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外交是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外交史的一大关键转折，然而迄今学术研究甚少，民初以来之政治宣传仍不断复制，许多误解持续以讹传讹，影响国人历史认知甚深。

帝制外交探讨

欧战爆发不久即演变为壕沟战，战事持久化。1915年下半年，协约国在东线战事吃紧，英国亟谋补足俄国军火缺口，乃在中国试探购买枪械之可能，遂有巴克斯军火案及梁士诒军火案的交涉。巴克斯案虽很有可能是骗局，但在洪宪帝制运动期间，伦敦及驻华使领并不知道内情，相信中国政府手中控有大批军火及兵工厂可以争取利用。梁士诒军火案则与中国参战问题及帝制运动密切相关，两案都是理解英国对洪宪帝制态度的重要语境。

袁世凯早有称帝之心，一直在试探各国对帝制的态度，1915年7月袁氏派顾维钧出使墨西哥（旋改使美国），可视为帝制外交的端绪。8月到10月中旬，帝制运动在国内外皆顺利推动，在华列强马首之英国，虽愿支持袁氏，但质疑帝制之时机；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9月间对中国帝制表达善意，英使朱尔典遂于10月初也附和赞成。其他列强无论是协约国、同盟国还是中立国，都表示欢迎或不干涉，帝制派似乎认为胜券在握，遂于10月6日正式启动变更国体之法律解决程序。

然而日本朝野之反袁意见在10月上旬不断增强，14日阁议决定干涉帝制，以缓和国内各方政治压力，并宣示东亚领导地位，乃积极联络列强，且不待各国都回复同意、取得英国政府谅解就断然快速行动，28日主导提出第一次劝告。协约列强不得不追随，但对日本建立东亚霸权有戒心。斯时袁世凯及帝制派骑虎难下，国民代表选举及国体投票正顺利展开，若接受列强劝告而中止，必大伤颜面威信，且有引起动乱之虞，因而不愿示弱。中日双方都认为帝制是否延缓，与国家体面密切相关，不能让步。袁世凯稍做妥协，暗示本年内不改制，日本对中国答复不能满意，准备联系列强再提出第二次劝告。

袁世凯及帝制派于11月初提出中国参战建议，主要动机在于：联好英、俄、法三国，得其支持袁氏帝制，牵制日本主导之帝制延期劝告。协约列强之支持中国参战，希望能驱逐德国在华势力，去除阴谋根源，打击德国战志，并可取得中国军火与兵工厂，还可增强对华影响，防止日本独霸。日本为确立其在华主导地位，坚决反对中国参战。英国主导之中国参战与日本主导之劝告延缓帝制正面冲撞，为东亚外交主导权激烈交锋。然而此时协约国在巴尔干战场遭到重挫，日本又发动强烈反英新闻战，11月底英国政府决心对日妥协，日本确立东亚代言人地位，中国参战案严重受挫。袁世凯之“联英制日”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撑，弄巧成拙，反而使日本朝野除去袁世凯的决心更加坚定。但就帝制运动而言，参战案将第二次劝告拖延半个月，争取到顺利完成国体投票的时间。

11月中旬东京阁议决定联络协约国进行第二次劝告，在参战问题告一段落后，继续与列强协商。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15日日本领导协约列强提出第二次劝告。袁世凯对日妥协，表示愿意“亲善提携”，日本乃与列强商议袁氏登基日期。然而在此关键时刻，陆宗舆听错石井意思，北京自行与各国商议2月初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愚，严厉谴责，中日外交事实上已然破裂，日本军方决定自行其是。12月25日不只是护国军起事之日，也是中日外交决裂之日。

