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7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

蓝皮书分析了2016年北京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北京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对北京未来的社会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2016年是北京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北京副中心建设的重要一年。北京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首都特色的社会建设模式进一步成形，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副中心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宜居城市、改善人民福祉做出了新的贡献。人口增长趋缓、外来人口减少，城乡差距缩小，就业结构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力度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加强，公共交通建设加速，共享交通蓬勃发展。当然，北京的社会建设还存在一些挑战，在新的首都功能定位下，还需要进一步拖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优化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的财政投入还需要大幅增加。北京的社会建设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第一，完善社会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第二，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培育，完善社会治理机制；第三，发展高端产业，调整社会结构。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惠及城乡居民

蓝皮书指出，2016年，北京经济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并稳中求进，继续保持新常态，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2016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899.3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第一产业增速进一步降低，占比仅有0.5%；第二产业增加值4774.4亿元，增长5.6%，占比19.2%；第三产业增加值19995.3亿元，增长7.1%，占比最大，达80.3%。其中，金融、科技、信息等行业成为优势产业，增速突出，其产值占全市总量的36.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一半，服务型经济更加稳固。

经济较快增长带动了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2016年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81.3亿元，突破5000亿元大关，增长7.5%，相当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20.4%，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居民获得感不断增加。从人均GDP来看，全市人均GDP达到11.5万元，人均GDP超过1.7万美元，继续处于地区经济发展第一梯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经济蛋糕做大的同时，也逐渐提升了居民支配财富的再分配比重。

蓝皮书指出，居民收入的增长带动了消费增加，促进了消费升级。2016年，全市实现服务性消费8921.1亿元，增长10.1%，占市场总消费的44.8%，对市场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1%，成为带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性消费引领首都消费转型升级。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35416元，比上年增长4.8%。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7817元，增长8.9%，占据了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半（50.3%）。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必需消费的基础上，居民更加注重提升生活品质。消费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

北京市人口结构继续优化，2017年有可能首次出现人口减少的转折点

蓝皮书指出，2016年，北京市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治理“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为目标，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产业，有效带动了人口调控，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治理城市问题。调查显示，居民对北京市社会治理评价总体良好，满意度明显提升，73.6%的被调查者对社会治理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2012年提高6.8个百分点。

蓝皮书指出，北京市人口结构继续优化，常住外来人口开始由增转减。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4万人。其中，全市户籍人口136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7万人；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2%，比上年末减少15.1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常住外来人口在2016年首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逐年递减。2010年之后，人口增量逐年递减。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人口增速进一步下探。2016年，新增人口仅有2.4万人，增速近乎停滞。这表明，过去几年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人口调控效果逐渐显现。可以预测，2017年，北京市有可能首次出现人口减少的转折点，人口增长势头将彻底扭转。

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显，收入总体水平不高

蓝皮书指出，21世纪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因北京和周边省份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势差，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流入北京谋生，而且劳动力年龄人口占80%左右。但是，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或劳动力年龄人口却以初中学历为主，低于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10年和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11.5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素质亟待提升。

蓝皮书指出，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显，以核心家庭为主，在家庭类型中所占比例达到80%左右。一方面，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可以减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不良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流入地公共服务与管理的压力。同时，根据流动人口这一特点，在制定社会政策的取向上，应逐步从以往关注流动人口个体发展向关注流动人口家庭能力提升方面转变，提高流动人口适应能力、融合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京流动人口收入逐年增加，消费结构逐渐优化。但是，受相关政策影响，在京流动人口收入总体水平并不高，而且随着房价、物价上涨，消费支出中用于居住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将不断增加。

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在京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比例下降，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上升，但是农业户籍人口仍占六成以上。因人口政策调整，可以预见，在京流动人口将以圈层的方式逐渐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近50%，这需要北京在人口调控与疏解方面发挥“内功”，同时更需要这些人口流出大省加强经济社会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流出人口回流。

从统计数据上看，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与北京整体产业结构基本是“相互匹配”的，但是占大头的第三产业就业质量不高，大多集中在非高端的服务行业。

