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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

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蒋、宋之家庭生活亦不例外,也面临个性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姻亲之间的矛盾,与子嗣的困扰等问题。本文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大致拼接出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之情感历程。本文原题为《“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出自《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有删节。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福祉婚姻之典范?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关注、经久不衰的话题。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当我带着这样的疑惑,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寻找答案时,方感受到民国时期第一家庭的“经”尤为难念。蒋之笔下有关婚姻生活之记述,不仅太过简略,支离破碎,而且在宋美龄缺席作证的情况下,令人有真伪难辨之惑。诚如蒋本人曾在日记中所坦言:“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基于此,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所拼接的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之情感历程,或许有为蒋之单方证词所误导之处,其中难免亦有作者主观之误读,敬请阅者明察。

 

一  敬爱之难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此时,蒋已年进不惑,曾有过“狭邪自娱,沈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身边先后有过三位女性:一位是元配夫人毛福梅,蒋唯一亲生之子经国之母;一位为侍外家姚冶诚,蒋之养子纬国之养母;另一位是陪伴身边的女友陈洁如。


蒋与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对毛氏之憎恨与厌恶,甚至到了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的地步。蒋母病逝后,蒋与毛氏离异。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外家姚冶诚,则因姚之嗜赌、无礼而怨恨不堪,懊恼不已。蒋曾考虑与姚氏分手,但考虑到“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蒋痛感“离舍两难,再三踌蹰,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蒋对上海女学生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因陈之年少无知,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颇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直至遇到宋美龄,蒋之感情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乐”。蒋介石笔下与宋美龄之恋情是“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并由衷地感叹“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蒋眼中之新娘美龄宛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处”之感。新婚燕尔之际,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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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身边曾经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龄之家世、才学与品貌显有天壤之别。此时的蒋介石虽已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地位尚未巩固。1927年8月,他因军事指挥失利,受到内部桂系军事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攻击而下野。细读这一时期蒋之日记,其笔端对宋美龄之爱慕,除去英雄爱美人之自然情愫外,其内心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为爱所轻”。


1927年6月13日,处于热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家大姐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1927年10月,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太夫人虽面允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欲美龄来日,恐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规诫妹婿,以其“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蒋颇不以为然,为自己辩解:“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


因为宋家非同寻常之家世背景,蒋对宋美龄的感情显然多了一分“敬爱”。1928年1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三妹怜爱可敬。”当日下午,美龄陪同蒋走访胞妹蒋瑞莲,虽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蒋“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1月8日,蒋接到美龄来函,“悲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蒋当即复信后,美龄却迟迟未回,蒋之内心颇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复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爱之难制也”。1月20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


宋美龄之规谏与劝诫,对蒋之修身自新,“内助之贤”非同寻常。1928年1月22日,婚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蒋在日记中记道:“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谓做一日,算一日,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尝教余者也。余惟尽其心力,至明日之祸福成败,只有听之而已。”3月4日,记称:“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4月23日,又记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浓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蒋在日记中称:“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谓:“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


蒋对宋美龄“敬爱之难制”的背后,其实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记中抱怨:“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古人云:“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蒋于1942年3月6日在日记中抄录此段古人之格言,并颇为共鸣,认为“乃有至理也”。蒋落笔之际的心境,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压抑之苦?或许出于某种对无拘无束、自由鲜活恋情之向往,蒋于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铁卢”、退守台湾之际,依然对34年前之恋人李子青想念尤切,发出“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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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妻而不能同居


蒋介石虽对宋美龄敬爱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幼养成之顽梗、暴戾性情很难尽克。蜜月未过,蒋、宋二人便因个性不和,发生激烈争执。1927年12月29日,蒋一大早到事务所办公后,因宋美龄“外出寂寞,心甚不乐”。谁知美龄得知蒋的不快后,非但没有歉意,却表露出大小姐的“骄矜”,令蒋不计“强梗之失礼”,与其发生激烈争执。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


宋美龄因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起居与饮食习惯都非常西化,很难适应蒋介石军人出身所养成的刻板规律的生活,加之体弱多病,婚后的宋美龄经常住在上海。


蒋一人独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时生龃龉。1928年1月11日,蒋接到美龄不来之电后,“若有所失”,继续复电,希望美龄能回心转意。13日,得知美龄依然不肯来之后,蒋“抑郁不知所事”。美龄之复电“劝戒并来”,令蒋深感惭惶,“几不成眠”。15日,宋美龄终于屈就前来,蒋赶往下关迎接,“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顽梗也”。


结婚周年之际,因宋美龄体弱多病,蒋依然为独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蒋上午陪同宋美龄到吴淞游玩后,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郁沉闷,不禁在日记中慨叹:“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当晚,蒋独自一人登车返回南京,意兴萧然,“梦魂不安”。此后一段时期内,蒋备受孤独的煎熬,情绪低落。2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公事疑虑,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呜呼﹗”30日,又记曰:“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


2月6日,蒋又在日记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余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蒋依然独自一人,内心之凄苦可想而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无时得终息,思家兼思妻,我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爱子之心也。呜呼!中正之罪,上通于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岂可言乎。自吾母死后,几将十年,无如此悲惨痛苦矣。呜呼!”次日,大年初一,蒋一人在家“读诗看书,寂寞已极”,不禁感慨系之,叹曰:“以我之地位而为孤寡之不若,谁其知之。”


1931年2月16日,婚后的第三个除夕之夜,蒋又因“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痛感:“世人可怜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蒋对独居之苦虽叹惜不止,但亦无可奈何,只得在日记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于家人之道亦应如此乎?”