护国军实力虽不强大，起事后一个月内并无响应者，但因地处偏远，政府军无法快速镇压，反帝制声势渐起。同时云南起事也让帝制运动加速进行，帝制派知延迟登基危险甚大，联络各地军人纷纷上书请速正大位。袁世凯于1915年底颁行洪宪年号，预备1916年2月登基。此时各国多支持袁氏，准备承认帝制，日本政府受到外交压力，有意观望，而军方及志士、浪人等强硬派则加紧援助反袁势力。同时袁世凯准备派遣特使赴日，并要陆使与日本政府交涉登基，但仍坚持不肯交换利益。袁氏认定各国都愿意承认帝制，日本受到强大压力，不能长期独自拒绝。然而他低估了日本各界对他的敌意，1916年1月19日东京阁议决定不承认帝制。21日石井告诉陆使日本反对帝制，同时袁世凯宣布延缓登基，至此袁氏登基的最后一张王牌（德奥先承认）失去作用，协约各国遂决心追随日本。

袁世凯暂缓登基之计划，专力于平定内乱，列强暂取形势观望态度。然而日本大力支持各地反袁力量，1月27日贵州独立，袁世凯见局势不利，2月23日正式宣布缓正大位。此时北洋军主力到达川南，护国军战事受挫，唐继尧已安排流亡海外事宜，袁世凯希望取得军事胜利后，可安排有利条件。然而3月7日东京阁议决定援助护国军，坚决倒袁，反袁派声势大涨，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东不稳，并危及四川。至此袁氏知道不再能同时对抗日本与内部叛乱，22日宣布撤销帝制，对内停战媾和，希望能维持总统权位；同时对日谋求妥协，表示愿意出让部分利益。然而内则独立各省坚持要袁氏退位，帝制派人心涣散；外则日本运用各种手段逼迫袁氏，又支持各派反袁势力，务必要让袁世凯完全退出政坛，英美则支持袁氏继续当总统，以维持全国秩序，日美角力，英国夹在中间，处境尴尬。袁世凯在局势十分不利时，一度有流亡美国的计划，随即病死，消解了棘手的出处问题。

国际外交与洪宪帝制

洪宪帝制与全球及东亚外交密切相关。欧战前的东亚外交，由英日同盟维持列强在华均势，英国支持袁世凯，认为他有实力、能力维持中国之统一与秩序，维护各国条约权益，促进贸易，又可抵制日本。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氏有强烈好感，极力助之。

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于欧陆战场，远东遂由日本独擅胜场，俨然东亚宪兵。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对德宣战，攻占青岛，乘势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奈良冈聪智在近著中指出，欧战爆发前日本外交环境不恶，与中国及欧美列强关系良好。参战后日本积极扩张权利，外交环境急遽恶化。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让中国自此视日本为侵略者，对日抵制，相互对抗，并引发五四运动，成为日后中日对立的原点。同时英美对日本不顾信义扩张之戒心加深，支持中国牵制日本，对日本之欧美外交也是一大转变，因此“二十一条要求”是中日对立及东亚外交之转折点。

然而远东外交真正的实质性转变在洪宪帝制期间。“二十一条”交涉中，日本只取得表面上的胜利；迨袁氏推动帝制，日本乘机干涉，袁世凯用参战问题对抗。然而适逢英国兵败加里波利，加以巴尔干战事重挫，对日本依赖加深，决心承认日本在东亚外交的主导权，并在1916年初向日本提出海军援助要求。英国虽然同情袁氏称帝，但是为了欧战大局，不能和美国合作强力支持袁世凯；日本遂得以全力支持中国反袁势力，贯彻倒袁政策，去除大陆扩张之最大障碍。从1915年1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至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止，中日激烈交锋一年半，日本终得以强压中国。必须将“二十一条”交涉到洪宪帝制做连贯的考察，并与全球外交相联结，才能对东亚外交与中国外交之发展脉络有较完整的理解。 

袁氏帝制外交

袁世凯自何时起想称帝？此问题并非本书之主要关怀，然从外交史角度观之，至迟在1915年7月派顾维钧出使，帝制外交已然启动。洪宪帝制外交之决策，由袁世凯亲自主持，手腕灵活。袁氏对外交十分重视且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洪宪帝制运动期间，重要外交收发电都要呈览。帝制外交主要的执行者是陆征祥、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顾维钧等。