从居住和社会保障方面看，在京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尚可，约六成租住私房、一成以上拥有自主产权房、一成以上由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但是，房价上涨助推房租价格上涨，会给雇主以及雇员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居住支出将成为在京流动人口主要经济压力。近年来，在京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结构不断优化，参保率有所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明显。但是，由于政策的倾向，加之流动人口的非正规就业特征，在一段时间内，在京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将不会有太大变化。

转居农民的生存现状差异巨大，有的“一拆暴富”有的“一夜返贫”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范围逐步扩大，征地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随着近十年来征地力度的加大，在农民阶层中又分化出转居农民这一群体。转居农民是从农民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已经发生阶层分化。人们对于转居农民群体常常会产生两极分化的评价。一方面，人们认为转居农民因获得了非农户口和征地拆迁补偿而跃升为富人阶层，媒体报道中“一拆暴富”也成为转居农民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因过度挥霍、沾染不良生活习惯而“一夜返贫”现象频现，并且多位学者的实证调研结果均表明作为农民阶层中的亚群体，转居农民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适应问题，容易成为未来城市中的新贫困群体，不断增多的由征地引发的上访、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也证明了转居农民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产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结论的原因正是转居农民群体内部存在着较强的异质性，不同类型转居农民的生存现状差异巨大。  

蓝皮书调查显示，无业或失业人员、雇工、个体劳动者或个体工商户占了转居农民群体的较大比例，而农业劳动者或兼农劳动者、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与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其中，转居农民中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个体劳动者或个体工商户、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群体受征地的影响较小，生活水平较转居前也有所提高；而缺乏这些资源的雇工、农业劳动者与兼农劳动者则从征地中获益较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面临的生存风险与发展风险极大，这些群体也更容易出现对征地的不满，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转居前缺乏非农工作经验的农业劳动者，在失去土地后会面临社会地位的下降，有可能沦为失业群体中的一员。转居前就选择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其转居后的社会地位与转居前基本保持不变，但其中也有部分转居农民选择自主失业，成为食利阶层。

超大城市半数“流动老人”为照顾孙辈而流动

从北上广深流动老人的整体情况来看，流动老人的家庭化流动特征突出：因照顾孙辈而流动的流动老人比例最大，占35.2%，其次是因养老而流动的流动老人，占23.1%，再次是因照顾子女而流动的流动老人，占19.2%。另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主要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流动老人比例为14.5%。此外，出于治病及其他原因流动的老人比例为8%。

尽管照顾子孙构成超过半数流动老人的主要流动原因，但具体到不同城市中，流动老人的主要流动原因占比不同。广州和深圳的情况类似，在这两个城市中流动老人分别有51.7%和53.2%因为照顾孙辈而流动，而流动老人因照顾子女流动的比例则相对较低，深圳该比例为12.8%，广州这一比例仅为3.4%；北京和上海的情况相似，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虽然照顾孙辈仍是占比最大的流动原因（35%左右），但与广州和深圳相比这一比例明显较低。相对的，在京沪两地流动老人因为照顾子女而流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城市，在北京流动老人主要流动原因是照顾子女的比例为18.8%，这一比例在上海为21.0%。广州和深圳因照顾孙辈而流动的流动老人比例比北京和上海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城市相异的人口特征：2015年，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7.7‰和19.6‰，明显高于北京出生率8.0‰和上海出生率7.5‰。

从不同城市中流动老人流动原因的分布也可以看出超大城市的不同特色。在北京和上海因治病而流动的流动老人比例分别为1.1%和0.3%，而在受访流动老人中，不存在因为治病而流动到广州和深圳的情况。同时，在北京和上海养老的流动老人比例也高于在广州和深圳养老的流动老人比例，可见京沪相对广深来说，在集中高质量的医疗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在广州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流动老人比例最高，占17.2%，反映出广州经济发展较为活跃，就业机会较多的特点。

北京中产阶层子女出国热背后的四种心态

社会心态折射社会现实，是反映人们利益需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群体心理状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目前出国留学的主力军是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中产阶层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中产阶层家庭选择送子女留学，看似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但这种行为背后折射出该阶层的某些社会心态，值得国家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

