其“生”,则其集合体即国家也将陷入功能失调。所以,将人类分作“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可以说是为实现巨大生命体的内在调和而把国家功能分解为“知觉生元”、“传递生元”和“实行生元”的巧妙策略。当然,“先知先觉者”所理解、运用的科学“知识”,也必须在生命体内充分循环以滋养所有“生元”。换言之,科学的方法和成果不是为特定的少数人所垄断,而是为全部生者所共有,以所有人为受益人。此即孙中山的“启蒙科学观”的体现。


孙中山与哲学

孙中山所吸收的科学知识成为他继续思考的食粮,凝结为其独特的“生之哲学”。由科学朝向哲学的这种思考取向,也符合其所生活时代的世界性思想潮流的动向。本节将把孙中山思想置于“科学的时代”的哲学背景中,以对其科学思想做出总结。而作为其前提,须先就“科学”与“哲学”的概念,对同时期有关其思想史脉络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做一简单回顾。


众所周知,“philosophy”原为希腊语,由动词“爱”(philein)和名词“知”(sophia)结合而成,本为“爱知”之意。“爱知”即须探究“真理”,即须求知,故西方的所谓“哲学”,长期以来是所有学问的总称,人们之所以向“自然哲学”寻求后来科学的源头,其原因在此。但是,以希腊文明以来的求知传统为背景的哲学所拥有的较之其他一切学问都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步入近代时发生了极大动摇。18世纪末至19世纪,即随着科学逐步确立其学术体系和制度,哲学开始脱离其他学问,并作为各类近代科学中人文科学的领域之一而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其后,如何看待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摆在哲学家和科学家面前,后来被进一步带到接受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其他文明圈。最明显的例子,无过于日本在明治时期围绕这两个概念所展开的讨论。


明治初期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的西周,之前曾使用过“希哲学”(“渴求开智之学”之意)一词。可见,西周最初是依其古典概念“爱知”模糊而朦胧地理解“philosophy”的。但计划学习“希哲学之学”而留学荷兰的西周所接触到的,是在近代学术和知识体系中已被排定地位的“philosophy”。倾心于孔德实证主义的西周于是将“希哲学”重新定位,视其为沟通循“三阶段法则”由“神理学”(神学)而“超理学”(形而上学),进而已步入“实理学”(实证学)阶段的学术中“气科”(现代之自然科学)和“理科”(现代之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桥梁,在回国后的1870年讲述《百学连环》时使用“学”和“哲学”两个语词来翻译“philosophy”。


西周对学术体系的分类为:“心理上学”Intellectual Science)分为“神理学”(Theology)、“哲学”(Philosophy)、“政事学”(Politics, Science of Law,即法学)、“制产学”(Political Economy)、“计志学”(Statistics)等;而“哲学”之下的科目则再分作“致知学”(Logic)、“性理学”(Psychology)、“理体学”(Ontology)、“名教学”(Ethics)、“政理家之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佳趣论”(Aesthetics)、“哲学历史”(History of Philosophy)、“实利上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此划分如实表达了“philosophy”作为“学问整体”和作为“分科之一学”的两重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Philosophy is the science of sciences”的表述。在这里,西周使用“science”一词的复数形式来表达近代学术多学科并存的状态,认为“philosophy”虽在学术体系整体中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仍纯粹是各种学科之一。不容忽视的是,西周此处所使用的“science”,并非现代所谓的“科学”,而是学术整体(复数形式)或学科(单数形式)之意。仅就此点而言,西周并未深究“哲学”与“科学” 的关系到底如何。问题明确地摆在人们面前,是明治中期“philosophy”和“science”的译词已经确定、已表达其现代概念以后。特别是在“科学”成为流行语词的19世纪末(明治20年代后半期),学术界以外的社会也开始将二词相提并论,有的明确将二者对立,把科学和哲学分别视作“形而下之学”和“形而上之学”,有的则作为科学流行的反映而称“哲学也应是科学”,不一而足。但所谓学术界却试图在该二词间建立联系,以作为理解西方思想之一环。


1883年,长泽市藏曾反驳流行观点说,“科学思想贫乏如国人者,未之有也”,并且更加严峻地指出,“岂独科学思想贫乏哉!于宗教,于哲学,大凡称之为学问者,皆无思想矣”。泽在其《哲学科学关系之一斑》文中综观了西方哲学的现状及未来,目的则在于论述“哲学科学相关之处”,以促使人们对“我国之智识尚未发达,远在西人之下”的现状蓦然警醒。