陆征祥是民初袁氏的主要外交助手，帝制期间任外交总长，有时兼任国务卿，他虽反对帝制，但袁氏待之太厚，又认为袁氏才识过人，尤富魄力，希望他能振兴中国，故竭力辅助。陆氏对外交涉时，颇能坚守国家主权与尊严。税务督办梁士诒是帝制派要角，经手许多秘密交涉，手腕高明，在英国军火交易案及参战案中都是主角，有英国外交官称他是中国的马基亚维利。外交次长曹汝霖是处理对日外交之关键人物，深受袁世凯信任，参与机密会议。他对日人脉颇丰，但喜在报端放消息，制造帝制顺利风潮，形成声势，往往不惜泄露外交机密，弄巧成拙；又喜走小路，联络日本在野政客，很让陆宗舆担心。

驻日公使陆宗舆自始反对帝制，但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他颇冷静务实，早在1915年10月即察觉日本新任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的反袁意图，屡劝袁氏暂缓帝制以待欧战结束，然而未得采纳。总统府礼官蔡廷干秉承袁氏旨意，与英美办理秘密交涉。总统府顾问莫理循则常被咨询，但未受信任，有时擅自行动，遭袁氏撇清。英国外交官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日本军方情报人员认定他反日，是在华抵制日本行动的中坚分子。A．Philip Jones认为：“对中国参战的鼓吹，莫理循有机会促成个人之大胜利，但是他设计助袁的计划，适得其反增加了日本的敌意，拉下中国。”

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全力支持袁世凯，但他在1915年遭逢一连串挫折，夏季巴克斯军火案、年底中国参战案和中英同盟案受日本新闻攻击，迭受严重打击。1916年初夏袁世凯去世，朱使抱怨英国政府背叛袁氏，也谴责自己在袁氏最需要帮助时让他失望，心情沮丧，11月黯然离华回英休假，直到次年10月才返回北京任所。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也支持袁氏，最后还安排袁氏下野后流亡美国。

袁氏重视新闻宣传战，顾维钧出使美国，用董显光及美国友人影响舆论。陆宗舆在东京及曹汝霖在北京，将日本记者桑田丰藏发电稿提供给日本报界。施肇基在伦敦运用报纸报道中国专版做宣传，并密集报告英国舆论。袁氏善于分化日本内部，在元老、内阁、政党、议会、舆论之间操弄；由档案所见，陆使常会见加藤高明（政党领袖）、高田早苗（文部大臣），也和元老及寺内正毅一派等有联系。

袁世凯擅长“以夷制夷”，帝制期间运用出售军火及驱逐德侨拉拢英、俄、法，以参战抵制日本，用德奥率先承认牵制协约列强，又离间英美与日本在华之利益竞争，手段高明。当时日本最害怕袁氏称帝之同时对德宣战，必可得协约列强支持，取得与日本平等之大国地位，且担心袁氏若称帝成功，中国可能会统一富强。然而袁氏之外交终因大局不利，弄巧成拙，功亏一篑，身死名毁。

袁世凯帝制败于内政抑或外交？

 过去两岸革命党论述皆谓洪宪帝制违逆时代潮流，护国军起义后各地响应，北洋军也众叛亲离，袁世凯羞愤而死。英、日文著作则多称袁氏失败主因是日本反对，并强力支持反袁势力；若无日本支持，国内之反袁力量不成气候。

美籍韩裔学者Kwanha Yim早在1964年就认为：帝制失败主要取决于日本政策。欧战爆发让日本可以在华为所欲为，大隈发言支持，袁氏开始行动；当日本政府反对时，袁氏做两面妥协；当日本似乎准备接受既成事实妥协时，帝制几乎成功；日本决定不承认后，帝制运动停顿继而失败。朱尔典认定日本反袁是帝制失败的主要原因。陈刘洁贞指出：中国学界的大部分研究，或是集中于护国军，或是认为内部及日本的反对，对袁氏失败一样重要；然而朱使确信日本是主要煽动者，一开始鼓励帝制运动，然后在运动高潮时反对之。南方的反叛有无日本支持可能都会发生，袁氏早在南方反对前就发现必须延缓登基，第一个软弱行动很快引发第二个、第三个；袁氏日增的迟疑犹豫，影响在南方作战的政府军的士气。英国史家Peter Lowe称：1915～1916年的事件，是日本的胜利，袁世凯意图建立帝制完全失败。