（一）对国内教育的不满与担忧

虽然国内的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各级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如激烈的升学压力、优质教育的紧缺、亟待提升的高等教育质量。很多家长对国内教育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与此同时对国外一流大学的期望也加深了这种对国内教育的担忧。

许多高校教师送子女出国，接受国外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一方面是文化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国内教育质量无法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就拿高等教育来说，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在办学思想和管理方面的诸多弊端一直为社会所诟病，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有增无减，课程设置脱离学生的实际需求，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遭到质疑，大学生不再是曾经的“天之骄子”。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交流日益普遍化，文化交流日渐成为国民的一种精神需求。但是国内有限的交流机会和项目远远无法满足个人对于国际文化交流的需求。国内公派留学生以及国家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比例较低，高等院校的各类国际交流项目还很有限，如“2+2”“3+1”出国项目等，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外高校的层次也有待提升，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长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

（二）对未来的焦虑情绪蔓延

现在似乎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中产阶层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对于自己和子女的未来有很多的思考，他们的忧患意识似乎更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他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望，面临国内高房价、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其不同程度地存在焦虑与担忧。一些家境优越的家庭，即使生活无忧，也依然处于焦虑的状态。

（三）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助感

出国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产阶层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时的一种逃避心理，是对自己前途命运和周围环境的无力感和无助感。近年来，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空气质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保障、交通拥堵、高额房价、子女教育等关乎民众的基本问题亟待解决，对于这些问题一些人持观望的态度，感到力不从心，还有一些人持悲观失望的态度，因此一些经济条件许可的家庭就希望让子女出国留学来摆脱现有的种种问题。

（四）教育投资中的从众心理

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每个人不同程度上都有从众心理。对于首都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除了个人的理性选择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北京高校中选择让子女出国读书的大有人在。身边亲戚、朋友、同事的选择，对于不少人来说有一定的引导示范作用。以北京市某重点中学为例，该校教师绝大多数选择让子女去加拿大读书，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规划造成职住分离、居住分异压力

由于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的稀缺，土地价值较高，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规划的地理位置大多较远，多分布在五环边缘至六环以外的区域，呈现“保障住房先行建设、交通滞后发展”的模式，职住分离问题严重。

根据2016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人口分布数据，北京常住人口居住地主要分布在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区，分别为395.5万人、369.4万人、232.4万人；而工作地主要分布在海淀区、朝阳区和西城区，并具有继续向中心区域集中的趋势。而从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看，朝阳区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规模最大，其次为海淀区和丰台区；自住型商品房建设上，朝阳区项目总量最多，为12项，之后依次为顺义区11项、大兴区9项，丰台、通州和房山区各5项。因此，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区域选择和建设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结合了职住地整体分布状况。尽管如此，由于中低收入家庭多从事密集于中心城区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而保障性住房分布集中于五环以外区域且交通通达性差，不仅难以缓解长期以来北京常住人口职住分离的状况，而且更易于形成新的压力。

通过对朝阳区12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与国贸CBD之间的距离进行比较，发现12个项目与CBD平均距离为15.4公里，其中最远的项目（东洲家园）距离20.4公里，个人日公共交通通勤平均耗时2.59小时。通过对北京市2016年11月启动配租的29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进行分析，发现市级统筹项目20个，共25896套房源；区级管理项目9个，共5705套房源。其中，六环外项目5个，六环内项目10个，五环外项目7个，五环内项目7个。

社会融合方面，北京早期的保障性住房多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由于建设规模庞大，交通发展滞后，教育、医疗等配套资源不完善，加上居住群体多为中低收入阶层，容易造成“居住分异”并进而形成一定的社会隔离。如北京天通苑和回龙观等社区，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被用于调查评价保障性住房“居住分异”的典型项目。近年来，北京市保障性住房造成“居住分异”的状况有较大改善。一方面，租赁型保障性住房多采用配建与集中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更加注重不同类型住房对公共资源与服务的共享；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对早期的“销售型保障性住房”进行封闭管理，一些经济适用房经过二次上市交易已经改变了所有权人，社区住户构成已发生较大改变；此外，随着北京住房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展，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在解决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上发挥积极作用，这部分人中包括新增的大学毕业就业人员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区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社区融合。