对哲学统摄所有科学的古代学术,以及各类科学兴盛并从哲学获得独立的现代学术,长泽做了严格区分,认为现代各类科学大体可分为从哲学分离者和从技术分离者。但是,无论哪种形态的科学都无法阻止其细化的潮流。那么,这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如何?长泽的结论是,所谓“哲学”,其一是“各科学由此成立之原理”,其二“是因各科学之进步所得之概括”。亦即,哲学具有为各科学提供其据以成立之原理,且从各科学汲取实证性事实并对其加以整合的功能。有学者认为,长泽该论“不出介绍西欧论著的范围,仅止于极其概括性的论述”。但是,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愿盲目引入哲学和科学,虚心面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和问题并提示了哲学与科学位置关系的真知灼见。


长泽的上述态度为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并成为更加细致考察的对象。1911年出版的《哲学大辞典》(第5册)把哲学自神学独立和各(特殊)科学自哲学独立确定为近代科学的曙光。但尽管如此,哲学并未被从(特殊)科学分离出去。该书称,哲学应称为“一般性科学”,是“以任何特殊科学都无法彻底解决的普遍原理为探索对象的”根本科学(形而上学)和“以确凿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且能够给予其最终统一和终结”的综合科学之调和物。此处仍可看到长泽曾提示的两种哲学的统一。


“哲学”和“科学”作为译词从日本传到中国后,也在20世纪的汉语中扎下根来,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建立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尝试,也必然与这两个词和概念一同被带进中国。观诸与《孙文学说》几乎同时期的中国思想状况,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俨然已成辩论主题,二者完全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科学派”认为基于客观逻辑和事实的科学存在东西方共通的普遍原理,而“玄学派”则主张科学和“人生观”水火不容,二者之间的论战(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呈现出西欧物质文明和儒教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相互擂争的局面。


孙中山本人并未积极参与上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确,在讲演《三民主义》时,他曾屡次提及欧美的物质科学和中国的政治哲学(《大学》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将其加以比较。但那只是讲演过程中需要把科学的范围暂且界定为物质文明,以论证中国政治哲学的优越性而已,与讨论科学是否可能关涉人生观的形成这一形而上学问题,属于完全不同的层面。孙中山说,“近来大科学家” 的考察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得来的。”因此,面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把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置换为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对立,他不大可能从中看到积极意义。


如上所述,孙中山承认近代科学——当然是“广义科学”——的普遍价值,深刻认识到应将其作为思考原理。但在实践和应用科学时,他也感到需要有导向性展望,以对各类科学加以整合。他所制订的《实业计划》、所提倡的“生元说”,即可视为此类整合的原理。对孙中山而言,将分散获取的科学知识(主要得自印刷物,故严格而言并非有实验、实测依据的实证性事实)加以整合,本身即可谓归纳行为之一。若借用《哲学大辞典》的表述,则孙中山的所谓“哲学”,与其说是所有科学据以成立的形而上学的“根本科学”,不如说是将其自己获得的科学知识加以整合的“综合科学”。这一点,观诸其目标并非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朝向革命实践,可谓理所当然。本书绪论曾根据一般性定义——“对统一的、整体的人生观及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做知识性探究”——使用“哲学”一词,但孙中山的“哲学”或应如此表述,即通过把科学积累的知识重新组合为实践性知识而再次获得统一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尝试。


毋庸赘言,孙中山有关科学的知识,大都来自大众科学读物,与所谓科学家的研究相距甚远。而且,在重新组合这些“广义科学”的知识和信息时,他所依据的往往是直觉,这也并不见容于以客观性、合理性为特点的近代科学。孙中山的方法是,对已掌握的知识和信息,视具体情形加以灵活取舍。这与外行就近取材、利用现有工具和材料制作物品的“拼贴”方法极其相似。不过,孙中山的方法并非单纯“拼贴”,而是出于如下意识和态度,即试图将极易破碎,或流于杂乱堆积的知识和信息整合为由“有用知识”形成的“有生命的整体”。


如本章第二节所提及,柏格森曾说 “哲学的作用始于科学的作用结束之时”。但在孙中山,试图把世界、人作为“有生命的整体”予以把握的“生之哲学”,替代了由通常所理解的“科学”进行机械性积累的方法。如此所获得的所谓“统一的人生观、世界观”,正是探求根源性“生”之形态的哲学所希冀的。在这里,哲学和科学已经超越了对立和隔绝。孙中山循着其接触科学后从未放弃的对“生”的强烈关心的指引,终于在他自己的科学和哲学之间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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