日本学者也持同样观点，臼井胜美及北冈伸一都明确指出：日本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与浪人合作全力倒袁；到3月7日的阁议决定及其后实际的施行，终于让袁世凯垮台身死。

笔者认为，袁世凯在帝制期间之运用军火案及参战案，对日本形成强大外交压力，袁氏之外交手段更加深日本朝野倒袁之决心；加以当时欧战局势对协约国不利，英国不得不对日让步，外交因素应是帝制失败的主因。然而，由于笔者未对洪宪帝制的内政部分做研究，对此问题只能提出外交史视角的观察，谨供学界进一步讨论时之参考。

日本与洪宪帝制

 日本是否在洪宪帝制时有意欲擒故纵？笔者认为此应非日本当局预设的计谋，系逐步发展而成。先是黑龙会内田良平有此设想，对陆军产生影响；帝制运动时，军方与浪人合作，实行反袁；最后阁议决定倒袁，公然介入中国内政。

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似乎有两种基本思路。元老经历日本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常持戒慎恐惧之念，注重与列强协调，着意于“保全中国”，维护东亚全局；希望利用欧战良机，与中国建立开诚亲善提携关系，视袁世凯为可敬对手，主张笼络之，以奠定东亚大局稳固基础。年青一代军人及官僚则醉心于帝国主义外交，视欧战为称霸东亚之天佑，致力于取得东亚主导地位，让列强追随日本，中国更要对日本的优越地位有觉悟，接受提携指导。

“二十一条”交涉时，中国外交在袁世凯指挥下表现优异，攻守有序。日本政府则遭内外牵制，以狮子搏兔之力，仅勉强获得表面上的胜利。其后，日本朝野多认定袁氏是“大陆政策”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洪宪帝制正给日本干涉以最好口实，各方在反袁一事上空前团结，元老与袁氏提携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持重主张，逐渐被浪人、志士、军方及舆论压倒，最后形成军方主导之反袁政策，阻止其登基，并支持中国各方反袁势力，露骨干涉中国内政，帝国主义外交于焉形成。袁死之后，中国再无可与日本对抗之中央强人，此后北洋派对日虚与委蛇，表面亲善提携，但绝不心服，不断抵制。西南及革命党也不愿听命于日本，中国民族主义依然排日反日。

总之，洪宪帝制时期日本之露骨介入，让中日互信之基础愈发薄弱，徒然激化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列强之疑惧，日本四面树敌，并未得实惠。欧战方告结束，巴黎和会前夕中国外交又转到“联美制日”，中日再次正面争锋。洪宪帝制对于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实不下于“二十一条”交涉。

为日本去一大敌？

护国军与革命党之宣传袁氏卖国称帝，当时或出于爱国义愤，或出于宣传需要，然事后仍不断渲染，坐实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丧权换取日本支持称帝，以及称帝过程中对日送礼的罪状，日后并写进教科书，长期影响国人的历史理解与认知。

经由笔者研究，可知袁世凯始终坚持中国之自主与体面，不肯对日迁就，殆为其失败主因。他的外交手段十分辛辣，深为日本所忌恨。世传袁世凯死前撰有自挽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此自挽虽出处不明，但前联与1916年4月中旬，梁士诒携梁启超复电见袁氏，袁随阅随批，在“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旁，批云：“敌国忌恨，讵非伟人？” 两者意思相通。证诸笔者之研究，袁氏认为自己之失败“为日本去一大敌”，绝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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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外交

唐启华/著

2017年8月

《洪宪帝制外交》一书为民国外交史研究者唐启华教授的最新成果。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书中，作者运用中、英、日三方档案，描述了洪宪帝制外交的复杂面相，对于袁世凯帝制的失败也有所讨论。本文摘自该书的结论部分。