北京企业主和农民获得感最高，党政干部和经理人员获得感最低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与保障。基于对北京市常住居民的调查发现，北京市常住居民获得感整体较高。其中，北京户籍居民获得感高于外地户籍常住居民；体制内群体、高收入群体、参加社会保障群体，以及享有单位福利分房、保障性住房和购买商品房资质的居民获得感要高于平均水平。

进一步分析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群体的获得感差异。第一，从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来看，企业主阶层和农民阶层获得感最高，均为3.9分；而党政干部和经理人员阶层获得感最低，均为3.4分。整体而言，除了企业主等个别阶层之外，随着社会阶层地位的上升，人们的获得感逐渐下降，大致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

第二，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事实上，增加居民获得感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是提升居民收入，对此，“十三五”规划报告中也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也表明人们收入水平与主观生活质量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居民获得感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不同学历群体来看，随着学历的提高，获得感也不断提升，二者同样呈现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学历者往往能够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与收入，在获得感上相应地也呈现更高的水平。

第四，从不同就业单位从业人员来看，获得感最高的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获得感最低的是军队。总的来说，体制内单位的获得感整体高。

从前面的统计结果来看，体制内的党政干部的获得感在各阶层群体中是最低的。可以看出，体制内从业人员的获得感高于体制外从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党政干部。虽然党政干部地位高，但是其所承担的职业压力和工作责任与之实际获得不对等，这是其获得感偏低的重要原因。

第五，从不同社会保障参与群体来看，享有各项社会保障的群体的获得感均比其他群体要强。一般来看，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安全阀”的功能，保证人们安居乐业。但是，在被调查的北京市常住居民中，有85.6%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养老保险，有81.8%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医疗保险，有80.8%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工伤保险，有77.9%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失业保险，有74.9%的被调查者参加了生育保险，有71.4%的被调查者享有住房公积金待遇。可以看出，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较高，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第六，从不同住房条件群体来看，获得感最强的是享有单位福利分房的群体；排在第二位的是自购商品房群体，第三位的是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和自住商品房群体。近些年来，北京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居有所住”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对此，政府出台了诸多举措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同时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加大保障房供给。可以看出，住房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获得感，其中，那些通过政策保障解决住房问题的群体的获得感是最强的，尤其是享有单位福利分房的群体，这些群体往往通过比市场要低很多的价格获得具有产权性质的住房。另外，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往往通过市场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他们的获得感也排在前列。

公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影响对环境、交通方面的评价较高，担心房价上涨和就业压力加大

2016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第三个年头，三年来，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围绕北京市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及相关举措的态度及行为选择、政府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过程中依法行政情况等内容进行了系列调查。调查研究发现，公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知晓度明显提升，对交通、医疗等举措更加关注。公众普遍反映政府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信息公开、意见反馈渠道的建设较为完善，但对行政执法情况评价一般。总体来看，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影响持积极态度，整体行为选择比较缓和，对依法行政和规范执法的期待较高。

蓝皮书指出，公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影响对环境、交通方面的评价较高，担心房价上涨和就业压力加大

就城市层面的影响而言，在谈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对北京已经产生的影响时，调查对象对政策影响的评价褒贬不一，总体评价仍以积极影响为主。具体来看，公众认为在实际政策实施中对北京已经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空气质量变好、环境污染改善（21.3%）、交通拥堵改善（19.4%）、城市综合地位上升（17.2%），同时其他有益影响还包括人口压力减少（15.6%）、社会治安变好（15.0%）等方面。

而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主要集中在房价上升（15.4%）、人口压力增大（14.2%），同时，有部分受访者担心交通拥堵加重（6.7%）、就业压力更大（6.1%）。

据此，综合上述结果来看，公众普遍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影响多为积极方面，主要集中在环境质量和交通方面，消极影响则集中在房价、人口和就业方面。

就个人生活层面的影响而言，因“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个人整体的生活质量、水平有什么变化的评价，5分制下评价均值得分为3.45分，总体来看评价一般，超过半数（53.3%）的受访者表示没什么变化，38.6%的受访者表示变好一些，只有4.9%的受访者表示变好很多。总体来看，公众多数虽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实施持肯定态度，但尚未对自身生活产生大的影响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