蒋、宋婚后头三年中,蒋因戎马倥偬之故,类似之“不愿与妻乐别”之一幕时常发生。1930年12月4日,蒋于日记中称:“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蒋又在日记中反省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二字不清)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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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事难言”


一般说法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霭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透过日记中前后左右相关之记述,可以看出,蒋与宋、孔两大姻亲矛盾纠葛之内情可能远较一般说法要复杂得多。


蒋早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便对宋子文心怀不满。1926年7月,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负责筹措军费。7月26日,蒋在日记中为战费事,批评“子文吝刻,使人难堪”。12月26日,蒋又在日记中责备“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财政无法为由,向蒋提请辞职。蒋认为宋之辞职是一种要挟、压迫,慨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


蒋复职后,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0年1月又提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一个花钱,一个管钱,很快又冲突不断。1928年3月间,蒋因宋子文筹款不力,暴烈躁急,两度迁怒于宋美龄,令其忧闷不已。5月28日,蒋又为“子文阴谋擅权”,暴怒难遏,伤及美龄。美龄生气而别后,蒋心中“时觉歉惶,但有黯然销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回忆称:宋家六个孩子分成两派: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子良为一方;宋子文、宋庆龄和宋子安为另一方。蒋介石与宋子文之矛盾终因无法调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蒋介石允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蒋如释重负,30日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子文辞职照准,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自1929年8月,宋美龄因流产大病一场后,1929年8月25日,蒋在日记中称:“在家陪妻养病。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1935年8月21日,陈诚在致其妻家书中提及美龄再次小产,云:“委座赴京,夫人同行否?以其望小孩之切,此次又小产,实可惜。然无小孩亦有好处,不然决不能如此自由行动。”无后之忧便成为蒋、宋婚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大姐宋霭龄的刻意经营下,孔之家人逐渐将蒋包围,成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长子经国滞俄未归一直是蒋的一块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携孔令俊、孔令伟来到奉化乡间,与蒋氏夫妇相聚。为排解蒋思子之忧,宋家大姐主动提及营救经国回国的事,令蒋非常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孔姊与吾妻对经儿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宋家大姐不仅忧蒋之所忧,还投其所好,对蒋本人不吝溢美之词,深得蒋之欢心。蒋在日记中记曰:“蔼姐以奉化山高土浓、树直水清,而岩险瀑激,包括我个人之性情。余亦以为然也。”


孔家诸甥的陪伴与谈笑欢乐,让蒋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悦,谓:“大姐诸甥与子良皆甚欢乐,为自生以来所未有。余夫妇当亦甚乐。”喜悦放松之心情,跃然纸上。类似之孔家大姐携诸甥陪同蒋氏夫妇游乐嬉戏的一幕,在1930年代蒋之日记中时常可见。当蒋处于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心情抑郁难解时,孔家大姐及诸甥时常陪伴其旁。1931年3月8日,蒋因扣留胡汉民引发政坛轩然大波,内心焦虑紧张之际,在日记中记称:“下午与大姊三妹诸甥、哲生等在陵园管理会屋后野餐,自行烹调乐也”,“近日郁积之气,为之一伸”。蒋氏夫妇生日、节庆日或返乡省亲等亲人团聚时刻,孔氏家人总是紧随其后。1931年3月3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陪妻游览郊外,以祝其今日为旧历三十三岁之诞辰也。惟我夫妻与仪甥知之,不使外人闻知,以此自测我夫妻德业之进退,事业不足奇,德业乃为可贵也。”由于宋霭龄之刻意经营,或者说因为宋子文缺少与蒋之间的亲情沟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终由孔祥熙出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


宋美龄会同其大姐与诸甥所精心营造之家庭氛围,“妻甥唱和”,令蒋“聊以自解”, “颇有家庭之乐”。蒋虽亦曾不禁感慨:“仅夫妻二人,虽无子女,亦甚乐也。”但在其内心深处,对亲子之思念时刻萦绕于怀。1931年11、12月间,蒋因遭受内外攻击,准备以退为进,辞职下野。人生失意之时,思儿之切尤难置怀。11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甚为经儿忧虑,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亲诞辰前夜,蒋内心悲痛难掩,“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蒋又记称:“经国赴俄不归,民国扶持未长,皆欲使我一旦弃去,而今日又为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


蒋对子嗣问题忧虑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后还有难言之隐,即忧虑经国、纬国二子与继母宋美龄之关系。蒋经国因1925年便赴苏留学,自然未曾与宋美龄谋面。蒋纬国则一直由养母姚冶诚抚养,从蒋的日记来看,亦从未见过宋美龄。出于对家事之担忧,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离乡回任途中,向宋美龄提及自己死后之家事,以代“遗嘱”:“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蒋经国与蒋纬国二子“认母”之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1936年10月,蒋纬国赴德留学前夕,蒋本欲让纬国与宋美龄见面相认,但因“家中意见不洽”,令蒋“最为苦闷”。最终,纬国“如期出国,不稍留恋”。蒋显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是月反省录中称:“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 11月1日,又在日记中感慨道:“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不过,让蒋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从俄国大使处得知,“经国可以回国,并言前时经国托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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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劫后余生的蒋介石终于迎来期待12年之久的父子重逢。1937年4月18日,适值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0周年纪念日,蒋经国由苏联回到杭州。蒋对父子重逢,感慨万千:“十年苦斗奋勉不知费尽多少心血,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宗为子孙节操之苦,前有吾母,今有小子,上帝不负苦心人乃如此也,可不勉乎。”但重逢之喜悦很快又为“家事烦恼”所冲淡。4月19日,蒋在杭州见过经国后,次日,“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从蒋当年所记杂录来看,“烦恼”之根源在于宋美龄的“虚荣心”与“妒嫉心”。蒋谓:“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 1940年10月蒋纬国与宋美龄之相认也同样历经波折,引发蒋、宋之间的情感危机。

 


四  夫妻和乐同道,足以制胜一切忧患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古今中外所未有之空前危局,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五年生聚,五年教训,无声无臭,埋头干去”。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的他,随着岁月与经验之俱进,“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曾几何时,在忧患的历练下,蒋已成长为国人心目中真正意义上之国家领袖。曾以“诤友”之姿态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胡适,此时公开承认:“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先生说的‘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在领袖成长的背后,“得力于内助者实非浅鲜”。在接踵而至的外侮与内叛面前,蒋因精神长期高度紧张,时现拮据不安之象,“语无伦次,心如悬罄,粗急异甚,是诚忙迫无片暇之故,反致坏事也”。忧患之际,“所幸夫妻和睦,爱情益贤,家庭之乐聊以自慰也”。为排解蒋内心之焦虑,宋美龄时常陪蒋游历于林泉山水之间,蒋因“林泉睡眠妻旁,为之心安”。每次蒋因军事空暇返沪休息时,美龄都精心准备,令蒋赞叹不已:“妻盛装整室相候,敬礼如宾,欣慰快乐”;“家中布置与结构之雅洁,惟有妻能之”。蒋因辛劳忧勤,身体不适时,“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蒋对宋美龄的感情因忧患之磨炼而历久弥笃,时常在日记中感叹:“妻爱至久弥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 “夫妻和乐同道,足以制胜一切忧患也”; “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论者有谓:1927年底,蒋、宋联姻,婚后的宋美龄广泛参与政治,涵盖了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诸多领域,为蒋介石提供了全方位的决策动力,10年内完成了从贤内助到政治人的转变。这一论断有先入为主之嫌,对宋美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明显估计过高。时人吴国桢曾在回忆中批驳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宋美龄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很大,对蒋介石的影响也很大。吴指出:“也许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蒋夫人对蒋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决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1931年我给蒋介石当了3天私人秘书,我看那时的蒋已年过40岁,而蒋夫人风华正茂,她也许在一些小事上对蒋有所影响,正如一个美妻常常会对老头儿有所影响一样。蒋夫人受到指责,是因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这给外界人士以这样一种表象,即孔祥熙与宋子文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才得到了蒋的宠信。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响比蒋夫人大得多。至于宋子文,虽然中国人在感情上总认为亲戚要比非亲好,但蒋夫人从来不喜欢宋子文。”吴国桢认为,宋美龄“在对外国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方面对蒋是有用的。首先蒋需要一个口译员,在非常机密的谈话中,他还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译员?其次,他认为蒋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对付美国人。除此之外,我并不认为她有多大影响,特别是在蒋决心将台湾的权力交给他儿子之后。这也很可能因为夫人已年过60了,她的影响真可谓是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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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一个10年时期,蒋介石笔下的宋美龄多出现在私领域中,陪同其同消遣娱乐,消愁解忧,为其护病保身,无微不至。此一时期,宋美龄虽有立法委员、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等公职,但蒋在日记中对其在公领域的关注非常有限。1928年10月31日,蒋获知宋美龄当选为立法委员后,“于心喜而不安”。蒋认为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表现可圈可点,于1936年2月8日在日记中称赞其“勤奋可感,会务为之一振,空军必有长足进步也”。10月13日,又记称:“晚因妻病甚忧,而彼对空军之整理不愿因病稍缓,爱国心切,实此罕见,惟鉴上帝护佑,祝其痊愈也。”


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蒋、宋之家庭生活亦不例外。因个性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姻亲之间的矛盾,与子嗣问题的困扰,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既有爱情与矛盾的交织缠绕,同时亦因忧患之历练而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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